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极其苦难的时候，是会想尽一切办法活下去的。因为，没有什么比活着更重要了。
　　 寒气彻骨的下半夜，父亲穿了一件破的不能再破的烂棉袄，将一大铁皮桶的煤油从房间里搬出来，准备弄到泊在沙滩上的小木船上。
　　 临出门时，母亲抱着弟弟小声地叮嘱着父亲：“轻点，别被人看见了。”父亲弯着腰，嗯嗯地应着，吃力的将铁皮桶移出了家门。我双手紧紧地抓住窗棂跪在窗子下面的木凳上，眼巴巴地看着父亲的身影消失在了苍茫的夜色里。
　　 这一桶煤油，是母亲平时用鱼和农场里的职工们一点一点偷换来的。父亲要将这一桶煤油送去何方，我不得而知，我也不敢问母亲。之前，母亲曾严厉的警告过我，不能把我家有煤油的事告诉别人。更不能对外人说，父亲将这一桶煤油划去了湖的那一边。
　　 略懂人事的我，知道家里穷，患有肺结核病的父亲需要常年吃药，母亲经常半夜三更挑着两篮子新鲜的鱼，翻山越岭去外婆家。外婆家紧挨着农场，再加上舅舅在当地是红人，母亲的鱼贩过去总是不愁卖。
　　 儿时，我曾傻傻地问过母亲很多次。
　　 “妈，你一个人晚上走那么远的路，不害怕吗？”
　　 母亲总是淡淡地回答：“不怕，有什么好怕的。”
　　 几十年后的今天，当我回忆起当初那些个漆黑的夜晚。我身材矮小的母亲，挑着鱼担子，踉跄行走在蜿蜒曲折的山道上，那是怎样的一种胆量，那是怎样的一种勇气，那是怎样的一种毅力？母亲瘦弱的肩膀承担了太多的艰辛与责任，只为了养活我们一家人。是的，只要一家人能活下去，我的母亲，她什么苦都能吃。
　　 这一桶煤油，母亲攒了多久我不清楚。
　　 可我知道，母亲为了我们这个家，吃了太多的苦，受了太多的罪。一个人，若是苦吃得多了，性格就会变得暴躁和坚硬，母亲就是个例子。曾经有一次，母亲将两篮子鱼从湖里提回来锁在房间里，生产队副队长怒气冲冲地跑到我家来，要我母亲把鱼交出来。
　　 他指着我母亲说：“敢搞投机倒把，简直是胆大包天。”
　　 结果却是，我母亲将副队长家祖宗十八代骂了个遍，鱼也没交给他。从那以后，母亲再去渔船上买鱼，总是等到天黑下来。
　　 折腾了一夜，我被母亲催促着上床去睡觉。
　　 我还不能完全理解父母的所做所为，他们为什么要偷偷摸摸的去卖鱼，偷偷摸摸的运煤油，为什么不能光明正大的呢？可我知道心疼我的父亲，看着父亲面黄肌瘦的面颊，看着父亲穿着破烂的棉袄，看着父亲吃力地滚着油桶，我心底的酸楚如翻江倒海一般。
　　 天一亮，我就往湖边跑，望着风平浪静的湖面，我猜测着父亲把船划去了哪个方向？一上午父亲也没有回来，母亲下地干活去了，我带着弟弟在家门口玩。我不敢对任何人说父亲去卖煤油了，包括我的奶奶。
　　 门口晒满了柴草，母亲要我记得将柴草翻晒，要我记得天黑之前，将柴草全部收进灶门口。
　　 傍晚的时候变天了，起风了，看样子是要下雨。我再没有心思收柴草，我也没有心思管弟弟。我跑到湖边坐在岸上，眼巴巴地瞅着浪花翻卷一望无际的南漪湖，我担心父亲的安危，我担心的要命。
　　 满天乌云翻滚，已经在下雨了。住在湖边上的二伯父骂我是傻子，他厉声呵斥着我，要我赶紧滚回家去。我不理睬二伯父，甚至是看也不看他一眼，我像是一棵顽强的柳，倔强地立在岸边。
　　 终于在我衣服湿透的时候，我看见了父亲拼命地划着小船，箭一样向岸边冲过来。那一刻，我心底的石头落了地。父亲停好船抛好锚，大踏步往岸边走。当他看见站在湖边瑟瑟发抖的我时，他第一反应是我淋了雨。他拎起我的胳膊，把我拖回家，一边帮我换衣服一边狠狠地将我大骂了一顿，我委屈地哭了。
　　 翌日，还没等我从满心的委屈里缓过劲来，虚弱的父亲夹着算盘上了队上的渔船，又不知他哪天才会回家来。
　　 母亲白天在田地里劳作，到了半夜时分，她依然会瞅住机会，从大金山或是武村湾等渔民队的渔船上贩来新鲜的鱼。母亲会乘着夜深人静时，悄悄地把鱼挑出村，摸黑踏上那条离家二十里，通往棋盘方向的小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