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香•韵】一只八眼鞋(散文)
一
第一次穿“八眼鞋”就挨了一顿暴打,还没来得及细致端详鞋的的模样,鞋就不翼而飞了,那年我四岁。
因为挨打,让我记恨了几十年,算是我人生路上的第一次刻骨铭心。母亲活着时,我从来没有放下过挨打的“仇恨”,每当说起挨打的经历和一九七零年的地震(震中距离我们村庄只有十里,5.5级,已经五十年了。记忆中经历过的最严重的一次本地大地震)我第一反应就会想起那只还没沾上几粒土就丢了的“八眼鞋”,以及在院子里挨打的过程。只要想起,心里便一阵阵抽搐。还好,我的抗打击能力超强,没有自杀倾向。
把“八眼鞋”弄丢,确切地说,我把天祸闯下了。
闯祸挨打是天经地义的事,何况那次我闯的不是一般祸。表面看,是丢了一只鞋,实际,是我把“半壁江山”弄丢了,或者是半个家产没了,不打说不过去,打死也不为过。
这倒霉的事怎么就那么巧呢?我一个四岁的人有多大能力保证不出意外呢?那次“灾难”可以说是天灾人祸遇到一起了,无巧不成书,一切都是因缘具足后呈现的巧合。
还得从一场地震说起。一九七零年初冬,5.5级的地震伴随着轰隆隆的声响,袭击了这座贫瘠而安静的村庄,让成百上千户人一夜之间失去了原本就难以遮蔽风雨的屋子而流离失所。地震发生后村里人在半山腰搭起的草篷里防震,晚上盖着被子还冻得上下牙齿打嗑,可小孩们不懂事还欢天喜地蹦蹦跳跳追逐玩耍,白天又跑到离村庄不远的街道挤着看救援队伍。
山区的特色是四面环山,由于地势陡峭救援的直升机无法降落,在天空盘旋多时瞅准了我们村庄对面的刘家沟川地,降落下来时地面尘土飞扬,我们冲着土雾腾飞的地方一窝蜂地跑去看热闹,我被二哥背在背上,在人群中冲向仅隔一河的刘家沟,蚂蚁搬家一样的人群只顾自己往前冲,那顾得上谁被挤倒或踩踏,跑着跑着我感觉一只鞋被挤掉了,吓得呜哩哇啦呼喊:“我的鞋掉了,鞋掉了。”任凭喊破喉咙也敌不过此起彼伏的人声沸鼎,最终二哥在没发觉的情况下背着我下坡,过河,上坡,直至飞机降落的川地,放我下来时才发觉一只鞋不见了。当时我只顾着哭和丢了鞋子的恐惧,已不知道看见飞机该兴奋还是该沮丧,也不知道二哥心里是否打翻了五味瓶还是七上八下。热闹是赶上了,但后怕是如影随形,知道丢掉鞋子的后果,但没想到会是一次刻骨铭心的鞭打,恐惧犹如世界末日来临。
看着飞机起飞后,人们在黄土飞扬中恋恋不舍离去。我们也跳过河渠回家,我肯定是被背回来的,路上行程具体记不大清楚了,或许是饥饿伴随寒冷,或许是恐惧伴随疲惫,好在路途不远,不到半小时就能到家。
进门后不知哥哥姐姐们怎么给母亲交代丢鞋的过程,只记得母亲不分青红皂白像抓一只公鸡一样捉住我,也不知手里哪来那么顺便的棍子,我还在二哥背上,就接到母亲一阵乱打,二哥在院子里转圈我也跟着转圈,母亲提着我一只胳膊,也在转圈,打到二哥把我扔下一趟子飞了,我还在院子里被乱棍暴打。小小的我清楚这回死定了。我只顾挨打,只操心能否逃脱或有人出面救我一把,可家里有什么动静全然不知,突然看见有一个远房叔父在院子里,他也是看救援飞机从街道到我家歇一程的。他看见母亲在打我,就走过来劝架,母亲仍没解气,一边骂一边打,最后爷爷许是看不下去了,从上房门里出来站在台子上骂了一顿才把我解救下来。
