过去，汲县老城聚大气、秀气、人气于一体的地方，非大礼堂前莫属。大礼堂广场和宽阔的西城门桥相连，大气；护城河形成的湖泊清澈见底，碧波涟漪，河岸杨柳依依，秀气；桥这边是县政府机关庄严，那边是马市街喧闹繁华，人气。当年，选址人可谓用心良苦。
　　 走近仰望，大礼堂大门，高台阶，粗门柱，宽门廊，出厦屋檐和门额一条直线，规矩的几何线条还有点北京人大会堂的味道。不过，站在西门桥上远观，屋檐直线上方，有三角形状的高大屋顶，三角底线上露出一个半圆的大亮窗，整体造型和北京大会堂同中有异，显得别具一格。即使现代人审美，除了沧桑破旧，然其造型，匠心独运，毫不落伍。
　　 大礼堂门上横梁匾额，镌刻着“汲县人民大礼堂”七个大字，秀丽刚劲，和大礼堂珠联璧合，相得益彰。小时候，小伙伴们口口相传，说是同学徐承谋的父亲书写。最早写得是汲县人民大会堂，以后又写的“礼”字，换掉了“会”字，现在的七个字并非一气呵成。
　　 汲县人民大礼堂大字的右侧，有一行竖写小字：1959年12月31日竣工。给人以只争朝夕的紧迫，又有辞旧迎新的喜庆。说紧迫，工程建设抢工期干到岁末几小时；说喜庆，新建筑迎来新一年。
　　 1958年党中央发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号召，全国大跃进，北京是楷模，人大会堂、革博、军博、民宫、车站等十大建筑，拔地而起。汲县闻风而动，时称汲县三大建筑的大礼堂、百货大楼和汲县饭店，本来激情燃烧的口号，是向国庆10周年献礼，可是，夜以继日的苦战，人也没能胜天，拖到了年底，接踵而至的1960年的大饥荒，迫使百货大楼、汲县饭店下马成为烂尾楼，大礼堂有幸草草收尾，60年代投入使用。
　　 那时候，大礼堂只要放映新电影，学校一般都会包场。记忆中，我在大礼堂看过的电影有《半夜歌声》，恐怖片，吓得夜夜蒙头睡觉；《一江春水向东流》苦难片，边看边流泪；《今天我休息》喜剧片，笑得前仰后合；还有《秋翁遇仙记》彩色片赏心悦目。不过，我和同学们最爱看国产战斗故事片，多为八一电影厂拍摄。每次，大礼堂放映，叮铃铃的电铃响过，场内寂然。当银幕上八一军徽，伴着雄壮的解放军进行曲闪闪放光，我和同学们就兴奋得不得了，总会情不自禁的鼓掌。《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上甘岭》、《小兵张嘎》等都是在大礼堂看的。
　　 大礼堂的电影也影响着小县城人的生活，电影人物的穿着打扮引领县城时尚，演《青春之歌》时，林道静那种发型和那种颜色的长围巾，甚至披围方式风靡全城女青年。电影里的经典道白，成了生活中调侃的语言，比如“不是我们无能，是共军太狡猾”、“唐司令到！”我们同学中，有个模样有点像电影里的猪头小队长，便落了个“小队长”的绰号，有次大家做了错事，挨老师批评，我们说“小队长”让干的。老师不明就里，说“班干部带头犯错误，把他撤职！”惹得大家窃笑不止。
　　 在打仗片里我最喜爱《铁道游击队》，在大礼堂里我至少看了三遍。我家住在县城，夜间京广线奔驰而过的火车隆隆声，近在耳边，让我产生无际遐想，我感觉，老洪、王强他们的故事就发生在家乡。我进过汲县车站站台，擦身而过的火车，确实像主题歌里唱的“飞驰的骏马”；停靠站台的铁闷子车皮，我观察了好大一会儿，越看越像刘洪飞车搞机枪的那列；车站附近的辛庄就是电影里的枣庄，幻想认定，辛庄路边有家门面商铺就是义和碳厂旧址。因为小时候对火车、铁道的钟情铭记，现在新拍的《铁道游击队》一眼就看出破绽，新电影里的铁道，铺的是水泥枕轨，汲县70年代末还是木枕轨哩，80年代才有水泥的，导演的硬伤，丢人现眼。后来，读到《铁道游击队》作者知侠的有关创作文章，他说，小时候，他住在家乡汲县的（道清）铁路边，父亲是铁路道班工人，他经常在铁路边玩耍，熟悉火车、车站、环境和运行规程，因而创作轻车熟路，风情描写手到擒来。艺术源于生活，老乡前辈写得《铁道游击队》里，绝对有汲县火车、车站、村庄的影子。我小时候的遐想，并非空穴来风。
