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父亲，名步胜。在我们出生的那个年代，在我们家乡凡是农村的，没有人叫父亲是爸爸。我也一样，叫父亲是“大”。我大一辈子是国家干部。我记事的时候，他一个月工资是46元。到我当兵回来，我大的工资还是46元。可以说，他46元的工资一直拿了三十多年。所以，我这个出生在干部家庭的儿子，并没有享受过干部家庭的荣耀和富贵，相反，家庭人口多的拖累，让我们从小懂得了父母的不容易和生活的艰辛，特别是我父亲，尽管自己的工资微薄，但对老人，对兄弟，对亲戚，该尽的义务照尽不误，能帮助的尽力帮助。我记得时，爷爷奶奶已经久病在床，每天就吃止痛片一项都得两角钱，且还是常年不断。那时候还有我二大，我大姑，我舅舅这三家光景也是捉襟见肘，一时没办法了，就去找我大，我大只要是兄弟来或者是妹夫来，小舅子来，来必不空，每次来都不少于5元。记得我当兵回来的1976年，我姑父从百里远的路上来张家滩，还是找我大要5元钱。我大这时候已经是八口人的大家庭了。我们一家人的生活费平均每人一个月还不到六元钱。我大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是给了姑父5元钱。那时候，我母亲已经积劳成疾，不能在生产队劳动了。母亲知道家中的境况，硬是不就医，不吃药，省吃俭用，以致后来过早离开人世。回想起来，父亲一生，上对得起老人，下对得起儿女，其次对得起弟妹亲戚，但对我母亲，他应该是亏欠的，也是最对不住的。
　　 我大的一生，直到我们都成家以后，才从生活拮据中解脱。托共产党的福，在晚年没有受罪，直到90高龄与世长辞，应该说是无憾而终。
　　 我二大，名步荣。是我们这个大家庭里唯一的庄稼人。他应该是为我们这个家庭牺牲了一生前途的人。原因就是那个时候我大已经出门工作，我爷爷年龄已经偏大，我三大还小，家中就他一个正是能支脚垫手的人，因此，爷爷就把二大当大人待，家里家外都指靠着二大，甚至连上学的机会都没有给二大，以致二大后来就成了地地道道的庄稼人。
　　 然二大却不是一心扑在农事上的人。只要是地里一回来，就抱上板胡、笛子或者三弦就到了我家梁梁上的杨槐树下，那里是他的音乐天地，也是村里人聚集和欣赏他奏乐的最佳天地。他大字不识几个，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但他却懂音律，精通乐器，可以把蒲剧，眉户，还有所有当时的流行歌曲，都能一字不差的演奏下来，成为肖吉村文艺活动中必不可少的头把板胡领奏者，肖吉村可以说，他在世的时候，就没有无音乐的一天。也正是有所得就必有所失，以农为生的他，因了这个爱好，自然就懈怠了家务，家里活，除了吃饭，一切都是二妈打理，甚至连地里拾柴，都是二妈去拾。二大一年四季只有在冬闲的时候才去半坡山里专工拾几天柴，因此，常常是灶里连烧的柴都没有，至于光景，也就是人说的过成了日月。但二大人品是没说的，光景不富，人情门户不误，来人该吃吃，该喝喝，不嫌贫也不爱富，对人对事，从不三等两样，因此，在村人和亲戚中，二大一生的口碑也是最好的。
　　 我三大，名步强。是我爷爷和奶奶在50多岁上生的小儿。穷人家的孩子，从小懂得吃苦耐劳，孝敬父母。因此，也是爷爷奶奶最疼爱的小儿，也是爷爷奶奶晚年最贴心的依靠。三大从小，天资聪颖，虽然只有高小程度，但却写的一笔好字。在我刚能记事时，就当上了肖吉村大食堂的管理员。到我开始能认得字的时候，我看到的是三大记下的一本家庭开支账，我记不得账上都记了些什么，只记得那上面的字写的比我老师都写的好看，心里不由敬佩。后来，三大也从事了教学工作，成为了一名人民教师。
　　 三大一生，吃苦耐劳，有责任心。也是一个有担当的人。他为人正直，不刚不阿。在当年家庭生活都普遍困难的情况下，想为爷爷奶奶想，做为爷爷奶奶做，用一双还不坚挺的双肩，把爷爷奶奶扶上山。后靠出门打拼，身无分文，诚信待人，赢得成家立业，再后来，诚信做事，在教育战线不忘初心，不辱使命，得到社会认可。后来在农村急需管理干部的时候，他又从优秀教师中被选为村支书，按政府部门的政策，只要是带领村民，到达脱贫致富标准，就继续回来当教师，否则就永远留在农村。三大不负众望，三年后，就带领肖吉村民完成了脱贫致富的任务，得到县乡政府一致好评，并选举为乡政府委员。到再恢复教师职务后，三大又一心扑在教学上，直至退休。现在，三大已是古稀之人，然身体硬朗，精神矍铄，看上去和50岁的人一样，虽然儿女们都在延安和西安生活，也在西安和延安为他安置了地方，但他每到春夏秋季，还是要回到肖吉村，在故乡安享晚年。我想，三大一生的福气，这一定是三大一生孝敬老人和教子有方或为人师表到最后应得的福报吧！
