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步在村道上，两边全是高大的树木。桉树、柏树、松树、黄葛树，以及各种杂木刺藤充斥着山野。
　　 这些茂密的树木成了鸟的天堂，不必说以前的麻雀、画眉、山雀，就是后来出现的竹鸡繁殖地到处都是。这些鸟儿不怕人，等你走到近处才不慌不忙地飞走。
　　 这样的风景城里人喜欢，隐士也喜欢。前者能够放下心灵的负荷，多吸几口新鲜空气；后者不会像终南山的隐居者一样为房租发愁，村里十室八空，不是迁居外地就是在镇上买了房屋；反正都是空着，有人住着多了人气还不易朽坏。
　　 沿村子走了一圈，严格说是目光巡视了一圈，很多小道杂草丛生，灌木挡道，不劈荆斩刺根本无法通行。这些路在当年可是被踩得发亮。每天都有村民挑着粪桶或扛着锄头从上面走过，早出午归，吃过午饭出去要到傍晚又才归家。日日如此，阡陌上根本长不出一根杂草来。
　　 我是七五年出生的，那时候土地还未下放到户，集体出工收工。整个国家都在备荒备战，除了原有的土地，还大规模地开荒，把一些贫瘠的斜坡挖平，土坎用条石垒砌起来，既坚固又便于行走。像这样的改造地很多，人们喊着号子，把荒山变良田，在陡峭的崖壁上开辟道路和挖掘过水渠。
　　 那个年代收音机里全是鼓舞人心的口号和革命歌曲，你不上进不行，人人都上进唯独你不上进岂不是成了白天鹅群里的乌鸦？社会舆论不批判穷人，只谴责懒人，管懒人叫二流子，意思是无所事事到处游荡的懒汉。
　　 一群人愚公移山，响应党的号召埋头苦干，使得边边角角都种上了庄稼，每块土边地角上也都有蓄粪池，以后几年包产到户，人们接手了先前的成果，更加积极地投入生产。
　　 我家有三亩多旱地，零零星星两亩多水田，最多时七口人，不把所有的地都利用起来根本不够吃，旱地能产一万多斤红薯，猪吃，人也掺着大米煮来吃。两亩多的水田产出的稻谷除去上交公粮剩下的哪里敢纯吃白米饭？都是只见红薯不见米饭，有时候也吃玉米粥，南瓜粥，水煮红薯丝。
　　 人们勤劳耕作，还要节衣缩食的过活，主要是种子未经改良过，产量低，又没有机械化，使得生产效率低下，所有的粮食都是一锄一锄从地里刨出来的。除了逢年过节，来人来客，碗里粗粮多细粮少。
　　 平时唯一的休息时间就是赶集，每隔七天赶一次集，记得当时的街道狭长，赶集的人们早早背着水果蔬菜，挑着鸡鸭，赶着猪去占好位置。因为街窄人多，或是怕接踵摩肩，或是无声地催促，人们往往伸出一只手，不管认识不认识，都抵住前面人的后背，不太挤的时候轻柔的往前推，拥挤时就用力地抵住，你抵别人，后面的人也抵住你的后背，有人被挤得双脚离地，纽扣挤掉，有人挤掉了鞋子，人人如此，习以为常。
　　 我家每年一般养三头猪，一头年猪，另外两头卖掉换取现钱。这份收入成了一年总收入的大头，除去来年买仔猪的本钱，剩下的就是种子费农药费，还有抽水的抽水费，兑工负担费。刨干除净剩下的过年钱不多，如果充裕全家人在除夕时人人都能够除旧换新。
　　 正月初一，街坊邻里难得聚在一起，摆开桌上，拿出扑克就是半天。中途主人家会煮上醪糟蛋端上桌，俗称打尖，也就是先吃点垫底的意思。
　　 都是苦哈哈的人，不会假客气，端上桌就吃，礼尚往来全都如此。
