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的春天，我坐车路过潼关。薄阴的天，黄土的高山和远处的黄河远远看过去有一点混沌，车子在潼关前停下来，我和朋友下了车，望着奔腾的黄河。那些略有混沌的河水，却是孕育华夏文明的功臣，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份子，我也在遥望河水的时候感受到了那份源自亘古的沧桑。
　　 西安人说起抗日，最骄傲的是日本人到底打不进咱潼关。每个老陕说起潼关都带有自豪的神色。是的，潼关，这陕西的门户最终让侵略者望而却步，最后不得不在西安城里狂轰乱炸一通，以解内心郁闷。
　　 “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潼关，自古就是关中的门户，但真正抵挡住侵略者脚步的不是关隘的险峻而是关中冷娃的鲜血和生命。
　　 “生、冷、蹭、倔”是很多人对陕西人性格的总结概括。关中一带的平原，自古以来就是风调雨顺的风水宝地，孕育了十三朝古都的繁华厚重，也养育了关中人质朴的性格。
　　 关中冷娃，我觉得这个“冷”是结合了冷和楞在内，冷不是说没感情而是感情不外露。过去的关中汉子，最大的特点就是不爱说话，悄无声息端着碗蹲在墙角，专心消灭碗里的臊子面。这是那个时代关中男人的典型形象，但在这种和黄土一般沉默厚重的形象背后，却是坚强不屈的内在，可以将这种内在称为楞。这种楞，是被欺压下的爆发力，和外面的冷结合在一起，铸就了关中男人的性格特征。
　　 “两狼山——战胡儿啊——天摇地动——好男儿——为国家——何惧——死——生啊…”隔着黄河，透过苍茫的云水之间，在对面的山中，曾经回荡着这句悲凉高亢的秦腔。
　　 史料记载，1938年7月，一支由三万多名“陕西冷娃”组成的队伍夜渡黄河，开进了黄河北岸的中条山。中条山，曾被侵华日军称为“盲肠”。在抗战初期，日军倾十余万兵力，苦战三年，竟未能越过中条山一步。这在抗战初期确属罕见。而坚守中条山的，竟是武器装备低劣、受蒋介石排挤的杂牌军——西北军。
　　 这是一群清一色的号称“冷娃”的陕西子弟兵。177师新兵团有一千多名士兵被两倍于己的鬼子包围，经过拼杀后死亡200余人，余下的800人被逼到黄河岸边的悬崖上，三面都是绝壁。这800士兵在短暂的一瞬里从悬崖上跳了下去，下面是被称作母亲的黄河。黄河以母亲的慈爱襟怀包裹了这800个殊死搏斗后誓不投降的关中“冷娃”。他们都是16-18岁的孩子。他们没有一个人活下来。他们800人集体投河的那一幕，被山里的村民看见了。活着的这个村民，尤其清晰地记得最后一名士兵跳河的情景。悬崖上只留下最后一个关中籍中国士兵，这是一位旗手。他的双手紧紧攥着部队的军旗。军旗已经被枪弹撕裂，被硝烟熏染，他仍然双手高擎着。他在跳河前吼唱了几句秦腔。那位活着的当地村民还记得其中两句戏词，是《金沙滩》杨继业的两句——“两狼山——战胡儿啊——天摇地动——好男儿——为国家——何俱——死——生啊…”
　　 只有在关中平原生活的人，才能深刻理解秦腔的悲凉和沧桑。每到傍晚，乡里乡亲拉起胡琴，自娱自乐，那高亢的曲调将人的思绪拽到一种难言的悲壮中。隔着黄河，我们不知道那少年楞娃投河瞬间的一切想法，他用尽力气吼出的那一句，是想起了家乡的亲人，还是想给自己和战友送行？
　　 侵略者的脚步在潼关戛然而止，陕西父老奔走相告，欣喜异常。我们不敢想象，如果当时日军进入历史文化古迹遍地的西安城，会给中国历史文物造成多大的破坏，给中国人的内心带来多大的创伤。也许我们的黄帝陵、我们的秦始皇陵都会在日军的炮火中荡然无存，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根基在侵略者的狞笑中成为灰烬。我们在感慨潼关天堑的同时，永远不能忘记陕西冷娃的功绩，他们是备受排挤的西北军，他们是不被重视的杂牌军，他们是不到20岁的青年。今天，这3万楞娃的名字已经无法一一考证，他们的家人也无法从他们的牺牲中得到任何的补偿，也许这还是以后岁月政治风波中咳血的病根，历史总是以它的无情残酷向我们昭示命运的无常。
　　 2007年6月，陕西泾阳县的一个小村子，仵德厚老人去世了。他和他的战友们在70年后终于在另一个世界相会。“抗日名将”、二十九军大刀连台儿庄战役“敢死队”队长的连长，以97岁高龄离开了人世，也许这对他是个解脱。曾经认识他的孙女，我多次想从中打听一些老人当年的历史故事，她告诉我爷爷什么都不说。是的，老人的生平曾经有辉煌也有污点，也许对他们那个时代的人来说保持沉默是最好的选择。一代陕西冷娃的往事渐渐谢幕，那些埋藏在黄土地中的故事还有待后人慢慢挖掘品味。
　　 又是一年春来到，今年的春天格外的奇特，奇特到春花柳绿之时节一场飞雪让春色平添了几分浪漫和凄凉。街市繁华热闹依然，车水马龙间不知哪家店铺放起了秦腔，吸引众多老人驻足。老陕的精气神就在这一声吼哩，高亢悲壮的调子，泛着岁月的沧桑，搅动起老陕们的一腔热情。我望着那片蔚蓝晴空，在二胡的婉转起合腔调间感受到三秦大地绵绵不断的中华血脉，那是生生不息的民族魂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