　　 （二）
　　 那院我大伯。名克勤。他父亲和我爷爷是一母同胞，和我们家只隔一堵墙，住那边院子里，这便就有了那院大伯一说。所不同的是，我父亲他们这一辈人名字都在步字上，那院大伯不知为什么，竟一枝独秀，却叫到了克字上。这也许是我们家那时候的“秀才“老爷对大孙子的偏爱吧。他自己抽洋烟，却为大孙子取名克勤，似有些貌合神离。但大伯一生的成长轨迹并没有让老人家失望。在还是青少年的时候，就参加了革命，后曾被宜川县的国民党一次抓去，用尽酷刑，让他招认是共产党并说出共产党的组织，他一口咬定，自己就是个学生，什么都不知道。那次酷刑，使他腰椎受伤，导致了终身残疾。但他坚定的革命意志得到组织的认可，组织上为他安排了力所能及的工作，后又转辗到兰州，在兰州解放后，就定居在兰州工作，直到终身。
　　 那院我二叔，名克俭。一看名字，就知道和克勤大伯是同胞兄弟。克俭二叔说起来就有点命苦。还在襁褓中时，我二奶奶就去世了。是我二爷光棍汉挖儿，给二叔成家立业，那知到半路地，我二婶子也去世了，给二叔独独留下三个女儿。为了三个女儿，二叔二十多年没有再娶。直到小女儿出嫁后，才和村里的一个女人再婚。婚后，还生了一个小女。
　　 二叔一生，虽然是农民，大字也不识多少，但绝对聪明。在我们那里，做小生意，大买卖，从没看走眼的时候。在十里八乡，也算是远近闻名。我记事的时候，他们家经常是生意人云集，有河南的，山西的，还有绥德米脂的，院子里，硷畔上，常常不是拴着牛马，就是猪羊，好不热闹。可以说，二叔的一生也是相当风光的。只是到了晚年，一直喜欢酗一口小酒，最后，因酒后中风，身力不支而离开人世，这也应该是我们赵家唯一一个抱憾而终的人了吧。
　　 （三）
　　 底院里我大伯，名步云。我们同住在一道湾里，大伯家的院子比我们低大概就那么一米多，他家院子就被称为是底院里了。大伯的爷爷和我的老爷是同胞兄弟。我老爷是老大，他爷爷是老二。在我父亲这一辈人里，他们就是亲伯叔兄弟了。底院里我大伯在我父亲这一辈人里，是最年长的，在过去社会里，有兄长为父的说法，因此，底院里我大伯在我父亲这一辈人里，历史地位那实在是毋庸置疑的。每到年节，或红白喜事，凡遇集体跪拜之事，必是底院大伯先向前一步，走在最前面。遇到红事新人拜见长辈，也是论资排辈，第一个先拜见的也是底院里大伯。就连过白事，诵祭文，大伯的名字也是排在第一位。因此，我们从小就耳濡目染，对底院大伯也是敬爱有加的。但最让我们敬佩的还是大伯通古博今。他虽然不识字，但讲起故事来，没有他不知道的。特别是我们那里人的亲戚关系，不知道他是怎么知道的，只要你提起这个人，他就能把这个人的祖孙三代和娘家外家说的一清二楚。至于延宜二县以内从解放前到解放后所发生的新闻逸事，你只要提个头，他就知道尾，真想象不来，在他那个时代，没有广播，没有报刊杂志，他又不识字，也不知他是从哪里能知道的那么多。真应该说是一位奇才。
　　 大伯年轻时，据说一直是我们这个大家里的掌柜的，从不干重活。后农业社成立后，他也一直是以老大自居，社里的队长过来过去都是我们自己一大家中的人担任，给他分配活什也同样是哪里轻快就去那里。直到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后，这才踏踏实实劳动了几年，直到八十多岁后无疾而终。
　　 底院里我二叔，名步林。这是一位德才兼备的人。看上去一表人才，有着一米八五的个头。说话声音洪亮，从我记事的时候，就一直是村上的负责人。我上学的时候，第一年，学校教室就是他院子里的窑洞。他和我大是同一年出生，但我大是正月十五的生日，所以他就比我大小了。我们小的时候，我们这一大家人的兄弟姐妹们，只有我们一家人的姊妹几个叫他是二叔，其他的兄弟姐妹们都叫他是二伯，这让我非常嫉妒，我有一次也尝试着叫他二伯，他听见后说:“好娃里，你不能叫我二伯，叫我二伯的都是我比他大年龄大才叫的。”从这里后，我才知道原来就是这么回事了。
