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父亲打来电话的时候，我正在流水线上作业着，两只手不停地拨弄流水线上的电子配件。我瞄了一眼手机屏幕，老爹俩字欢快地在屏幕上跳跃着。我的两只手腾不出来，只好任它响着。我知道不会有什么事，一准又是让我回去相亲。每年，这样的电话我不知道要接多少个，尤其是到冬天，特别是进入腊月后，农村婚龄男女的婚事就像跟着人们进入了焦灼的年关一样，似乎骤然变得急遽起来。电话铃声耐心地响了一分钟，终于挂断了，紧接着又响起来了。伴着机器的轰鸣声，透着一种不屈不挠的执着。我不觉咧了一下嘴，不知道是哭还是笑呢——父亲总是这样，认准的事，绝不中途歇气。我敢肯定，这个电话要是我不接的话，它能一直响到手机没电。
　　 我只好向值班组长喊了一嗓子，请替一下，接个电话。值班组长拉着一张茄子脸，边往我这儿走边嘟哝着，事儿多，多事儿，天天电话电话，也不知道有啥打的！你个龟孙子，老子啥时候天天电话了。我心里这么想，脸上却堆起笑容，说，组长辛苦，改日请你喝酒……边说边摁下接听键到车间外面。
　　 电话里，父亲的声音像春节老家放的二踢脚，我赶忙按了免提键，我怕若是挨着我耳朵的话会把我的耳鼓震破的。
　　 家宝，家宝，你听到了吗？
　　 爹，我在听呢。我耐着性子说。
　　 家宝你听我说，你赶紧回来，立即回来，现在就去车站买票坐车……
　　 怎么了爹？
　　 家宝我告诉你，你的婚事有着落了，赶紧回来……
　　 爹，我……
　　 电话已经挂断，父亲一贯都是这样，每每电话通知我回老家相亲时，都不等我回话就挂断了，我知道父亲的小心思，他是怕我找理由不回去呢。
　　 其实，父亲的担心是多余的，他都七十多岁的人了，我再也不想有违拗他的地方了，就像他每次让我回去相亲，我知道几无希望，也一定要赶回去一样。这次，当然也不例外。
　　 在女孩家的客厅里，我终于见到了媒人嘴里的“女孩很聪明很漂亮，就是左肩有点高，不细看是看不出残疾来的。”这个叫作佩佩的女孩了。
　　 我发现可不是像媒人说的那样，左肩有点高，而是左肩甲那儿明显地鼓起一个像小锅盖一样的包，很明显。我脑子里忽然出现了那句小时候母亲嘴里形容那种长得特别难看的人常说的“前锅子后锣子”来。先不看脸庞，我的心就灰了半截。
　　 如果不看那包的话，女孩别的方面与别的农村女孩无二：长发披肩、涂脂抹粉，描眉画眼，唇红齿白，沾上去的长睫毛忽闪得生动……
　　 闲扯了两句了，我就出来了。媒人让我先出去等他，我知道他是问女孩家的意思，大门外，父亲居然不知从哪里忽地跳出来，急急地问，家宝，怎么样，行不行？
　　 看我摇了摇头，父亲越发急了，声音提高了几十分贝，啊？怎么不行了？啊？他的声音招得几个远处的村民向这里张望，我的脸不觉一阵发烧，我想，一定也很红。
　　
　　 二
　　 背上的那个包算什么？又不影响生孩子不影响干活儿的，怕什么！何况人家还有工作！现在说个媳妇有多难，你又不是不知道！多少年了，十多年了吧？每年你李叔我不给你跑断腿，可是又有几个看上咱的？说句不客气的话吧，咱相貌平平，又没个技术，你说凭啥，啊？你说凭啥？媒人李叔上下嘴皮子翻飞着，嘴皮上翻起的干皮子在灯光下泛着银光，像是镶了一层银边。
　　 说媒已经成了李叔的职业，李叔年轻时是我们当地有名的瓦匠，后来随着楼房的盛行，纯瓦顶的逐渐减少，开始是预制板、后来是钢筋混凝土现浇顶，使得他的瓦匠手艺渐渐没了用武之地。他就开始转行养鸡、养猪、倒卖药材……近些年又开始给人说媒。
　　 李叔有一句我们当地都知道的名言：我当了一辈子老农民，这辈子说啥我倒不让我的儿子再当农民了。
　　 李叔说到做到，儿子初中毕业，没考上高中，李叔托关系让他到一家化肥厂上班，接着张罗着给他买房，说只有买了房才算真正成了城里人。没几年，县城的厂子纷纷倒闭，工人们下岗。李叔的儿子也没例外，成了今天街头卖橘子，明天又被城管撵得丢了秤杆翻了三轮车，后天又到服装市场去卖衣服的小商贩。
　　 儿媳妇一口气为李叔生了俩孙子，李叔找门路托关系，把二胎转到乡下，倒是没有因超生被罚款，却因为不是城市户口上学又成了问题，当然这是后话了。
