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肖根生，1960年生，许昌县人。1978年应征入伍，通讯兵。在江西省九江市永修县服役。2002年退役。24年的军旅生涯让我受益终身，又让我终身难忘。
　　 入伍下连队第二天，班长就给我们介绍新兵连的情况：“大家知道我们连的传统吗？知道战友们送给连长的外号吗？”“不知道。”大家齐声说。随后班长说：“我们部队是新辟驻地，还有十四亩水稻田。勤劳是我们连队的光荣而又传统的本色，这要归功于我们的‘耕地连长’。我们的第一任连长范初辉，是江西人。文化程度不高，但是心地善良、勤劳能干。他1972年入伍，1978年当上连长。在家时就是个种地的好把势，到连队后，为给国家减轻负担，补充部队伙食。自己向驻地附近农户借了些犁耙等农具、水牛等，为了不影响战士们训练学习，他独自一人光着膀子、穿着大裤衩，戴个草帽套上水牛，扬着鞭子，把十四亩地犁完耙好后，该插秧时才号召全连战士动手插秧。在他的精心管理和辛勤劳作下，十四亩水稻喜获丰收，平均亩产400公斤。因为我们的连长每年都是自己一人耕地，我们就称他为“耕地连长”。
　　 1979年我考上了南昌陆军学院通讯专业，1982年毕业后回到连队。1983年我当上副连长后，因为我是城市兵，从没接触过农活儿，因而虚心向老连长学习如何吆喝水牛、如何犁地。耙地、施肥、晒田、灌溉、插秧、防治病虫害、收割等技艺，一心想把勤劳这一传统传承下去。从此我懂得了水稻的插秧密度、插秧后的稻田的田间管理。诸如插秧后要保证水分充足，防止叶片过度蒸腾导致苗枯及夜晚低温产生苗冻现象；水稻返青时要注意适度灌溉，返青后及时施用氮肥促进稻苗分蘖，严格遵行前促、中控、后补、氮磷钾配合的施肥原则；栽后三十多天要及时撤水晒田；（晒田的主要作用是控蘖、强根、壮秆、炼叶、减轻病虫害）要掌握好晒田技术，要做到一看禾苗，二看田土，三看天气。晒田也要结合气候、土壤、肥料供给和苗的长势情况来决定晒田与否、晒田程度及晒田时间。晒田应达到：叶色退淡，叶片挺直，白根出现，田边见裂缝，田中不陷脚。苗数足，叶色浓，长势旺，肥力高的田应早晒、重晒，以人立不陷脚，叶片明显落黄为度；相反则应迟晒、轻晒或露田，田中稍紧皮，叶色略退淡即可。晒田不宜过头或不足，要灵活掌握。晒田五到七天要注意增温灌溉；（用河水灌溉，其灌水时间可在日落前1～2个小时到日出后1～2个小时进行；井水灌溉，要先把水放到晒水池中，延长灌溉渠道，加宽进水口，采取表层水灌溉等办法，力求所灌溉的水温不至于过低，减轻低水温对水稻分蘖及生长发育的影响）水稻生长期间做好病虫害防治工作等等。我也是一个人套上水牛，犁完耙好十四亩地后，号召战士们插秧。战友们也称我为“耕地连长”。我当上连长后，也认真教会副连长犁耙地等技艺。我想把这勤劳的作风传下去。我调离连队时，连里已库存了几万斤余粮。接替我的连长也成了“耕地连长”。
　　 1984年的一天，我带领由五个人组成的小组由通讯总站到梅岭西山去检修通讯设备。我们开着方蓬212北京吉普，穿行在梅岭西山的盘山公路上，在一个转弯处，一辆当地卡车沿着峭壁自上而下向我们冲了过来。那车的右侧是峭壁，而我们的右侧是悬崖。司机毛荣军急忙右拐给为给那车让路。当地的车辆紧擦着我们的车的左下角冲了下去。一个急刹车、我们停在了悬崖旁，我们的车前面右轮已悬空。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参谋长张贵州也处在悬空状态，下面就是万丈悬崖。我们的车前边左轮后边右轮都接近悬崖。千钧一发之际，司机毛荣军大吼一声“都别动”，之后他回过头看了看后边双排座上我们四个人。幸亏一个新兵因为恐高怕看悬崖坐在了左边，车的重心偏左，才不至于跌入悬崖。司机毛荣军说：“你们四个不要让车晃动，慢慢挪到左边压住车。”“张参谋长，你也小心地慢慢爬到后座。”然后，张参谋长不慌不忙沉着地从副驾驶司机毛荣军小心下了车，打开车门，我们五个人也小心地下了车。我们看看车，又看看悬崖，稳了稳神之后，机修工程师何工说：“先把检修设备卸下来。”
　　 我们和分队长张有田等小心翼翼将设备卸下来后，开始讨论如何处理车。当时车已刹死，不好再动。参谋长说：“打开后车门，你们几个用力按车的左下侧，确保车的重心在左边，我上车松手刹，把车倒出悬崖。”司机毛荣军抢着要上车，张参谋长说：“我是老兵，开车时间长；我又是党员，关键时刻你靠边。”我叮嘱大家：“把左前车门打开，如有紧急情况，张参谋长可以随时跳车，咱们几个按住左侧，如果车跌入悬崖，我们必须保证人的安全。”在参谋长的小心操作下，车开到了安全地方。我们个个都害怕极了好长时间才稳过来神。在张参谋长的小心翼翼地操作下，车终于挪到了安全地带。我们保住了车、保住了人、保住了设备，又开车到山顶检修了通讯设备，圆满完成了任务。傍晚回到总站，汇报工作时，总站首长说：“你们大难不死，死里逃生，差点成为烈士，真了不起呀。我让炊事班长安排了八个菜和一箱四特酒给你们压惊。那晚，从没喝醉过的我，和其他几个都喝得很尽兴。