　　 二叔按说也是上了几年学的，而且在当时还是学的最好的学生。可小学毕业后，我大爷就不让他上学了。那时候他们这个家是村里最大的家，大爷有八女二男。二叔就是大爷的小儿子了。那时候的人听从父母，父亲说不让上学了，也就不上了。如果二叔那时候再能上完高小，那么，他出门工作水平可以说完全在我大以上。但他在村里也没有被埋没，从小队一直干到大队，一辈子都是村里的负责人。直到70多岁，儿子坚决不让他再负责村里的事务了，这才退了下来。最后跟着儿子在延长颐养天年，多年后才善终。
　　 （四）
　　 后院里我大叔，名国西。他的爷爷和我的老爷算来就应该是重伯叔了。我能记事的时候，大凡有红白喜事，我们都是在一起过的。外面人问起我们的亲缘关系远近时，我们都以“汤饭还在一起”来说明我们亲缘关系不远。细算来，到我们这一代人，也正好才是五辈人，应该是还没有出了五服。但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我们这一代人的婚事接连不断，加上年年都有老者离世，让我们这个百十口人的大家庭不堪其扰，在我二大出嫁我堂妹老虎时，国西大叔提出把“管汤”这回事拉倒。从这以后，我们这一大家人过事再也不用集面管汤了，的确省掉了很多麻烦。大叔敢为人先这件事，一直得到大家赞赏。现在肖吉村里人过事，都把管汤这回事拉倒了，这也算得上是一次移风易俗的大改革吧！
　　 国西大叔本应有个好前程的。他在我父亲这一辈人里，是最能写会算的人了。特别是打的一手好算盘，走到哪里都是顶呱呱的。然在就业的时候，却选择了肖吉河的铁业社，在铁业社里当了一名会计。多年以后，这个社办的厂子撤销了，他们这批人也就都各回各家了。一回来就是农业社，农业社里正需要他这样的有知识的人，所以，他就再没能出去，从此后，不是小队会计就是大队会计，一直干了一辈子。在农村来说，他也和步林二叔一样，是为肖吉村事业操劳了一辈子的人。
　　 后院里我大叔，名国珠。他和我国西大叔是堂兄弟。他父亲排行老三，国西父亲排行老四。国珠大叔是当兵出去的。当年，国珠家是弟兄四人，按当时的政策，凡弟兄在三人以上的家庭，必须要有一人进行当兵登记。那一年，我三大正好也在当兵登记条件内，最后在登记人员名单里，就选了国珠大叔和我三大。那时候人的观念还是“好男不当兵，除非拉壮丁”，人们对当兵都是有普遍的抵触情绪。在二选一中间，我大正在公社工作，就“通融“了一下，最后就让国珠大叔去了。也是国珠大叔有福，当兵回来，国家给安排了工作，从此吃上了公家饭，成了国家干部，最后还当了乡镇法庭庭长，直到退休，现在居住延安，在延安安享着晚年。
　　 后院里我二叔，名国玉。国玉我二叔和国珠是亲兄弟。国玉二叔在完小毕业后，先是在村里代理了几天教师。后村里要一名赤脚医生，二叔就被村里推荐，当上了赤脚医生。这一当，就当了一辈子。那时候的农村缺医少药，他就主研中医，用土法上马，利用中草药和针灸为村民看病，常常是药到病除，手到病消，深得村民爱戴。直到改革开放后，农村走的没人了，他才从农村搬到延长，继续为村民和居民看病，在延宜二县，算是有着很高的声誉，不幸的是，到晚年却罹患胃癌，于今年去世。成为了肖吉村人的一大遗憾。
　　 后院里我三叔，名国庆。三叔和国珠、国玉是亲兄弟。和我却是发小。我们是同年生，他是二月生日，我是三月，算起来，他应该比我只大20多天。到上学时，他比我晚上一年，因此我就比他在学校里高了一级。文化大革命时，我们一起回村参加了生产队劳动。到1971年，我们又同时插班入呼家沟中学上学，我入初七二，他入初七三。呼家沟毕业后，我选择了当兵，他却被赵家庄我们户下一位二爷要去顶了门户。到我当兵回来，他在赵家庄被推荐招工来到延长卷烟厂工作。十多年后，我也来到延长卷烟厂工作，他这时候已经是卷烟厂销售科副科长了。我们在卷烟厂一起工作了六年，后卷烟厂关停，我们都被分流了出去。从此，我们天各一方，他现在广州和儿女一起生活，我还在延长，也是和儿子在一起生活。这也算是我们老来有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