　　 李叔的儿子至今仍在县城打游击，当然给不了李叔什么养老费，不光给不了李叔养老费，李叔还得时不时支持支持儿子，比如，大孙子上大学了，还缺个万儿八千的，儿子一开口，李叔赶紧给想办法拿出来。这样说来，李叔天天起早摸黑、唾沫星子飞溅地说媒挣钱也就不足为怪了。
　　 对了，李叔嘴里的佩佩有工作的事是这样的。
　　 佩佩中学毕业后，上了卫校，毕业后通过自己的勤奋好学考到一家医院做了合同制护士。
　　 李叔说得一点没错。
　　 我确实要长相没长相，要技术没技术，至今也就是个农民工、流水线工人。
　　 看着父亲灼灼的目光，听着李叔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话，我有种四周铜墙铁壁，唯有那个叫佩佩的女孩可救我的感觉。
　　 我说，李叔，别说了，我答应还不成吗？李叔的脸瞬间由阴云密布转为阳光明媚，而父亲脸上的每一条皱褶里皆开满了花儿！
　　
　　 三
　　 父亲边为李叔点烟，边说，他李叔，你再跟佩佩她爸妈说说，能不能先给孩子们把婚事办了，再慢慢买房子车子嘛。父亲的口气软软的，是那种小心翼翼的、商量的口吻。
　　 这个就不用说了，一来佩佩爸妈不会答应，二来佩佩自己也绝不会答应，现在的年轻人结婚，在县城买房，买车这是最基本的条件呀！
　　 我原来以为只要我吐口了，跟佩佩的婚事也就定了，让我万万想不到的是，佩佩提的条件居然与正常女孩无异。
　　 看着父亲着急的样子，我倒莫名地长舒了口气。父亲似乎被我的轻松激怒了，扭过头呵斥我：你小子别长出气，以为人家佩佩提的条件，咱做不到，趁机不用做这门亲事了，是不是，别以为你小子肚子里的小九九老子不知道，老子清楚着呢！
　　 我像偷东西被抓了个现行的小偷，脸一下红了。却拧着脖子说，难道我长出口气也有罪了？父亲白了我一眼，我缩回脖子，不敢再吱声。
　　 父亲给李叔点的是硬渠（我们当地最好的香烟——硬盒红旗渠），自己却点了支最便宜的，在商店都难以买到了的秋叶。记得我小时候这种香烟才几分钱一包，后来长到几毛一包，再后来长到一块一包。
　　 李叔抽的烟散发出的烟是灰色的、柔软的，飘飘悠悠从鼻子前经过时甚至留下一抹清香，父亲的劣质烟散发出的烟却是黑土色的、生硬的，直直地寻着人的鼻子戳进去，呛得人流泪。父亲只吸了一口，便被呛得咳嗽得停不下来了。
　　 咳咳咳，咳咳咳，咳咳……一连串的咳嗽憋得父亲的脸涨得通红。一口痰即将喷涌而出时，父亲捂着嘴往出跑。
　　 啊？他爹，你怎么吐血了？母亲的惊叫声让我一下跳出了屋子，父亲正弯着腰，两只手使劲儿拨拉着胸脯，似乎那儿有堵塞着的东西，需要使劲儿拨拉开才行似的。母亲边帮父亲捶着背，边惊恐地问，他爹，咋回事？啊？咋回事？
　　 父亲伸出一只手向母亲摆着，说，不碍事，都是，吸烟、烟呛的……说着父亲直起腰，笑了笑说，没事了。母亲埋怨着，成天就知道抽烟抽烟，看你近来天天咳咳咳、咳咳咳，咳嗽个没完没了，连我也跟着不让安生，睡觉都要被你的咳咳声吵醒，还抽！母亲噘着嘴，嗔怪着。
　　 我瞄了一眼父亲的那几口痰液，里面确实有一些红色的血丝。
　　 我说，爹，我带你去镇卫生院检查检查吧！
　　 父亲的眼珠子鼓起，瞪着我吼道，去你的吧，检查个头，不就抽了几口烟呛着了吗，有那么金贵吗？！
　　 看到父亲这么恼怒，我吓得噤了声。
　　
　　 四
　　 父亲答应了佩佩提出的所有的条件——在县城买房、买车、到酒店举办婚礼。我和佩佩的婚事也就彻底敲定了。
　　 李叔说，一切都按最低标准，也脱不下五十万。房子买二手的、车子买便宜的、婚纱照拍一般的，婚宴定最低档次的。
　　 这些天，只要我睁开眼就看到父亲在倒腾钱的事。我怀疑父亲整夜不睡。半夜让母亲打开柜子，把那些远远近近的存折一张张翻出来，那些存折年限不等，有的已经有了几十年之久，有的才两三个月。都是父亲数十年来一分一分攒下的。