挨完打的我,脚冻得又红又疼,眼泪一把鼻涕一把往热炕被窝里钻,好像没人照顾我灾难性的疼痛,也许有姐姐们帮我,具体情形记不清了。
过了几天,打罢我的母亲又恢复正常情绪,坐在热炕上给我照着鞋样做同样一只“八眼鞋”,我看着母亲脸色温和,就嚷着说:“为啥做一只啊,给我做两只吧?”母亲说:“就给你做一只,谁让你把一只弄丢呢?看你以后长记性不?”看着母亲给我做新鞋又高兴又忧心忡忡,这一只怎么穿呢?要是做两只多好啊!母亲说:“一只都没布做,还得重新扯条绒。”我既悲又喜,既感激又自责,这一只鞋让我耿耿于怀好多天。过了几天母亲把鞋做好后,拿出丢剩下的另一只,配到一起让我穿,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我又有一双新“八眼鞋”了,低智的我怎么就没想到丢了一只还可以补做一只?以为脚是一双,鞋只能是一双一双地做。
二
其实母亲痛打我是有原因的,一尺条绒比普通布贵一块钱左右,一只鞋相当于现在的一二百元,一双鞋就是现在三、四百元。家里除了奶奶有条绒衣服穿其他人都没有,我们平时穿黑、白、蓝三色布,有哔叽布,咔叽布,平丝布,白洋布。条绒是绝对的奢侈布,估计四岁能穿上条绒新“八眼鞋”的只有我。而我,穿出去不到一个小时,就负了重望。
后来穿过几双八眼鞋,穿每一双新鞋时都会心里悸动一次。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一次暴打,后来穿每双鞋都是倍加小心。直到离开家后自己买鞋穿才把悬着的心放下。
其实小时候挨打不是十次八次,而是三六九或一四七。至今没弄明白,为什么几乎天天挨打,但在母亲眼里,我们肯定是大错特错才有条件挨打的。当时我很少找出错在何处,或许错了的人永远觉得自己没错,还强词夺理埋怨别人错了。因此我耿耿于怀几十年,不能释然,不能理解,直到母亲去世后才恍然大悟,用现在的话来说,母亲是压力山大,一个人扛着一个大家庭,成十口子人的柴米油盐,衣帽鞋袜,经济十分紧缺的时代,恨不得把一分钱掰开当二分用,哪有多余的一针一线挥霍。用母亲的话来说,吃柴咬草的年代,拉扯一个娃娃不容易,何况她一个人拉扯了九个儿女,还伺候着不敢慢待的公婆。的确,现在的人锦衣玉食还嫌不好拉扯娃娃,动不动来一句不想生,或生下扔给父母公婆帮忙照看。同样是女性,过去的女人简直是被当作男人使用,山里,家里,哪一头都不能少干一把,多少张嘴等着吃饭,多少双脚等着穿鞋,如果遇到事情能冷静、和气处理,那就不是忙得疯疯癫癫,又当男人又当女人的母亲的风格了。
一气,一急,武力镇压是再麻利不过的结局了,干脆,利落,爽快,见效。在不知天高地厚的年龄,如果没有母亲的“鞭策”和“打压”,也许我们会把天踢破,也许后来会沦为阶下囚。脱离了管束的人很难有敬畏感和方向感。
母亲不太懂也没空闲给我们讲实质性道理。但会重复念叨奶奶的“圣经”,偶尔大讲一通古圣先贤的教导,懂得因果报应,时常说一些诸如“前世亏了人这世才活得这么苦”之类的话。
母亲惯用鞭子,火棍,笤帚疙瘩,鞋底,擀面杖,推耙,扫帚,铁锹把,这些家当就是硬道理,权威性道理。
