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我和边文清、薛成思回乡劳动，那个年代村里时兴办高中教育，我们仨被分配到学校里当民办教师，由于推荐上大学，我们只上到高二就毕业了。这样教起书来感觉很吃力，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前言不搭后语，自相矛盾，学生们根本无法听懂。家长们非常有意见，告到村支部书记那里，村支部书记也没有办法，因为村里就这么几个高中肄业生，再也没有可代替的老师。村支书李玉成给我们开了会，要我们好好学习好好备课，争取让学生明白，不然我们就不办高中了，光办小学。村支书的话是一块敲门砖，投石问路。敢问路在何方，我们的校长薛佩就这一问题召开了全校教师大会，他说道：“我们现在有了高中，肩上的担子更重了，我们要奋发图强，让村里人相信我们，你们有信心吗？”我们仨异口同声说：“有信心，如果教不了书，我们回家卖红薯！”薛佩放心了，“你们是人中之龙，一定会成功的，我期待着你们！”
　　 从此以后，我们互相学习，互相交流，不断地听课，不到一个月，我们教学能力提高了很多。薛佩校长约请村民们来学校听课，村民们不停地到学校听课，我们坦然接受，他们听的津津有味，我们讲的滔滔不绝，形成了良好互动。那时候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沈牛大是贫管会会长，他公开向我们叫板：“你们不要讲什么数理化了，让学生听懂毛主席语录就可以了，不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听毛主席的话，走毛主席指引的道路就成了，这是一个政治问题，来不得半点马虎，看看电影《春苗》里的赤脚医生，你们讲的是马尾巴的功能，我们坚决不接受！”薛佩校长笑了笑，拍拍沈牛大的肩膀，“你且消消气，不要激动嘛，学校是咱俩管理的，你还怕出错？当然了，吃水不忘挖井人，毛主席语录我们天天读，月月读，年年读，我们把毛主席语录都背的滚瓜烂熟，这是政治方向。可是嘛，政治方向代替不了科学问题，毛主席语录代替不了数理化，我们只有把两者结合起来，才是最好的选择，你看呢？”
　　 沈牛大无话可说了，他看看我们正在用心的备课，涨红着脸面，待在一旁抽旱烟了。但是他也绝不甘心，他经常偷听我们的讲课，数理化课程他听不懂，只能偷听语文、历史、思想教育等等。那一天活该有事，我正在聚精会神讲历史，讲毛主席在安源领导农民起义，讲的眉飞色舞，滔滔不绝，口是悬河，“毛主席在安源领导农民起义，他让农民懂得什么叫剥削，你们的贫困是地主阶级造成的。毛主席讲得头头是道，农民们听得津津有味，毛主席的威望越来越高，引起了蒋介石的痛恨。蒋介石派兵抓毛主席，毛主席急中生智，跑到一潭死水躲起来了，毛主席游泳技术十分高明，他潜在水下半个小时没有动静，蒋介石扑了一个空，毛主席慢慢出水了，神不知鬼不觉地走到了安源，又和农民群众走在一起了。”同学们长出了一口气，无疑这节课讲得很成功，同学们受到一次思想教育，也增加了知识。
　　 沈牛大把我叫到办公室，很严厉对我说：“你讲的是什么课，毛主席怎么会躲藏呢？他老人家是神，一定是这样的，毛主席根本没有躲藏，是敌人看见他了，吓得浑身发抖，急速地逃跑了，今天晚上我就召开批斗大会，看你怎么辩解！”
　　 当天晚上，村民们都到了一间教室，他们抽着旱烟，汽油灯吊在教室的中央，忽闪忽闪地令人烦恼，每个人的面孔就像鬼一样看不清楚。沈牛大看了看大家，提高嗓门让大家安静下来，“今天晚上我们召开批斗大会，批判郭奇然乱讲历史，篡改毛主席的思想，这件事关系着我校的荣誉，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们坚决和他划清界限，现在我先把他的讲课内容说一下。”接着沈牛大把我的讲课内容说了一遍，然后他高声强调，“阶级敌人死了，他的灵魂还在，还不死心，我们要将他打翻在地，再踩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你们说对吗？”下面有几个家长应和了一声，但是他们不知道该怎么说，有一个家长认死理，“郭奇然讲的课非常棒，学生们都喜欢听他的课，我们家长也喜欢他的讲课艺术，为什么要批判他呢？”众家长像开了锅一样，他们七嘴八舌议论纷纷，要求沈牛大下台。校长薛佩一看时机到了，该他说话了，“大家安静一下，先听我说，郭老师讲的历史课受到了学生的好评，他的知识渊博，功底深厚，这样的人才很难得，沈老师是贫下中农的代表，他为我们学校的发展做了应该做的事，我们不能把他撤掉，那样就不是毛主席思想了。我看大家劳累了一天，也该休息了，以后再请大家帮助，散会吧！”大家早已不耐烦了，呼啦啦一下全走了，只剩下薛佩校长和沈牛大贫管会的代表了。