　　 大礼堂放映新片，和新乡市的电影院之间跑片，大礼堂有跑片员，摩托车在全县城寥寥几辆，大礼堂的跑片员就配备一辆。往往能看到大礼堂台阶前，跑片员翻身下车，抱着拷贝追风赶月般向放映间跑的情景。说到跑片，道听途说的“文革”逸闻：大礼堂放映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纪录片，每次县委书记和领导班子全体成员，都亲自去接拷贝，敲锣打鼓，口号声声，十分隆重。放映员由于过度紧张，忙中出错，毛主席画面放映出来颠倒了，吓得尿了一裤。
　　 大礼堂的放映业务归新乡电影公司，当时，出版一份《新乡电影》小报，印刷的是蓝字，内容有电影简介，新片预告、影评文章以及新乡影院和汲县大礼堂的电影放映日期时间，很受欢迎，一毛钱一份，大礼堂有售。新片上映时，按图索骥，不乏有人骑车到新乡先睹为快。大礼堂还售电影名片，扑克牌大小，印制精美，上面印有明星头像，插曲歌谱，拥有者近似一种时尚身份，很自豪。
　　 如今，请客喝酒，那时请客，请大礼堂看电影，属于上档次的礼数；如新片首映，大礼堂一票难求，走后门托关系行贿，送电影票很能擒获人心。大礼堂还是恋人的幽园和圣殿，若是偷偷摸摸羞涩的进场，说明正谈着；如果手拉手旁若无人进场，就是婚姻已定，好像公告世人谁都别觊觎了。
　　 1972年，我领女友从郑州回汲县老家，请父母“面试”。和我妈关系最亲密的一位婶婶，闻讯送来两张大礼堂的电影票，演的是《卖花姑娘》，电影还在郑州热映。大礼堂的座位，过去是长条椅，后改上下翻动的座椅，总共34排，19和20排之间留过道，10至15排是电影最佳位置，婶婶送的票是12排1号、2号，两人挨着正中间。叔叔参加过抗美援朝，退伍后，在汲县某单位是个小领导，即使这样，叔叔弄到这样两张票，一定费了心思。电影插曲凄婉忧伤，但我感觉缠绵悠长，大概和我当时，看电影的心情有关吧。
　　 汲县大礼堂是我幼时的乐园，青春的记忆，心中的圣地，乡愁的载托。这些年，城市发展中的拆迁，令我对家乡的大礼堂忧心忡忡，我怕她一夜间被夷为平地，从此，大礼堂成为梦中的寻觅。
　　 毫无疑问，拆迁和建设是经济发展中的价值博弈，大礼堂是汲县厚重文化的历史标识，其实，她也是发展经济潜移默化的巨大推手。试想，如果西安没有了古城墙、大雁塔，还称其为西安吗？徒有其名的城市缺失魅力，何以让人钟情，何以筑巢引凤，发展经济无从谈起。汲县前车之鉴：倘若老城墙保留至今，一定高于现在道路通行的经济和社会价值。碧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历史文化何尝不是金山银山呢！有识之仕已把和汲县大礼堂同时代的郑州国棉厂的大门牌坊，列进省级文物保护，我为大礼堂祈祷，希望有一天她列进“文保”，让家乡儿女永无后顾之忧。
　　 汲县人民大礼堂，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