　　 我是家里的第三个孩子，确切地说，是第八、或者第九个孩子。当年，大姐出生时，父亲还没有着急，反正还有老二呢，他盼着老二是小子，哪成想老二又是女孩，父亲就急了。按照当时的计划生育政策，已经不能再生了。二姐一出生，父亲急急地问接生婆是男是女，待听到“丫头”二字时，父亲虎着一张脸，扭身就出门去窗子底下抽旱烟了。任凭屋里的母亲因失血过多浑身筛糠似的抖得厉害，接生婆喊着父亲让给母亲冲碗红糖水喝，“咣咣咣”，父亲用他的旱烟袋敲击石条的声音作答。当然，这情景，我不可能看到，我是听跟我家住同院的三奶奶讲的。你小子可要争气哟，你爹为了要你，可没少淘神！后来，三奶奶又给我讲了很多关于我家的事，到最后说了这么一句话。三奶奶的话非但没有让我升腾起作为男孩应有的担当和气概，反而让我有种可笑又可气的感觉。
　　 接下来，父母的第三个孩子当然还远远不是我，而是三姐、四姐……三姐四姐送人了，而五姐、六姐，以及后面的几个姐姐都没来得及见天日，就被流产术引领进了另一个世界。
　　 在第八，或者第九个姐姐后，父亲已经对男孩不抱希望了，他在心里已经认定他是个不能为老王家传宗接代的绝户头了。已年过四十的母亲，也已经对生男孩彻底绝望了。
　　 奇迹，就是在这时出现的。
　　 当母亲以为已经到更年期，不来月事时，却没有想到他的儿子——我已经悄悄在她的肚子里安营扎寨了。
　　 直到我已经长到七个月大，在母亲的肚子里拳打脚踢时，母亲才想到会不会是又有了，才去镇上一家妇科卫生所做了检查，当B超医生明确地告诉她，已经怀孕七个月，并且是个男孩时。母亲忽然有种天旋地转的眩晕感，有一瞬间的意识空白了，要不是B超医生赶紧扶住母亲，母亲差点就摔倒了。母亲恢复正常后，说，摔倒我倒没事，摔着我的宝贝儿子可就坏大事了，孩子他爹还不吃了我！母亲的一本正经让B超医生抿嘴笑个不停。
　　 至于后来，父亲知道后是怎样的喝酒狂饮，把自己喝得酩酊大醉后，又唱又跳地疯狂喊着：“我有儿子了！我王山林也有自己的儿子了，我他妈不是绝户头了！”这些都是我道听途说的一点点而已，真实的情景不得而知。
　　 据说，从我出生起，父亲就开始一分一分为我攒钱了。在农村，生儿子、养儿子，给儿子盖房子、娶媳妇、抱孙子，这是一个农民最基本的本分，或者说是责任也好。
　　 父亲的那些存折很多已经泛黄也就不足为奇了。
　　 存折上的钱的数目都不一而足，有成千的，有数百的，甚至也有几十元的，我仔细看了，几十元的是三十年前存的，也就是我出生时存的。那时的钱还很值钱，几十元大约也相当于现在的上千元吧？
　　 父亲一心为我攒钱，在其他方面都是凑合了又凑合的。这不单表现在他从不添置衣服上。顺便说一句，父亲春秋的着装至今仍是数十年前的，上衣四个吊兜的深蓝色中山装，下身随便穿一条我不穿了的牛仔裤，脚上差不多一年四季都是一双军用鞋。咋一看，你会觉得像从八十年代走出来的人，可是你看到那条牛仔裤，又觉得不像，总之是，怎么说，有种不伦不类的感觉。
　　 父亲在吃穿上对自己苛刻也就罢了，对我的两个姐姐也是特别抠门儿。比如，从不给她们零花钱，每年极少给她们添置衣服，这就直接导致属于很多女孩该有的东西，姐姐们无法拥有。比如，好看的发卡、头花，有了女孩子的秘密时的小内衣什么的，姐姐们都没钱买。这都还在其次，最让姐姐们有意见的是父亲不让姐姐们上学。据说，俩姐姐当年学习都特别优秀，小学毕业后，本来考上了镇上的重点中学，父亲硬是不让她们上，说女娃子家的，识得自己的名字就行了，上那么多学有啥用！将来还不都是人家的人！姐姐的班主任三番五次上门做工作，希望父亲让她们继续上学，说按她们的成绩，初中毕业考个师范是很轻松的事，而师范也足够一个女孩子家用的了。然而，父亲就是不松口。为此，姐姐们多少是对父亲有点意见的。姐姐们十多岁开始到处打工挣钱后，就拼命地打扮自己，然后早早地找到自己的如意郎君嫁了，而且一个比一个嫁得远。一个青岛、一个无锡。也许是姐姐们太看不惯重男轻女的父亲了，她们居然很少回家，也极少跟家里联系。说是路远，回来一趟不容易，事实上，俩姐姐家的家庭条件都不错，就算每年坐飞机飞回来几次对她们来说，也不是什么事。可是人家就是不回来。我不知道姐姐们是不是真的故意跟父亲对着干，她们居然都只生了一个女儿就坚决不再生了。她们异口同声地说，只要优秀，一个女儿足够了，如果平平庸庸，要再多的儿子也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