　　 不久以后，边文清老师和薛成思老师先后找了薛佩校长，反映了严重的问题，“我们仨思想一致，我们都在一心一意搞教学，来不得半点马虎，可是沈牛大不懂教学，瞎乱指挥，我们建议先把沈牛大撤职了，我们放心打抓教学。”薛佩校长沉思一下，这个问题很为难，沈牛大确实是教学改革的拦路虎，应该把他撤掉。可是这也不是毛主席提倡开门办学的思想。这该如何是好，考虑了半天他终于做出决定：先把沈牛大架空了，不给他权力，不让他瞎乱指挥，每个月工分照发，六块钱的补助照拿。这样就落得两全其美。
　　 不久以后，村支书李玉成的儿子李润光毕业了，他等着推荐他上大学，张林龙也是高中未毕业回乡的，他疏通了各种关系当上了副村长，等待着推荐。他和李润光的矛盾愈演愈烈，两人面和心不和，甚至见了面也不说话。1975年5月，呼和浩特市师范班下来一个指标，要求黑河村推荐一名中专生，李润光和张林龙根本看不起来，该推荐谁呢，村支书李玉成拿不定主意，正在这个时候，老三届毕业的初中生岳伟亮，使尽了浑身解数，寻死觅活，全家人都劝不住他。他拿了一根绳子跑到树林里，毅然决然地就要上吊，幸亏他的三个弟弟及时赶到，挽救了他一条生命。李玉成只好顺水推舟，就让他上了师范班。岳伟亮满足了，村支书李玉成也打发了一个刺头。可是在学校教书的三个民办教师无人问津，他们也不愿意拿生命开玩笑，只好默默地教书。
　　 老子说：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致。1977年9月，邓小平进行了高考改革，对于选拔人才一律进行考试，高考的钟声敲响了。我和边文清、薛成思参加了高考，按照录取分数线，我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边文清和薛成思考上了内蒙古师范学院。尽管我们分开了，但是我们的志向是一致的，学成以后我们要更好的教书，只是我们的命运改变了，原来是民办教师，现在变成了公办教师，这是多少人敢望不敢攀的高峰，这是人生价值的彻底改变，以后的什么事情都好办了，这又是多少人渴望的。我读了四年本科后，又考上本校硕士研究生，两年以后我又考上了博士研究生。博士毕业后我留在了本校教书，享受着国家的最好待遇。边文清和薛成思留在了呼和浩特市中学教书，得到了应该得到的待遇。李润光和张林龙眼巴巴看着我们上了大学，他们待在家里发呆，得不到任何帮助，也得不到任何人的同情，在那个时代，他们代表了退出历史舞台的一代，连找个农村妇女做老婆都很困难。我们却风光无比，连国营工人都看不起来，更看不起集体工作社的工人。我们只想要志同道合的知识分子，这个差距多么大呀。我在老师的帮助下，娶了导师的姑娘，我成了导师的姑爷。边文清和薛成思都娶了中学老师，我们的兴趣一致，都在搏击风浪，乘风前进。
　　 我不到三十岁的时候，就评上了教授，这都是凭的真本事，光著作就有六部，发表论文几十篇，带动硕士研究生三个。边文清和薛成思都评上了高级教师，相当于副教授。我有一儿一女，边文清和薛成思都有一个儿子，生活过得甜甜蜜蜜，幸福美满。我们三人常在一起吃饭，喝点小酒，其乐无穷。我们回到村里的时候，都有我们的好多弟子，我们常常聚会，弟子们都很有志气，大多数人都考上了大学或者中专。他们感谢我们当民办教师的时候勤奋的备课，辛勤的付出。他们的年龄和我们差不多，却叫着我们的老师，我们感到无比的幸福。时代不埋没人才，只是甘于屈服时代的人才有被埋没的可能。我们是时代的佼佼者，所以时代造就了我们，我们默默无闻的工作学习，带动了时代的辉煌。我们要感谢邓小平给我们带来的改革开放，这是一个大背景，这个大背景给我们带来无比的自豪，无比的快乐！
　　 （编者注：百度检索为原创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