乡村有句名言:“打大的孝子,惯大的忤逆贼。”因此多数家庭会以武力教育子女。我觉得我家尤甚,暴力强制措施相对多一些,有时且无需理由,大有打你没商量之兴趣,不高兴了提起啥就用啥打,只要身边有的家当,都被当做教鞭使用过。总之多时候即便挨了打,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实话实说,小时候没被打夭折,都是命大人!现在回想起来,挨打也是促进成熟成长,在没人娇惯的年代,我从小就学会做针线和茶饭,十二岁左右开始自己拆洗缝棉衣,粗针大线也能把自己顾持好,在大人顾不上管的时候,少些挨冻挨饿挨。挨打也能成就一个人,被打怕的童年,经历了一辈子不该经历的残酷,后来遇到最糟糕的事情也能淡定地扛过去,比起挨打,那都不是事儿,最多心情不好一阵子,难道还比心惊肉跳痛吗?挨打也是一种励志,身心俱疼的我,从小就有想飞的欲望,大有不逃出“72号魔窟”誓不罢休之态势。长大顺利“出逃”后,几十年没有留恋过所谓的故乡,一言难尽的酸甜苦辣,导致我提起那个家就有诉不完的苦衷,直到最近几年才猛然发现,月是故乡明。父母去世后,才发现已无家可归,那些痛恨的日月,不过是一场梦。
三
在拿几个鸡蛋换一尺布的年代,在农业社起早贪黑大干社会主义的时节,贫穷加忙碌,做一双布鞋不容易,得多少个日子加班加点、点灯熬油才能穿到脚上,何况我弄丢的还是一只黑条绒、毛底“八眼鞋”。条绒的价格远比棉布贵,农村娃娃根本就连见都很少见到,别说穿了。常规下,姊妹中大的穿过的衣服和鞋子小的继续轮流穿,破洞烂角,补了又补,直到烂着不能穿才扔掉。很少有机会穿新衣服新鞋子,除非过年或没有合适的旧衣服旧鞋穿时,或换季时做新的。衣服还比较容易做成,鞋子是要经过抹“被子”,拧麻绳,扯布,纳鞋底,做鞋邦等等一系列精细工序才能完成。拧麻绳是做鞋子的第一步骤,麻叶来自麻杆。我想,没有谁像家庭主妇一样盼望秋天早日收获一批成熟的麻子。将碾压剥皮后的麻叶拧成麻绳,好赶在寒冬之前给一家人做几双过冬的棉鞋,剩余的麻叶捆绑起来挂在屋檐下等下雨天或相对闲暇时抽空再拧麻绳,以备后用。每家都有一把拧车,均匀的麻绳出自女性灵巧之手,几乎大人孩子都会拧麻绳,当然,我也不例外。抹“被子”就是把穿过的破衣服拆洗晾干后,一片一片将毛边对齐,用打好的浆糊一层一层粘贴到一起,放到热炕席子底下干燥,或贴在墙上自然风干后根据鞋样裁剪。裁剪好再用麻绳一针一针纳成,鞋邦做好后上到一起,这个过程可以说千针万线,一分一秒,十天半月,用心思成就的手工活,谈何容易!我那只“八眼鞋”是白布毛底鞋,白布抹“被子”的几率不高,因为穿白衣服的机会不多,除非夏日穿白衬衣,或破被的里子才能抹“被子”。
我把那么金贵的条绒毛底鞋弄丢,母亲不痛下狠手是说不过去的,也是理所难容的。用母亲的话来说:“大人忙得脚炒菜,你还不操心把鞋穿丢了?”
一双鞋,看起来简单,但做起来不简单,它不比衣服,宽半寸能穿,长一点也行,但是鞋就不能差半寸,我们常说鞋合不合脚只要脚知道。老年人也有句口头禅:衣不过寸,鞋不过线。可见做鞋子的要求有多严格,超过一根线的大小就不合脚。要么夹脚,要么松弛。现在回想,老年人在没有模型的情况下能做出既好看又合适的布鞋,手艺与技术是相当过关的。有句歌词唱的好:最爱穿妈妈纳的千层底。可我们谁能真正体会到妈妈纳鞋底的辛苦,一针一线,年年岁岁,直到我们长大成人。我们穿了十几年的千层底,纳进去的都是爱与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