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我国一直积极提倡党内相互称同志，不称职务即官衔，倡议在红头文件里，已经明文规定。然而，日常生活中却收效甚微，究其原因，除了官本位思想作祟之外，相互之间语言交流，啰嗦冗长，乃是主要原因。姓氏缀官衔，称呼起来简捷明了，如果按倡议相互称同志，直呼其名，一是有违礼仪之邦的传文化统；二是姓名后再加同志，多了一个音节，平时交流，既拗口也矜持，还不如称呼官衔亲切。笔者以为，称呼官衔有弊有利，若能兴利除弊，日常生活中称官衔未尝不可。
　　 记得多年前，改革开放之初，那时还没有私家车，单位也无公车私用现象。星期天我在闹市区的交叉路口，看到两辆自行车撞翻在地上，旁边一中一青两人各执一词，争吵得面红耳赤，围观者众。也许两人过于投入，旁人劝解无效。我挤进圈里，咦，中年人竟是我们厂的堂堂党委书记。我准备上前袒护解围，大声称呼：“秦书记——”他一愣，争吵竟然戛然而止。书记匆忙推起车子，并不搭理我，低着头黯然离去。那个小伙子被我的称呼震慑住了？竟然什么话都没说，慌忙也推上车子，挤出人圈，翻身上车，也走了。一场唇枪舌战竟因我的一句官衔称呼“书记”，烟消云散。
　　 事后，我没机会，也不可能与书记交流这事。但我琢磨，书记是人不是神，人有七情六欲，有时喜怒形于色，也不可避免，无可厚非。也许我的一声“书记”，瞬间让他冷静，想到“书记”的社会义务和责任，以及形象什么的，这才立即休战吧？不过，我肯定，当时他不会想到权力。
　　 小伙子看到书记落荒而逃，没有穷追不舍，悻悻发泄几句再走，而是选择步其后尘，他何思何想，不得而知。我猜，一是他也许对在争吵的过程中，书记中并没有亮身份，颐指气使，以势压人，而是平等地与他舌战对决，这令他感慨；二是他想，既然书记以身作则不再争论，咱小百姓还较什么真呀？快走吧，以后跟书记学着点。
　　 与我厂相邻的是个大厂，我对这个厂的情况比较熟悉。他们厂原来是名王姓的副书记主持工作，干部、工人皆免副称呼王书记。后来省委给他们厂空降了一位书记，也姓王。工人好办，称呼“老大、老二”“大王、二王”“大猫、小猫（扑克牌）”就把正副书记区别了，可是，中层领导和办公楼里的公务人员，就感觉欠妥，至少对人不尊重。本来习惯了的“王书记”称呼，突然改称“王副书记”嫌得既势利又别嘴。于是，就称呼新书记、老书记，但两位书记年龄相当，此外，这样称呼，隐隐约约还有亲疏之嫌。一次干部大会后，书记专门把他们的称呼“规范”了一下，说：“今后，对我们二人免姓叫名，即可。”总厂党委书记尚且不称呼书记，各总支、支部书记自然没人敢以书记自居，相当一段时间，这个厂的干部、职工，约定俗成对书记都不称官衔称名字。据说，两位王书记，搭班子的几年间，工作配合得也不错，全厂干部职工，上上下下相处的关系，和谐融洽，否则，他们厂那几年的经济效益也不会蒸蒸日上。
　　 文革极左时期，毛泽东同志连同“主席”这个职务名称，都被神化，称呼“毛主席”，独一无二，絶无歧义。改革开放后，“主席”这个名称走下了神坛。政协、工会以及多如牛毛的民间协会，领导都称“主席”，自然，主席从一人变成数不胜数。我们车间百十个职工，工会主席姓毛，每次开会，主持人总是半调侃半真切的请“毛主席”讲话指示，都会惹得哄堂大笑。会下，工友们称呼“主席毛”，他欣然应答，工人们感觉，这个工会“毛主席”，和工人太接近、太贴心了。
　　 曾经读过作家刘恒的中篇小说《县长和她的办公室主任》，写得是一位姓付的年轻女干部，凭着女性的机遇，越过了富有工作经验，却心胸狭隘，姓郑的副县长，成了正县长。身居官场、饱经世故的县办公室主任，夹在男女、正副（郑、付）县长之间，如何称呼县长二人的姓氏和官衔，让他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称呼起来如同绕口令，而两位县长对正、副职务又敏感至极，尽管主任小心翼翼，心力交瘁，还是出错，像只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故事洋洋洒洒数万言，展开了官场勾心斗角的画卷，人物刻画得入木三分，故事振聋发聩，发人深省。其实，并非作家妙笔生花，只因我们的现实生活太丰富多彩，作家不过信手拈来而已。
　　 过去，我们街道的城管办主任叫赖蔚民，执法粗暴又贪赃枉法，沿街商贩背后咬牙切齿地喊他“赖孙”，当面毕恭毕敬称呼“赖主任”，大概他做贼心虚，总觉商贩称呼他官衔是话里有话，是变着法子在骂他，但又无法发作。于是他三令五申对商贩要求，谁也不准称呼他官衔，只准直呼其名“蔚民”。商贩们我行我素，赖主任气得脸色铁青又无可奈何。
　　 现在，人民群众对老一辈革命家，无论称呼“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还是“小平同志”“少奇同志”都是真挚情感的自然表露。因此，日常交流，党内党外、会上会下相互称同志或称官衔，我以为无须较真，关键是被称呼者对官衔内涵的理解，是孜孜以求，还是视作权力义务的统一。人民解放军规定，军官必须佩戴军衔（官衔）昭示世人，方便大家称呼，初衷不就是，让领导干部在和平年代，置于战士群众的监督之下，战争时期生死关头，让他们义不容辞挺身而出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