　　 初二开始走亲戚，娘家父母在世肯定是先回娘家，天蒙蒙亮就开始出发，背着小孩，提着白糖，酒，自家做的发糕在乡间小道上步履匆匆，远的要走上半天，近的也要一两小时。这些羊肠小道一会儿延伸上山岭，一会儿穿过峡谷，如果不熟悉道路很容易迷失在崇山峻岭间。
　　 七八十年代一家基本上六七口人，多的十几口，我们队里有个人的绰号叫朱十娃儿，意思是他排行第十，可见当时人丁兴旺。这些人正月里聚在一起，那叫人声鼎沸，各说各的庄稼。主人全家动员一上午都围着锅边灶台忙上忙下，上菜时五六桌都算少的。按不成文的规则桌子要摆满，回锅肉，蒜苗炒肉，香肠是家家户户的固定菜，其他的无非是蒸、炒、炖、凉拌，有荤有素大同小异。有的人家拿出烟熏了三四年的香肠，又干爽又有嚼劲。
　　 如果说菜肴的多少取决于主人的热情程度，那么留客更是体现了川西乡土人家的特色。客人吃罢饭后会跟主人家说要回去，如果是至亲主人都要千方百计地挽留，挽留的方式也多种多样，最主要的是把客人的包包或背篓藏起来，然后拉着客人的胳膊不让走，家里有小孩的小孩就抱住客人的大腿，让人寸步难行。这时客人只能妥协，说最多再住一晚，明天一定要走，大家各退一步皆大欢喜。因为正月里不只走一家，三姑六婆都要走到，自己家里也要兴客，常常出门一星期后领一群亲戚回家。
　　 按传统来说要过了元宵节后才算春节正式结束，但不少人家在正月初十后就已经下地劳作。一年之计在于春，春耕是一年中的大事，枯水的田需要蓄水准备插秧，人们把抽水机抬到山谷中的河边，再由一台抽水机半山腰接力抽水到山上。水在别人田里借道事先要在水位线画上记号，使得抽完水水位线不变。
　　 抽水，育苗，挖田，插秧，新的一年就这样有条不紊地开始了。这时候菜花灿烂，胡豆花开，莺飞燕舞，樱桃花和李子花与桃花争春。花草树木忙碌着绽放生长，人们忙着打好基础，一年的两大收成玉米，稻谷主要靠春季的管理施肥。这时户与户之间也有攀比，看谁家的土块挖得细，谁家的禾苗长得壮。被别人夸自家的庄稼长势好，犹如听到别人夸自家的孩子成绩优异，心里美滋滋的。
　　 过了几年，开始有人外出打工，年前大包小包地拿着“洋玩意儿”回来，钱也没少挣。村民虽然朴实，但没有人是傻子，心里都有本账，一合计打工是比种地划算得多，于是先出去的带着人出去，一年一年下来，青壮年基本上走光了，抽水机没有人抬，旱地里种上了竹子，水田里也种上了香樟树，这些地长年没有人管理，使得杂草杂树比香樟树还茂盛。
　　 现在虽说经济条件比以前好，但人与人之间少了原先的质朴，正月里留客更多的是假意，都嫌人多做饭麻烦，照我妈的说法就是吃得肥走得瘦，不愿意到处走。要拜年一个电话一个红包就解决了。再说大多数单位正月初几就要上班，年轻人过完节就匆忙往单位赶，留下的老弱病残只有看家。
　　 过去穷并快乐着，大家你帮我我帮你命运相连，随便往山上一站都能给人生机勃勃向上的朝气。现在走在山里，人烟稀少，除了荆棘杂草还是荆棘杂草，就像一个迟暮的老人，头发和胡须都乱糟糟的。
　　 我想，那段热火朝天的岁月犹如我的青春一样一去不复返，枯萎的不仅仅是纯真的人心，还有价值观。一切向前看转变成了一切向钱看。
　　 富的人穷得只剩下钱，穷的人穷得一无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