　　 我们一行六人，张参谋长转业后安排到省政府工作，官至副厅级，遗憾的是他已去世；何工程师转业后安排到国家科研单位成了高级专家；毛司机退伍后到政府部门工作已是正县级；当时的那个新兵已没了联系。
　　 因为在军校学的是通讯设备的调整测试及维修，1984年我被调到国家的331工程。这里有必要普及一下331工程。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走下专机，当他把手伸向周恩来总理、两只手握在一起的时刻，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随同尼克松访华的一大批电视记者守候在机场、天安门、长城的许多电视摄像点，把尼克松所到之处现场拍摄的影像，迅速传送到随行来华的美国国防部官员手上的一个“黑皮箱”里，再通过距地球36000公里赤道上空的通信卫星转播给大洋彼岸的美国观众。
　　 那个神秘的“黑皮箱”是一个微型活动卫星地面站的终端，美国的卫星地面站从大洋彼岸活生生地搬到了新中国的首都。一时间，有人议论：什么时候，我们中国也能拥有这种技术？1974年5月19日，一封信递到了周恩来总理的面前，信中详细阐述了中国发展通信卫星的重要意义，建议由国家统一组织安排中国的通信卫星研制问题。1975年3月31日，在我国原子弹、氢弹爆炸成功，以及人造卫星发射成功（两弹一星工程）之后不久，中央军委召开第八次常委会，讨论通过了国家计委、国防科委、航天工业部、电子工业部、广播电视部、总参通信部等部门联合起草的《关于发展我国通信卫星问题的报告》并呈报毛主席批准。随后，毛主席亲自批准了《关于发展我国通信卫星问题的报告》，至此，中国发展通信卫星这一工程终于落地，由于报告被签署的日期是3月31日，因此，“331工程”也就成了中国通信卫星工程的代号。331工程立项了，孙家栋是331工程第一颗地球静止轨道试验通信卫星东方红二号卫星的总设计师，通信卫星要发射，就要有卫星、运载火箭、发射场、测控、地面通信站等五大系统来支持。这五大系统的建设也必须跟着全面铺开。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承接了地面通讯站的建设保障工作，我们部队承接了地面通讯站主干线上的通讯基站的建设及链路保障。我是副连长，技术上代替正连长负责基站的全面建设，负责设备的正常运行，保证卫星发射的测控数据不中断，卫星正常工作是信号不中断。接到任务后，我们全连不分昼夜加班加点工作，确保基站的正常运行。
　　 1984年1月29日，3天后就是中国传统的除夕。第一枚长征三号运载火箭载着东方红二号0A星在中国西昌卫星发射基地腾空而起，我们连队负责的基站工作正常，保证测控数据不间断。卫星带着人们的期望，冲向太空。可随后，火箭三级发动机二次启动后，推力消失，未能将卫星送入预定的地球同步转移轨道。卫星无法正常工作。痛惜之余，科学家们立刻投入到了东方红二号0B星的测试工作，少数人迅速回北京对东方红二号0C星进行测试并运往发射场。我们连队虽然没有任何事物但也不能好好过年了。我们谁也没多说一句，更加努力地工作，以保证0B星发射时我们的基站万无一失。两个多月后1984年4月8日19点20分，这是一个永远铭记在我国航天、通信发展史，以及我军通信发展史上里程碑的日子。经过认真的准备，东方红二号0B星在长征三号火箭托举下，一飞冲天，这一次卫星被成功送入地球同步转移轨道，发射取得圆满成功！1984年4月16日18时27分，东方红二号通信卫星准确定点于离地面三万六千公里的东经125°赤道上。1984年4月25日，我国第一颗通信卫星由国防科委西安测控中心正式移交总参卫星通信地面站监测管理和运行，并担负国防通信值班任务。4月18日上午10点，时任国防部部长的张爱萍在北京指挥所通过东方红二号0B星，拨通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书记王恩茂的电话，通话声清晰稳定，如在咫尺。同一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全体从事东方红二号卫星研制和试验的人员发出了贺电。4月30日，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了庆祝我国试验通信卫星发射成功大会，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了大会。
　　 第一颗通讯卫星发射试验成功后，总参卫星通讯地面站陆续承接了09核潜艇卫星通讯试验任务、国庆35周年天安门广场大阅兵实况转播任务、解放军报社卫星传版任务、双星定位（北斗前期的方案论证）实验任务以及公安部、航天工业部、广播电视部、中国通信广播卫星公司、华能集团等民用卫星通信任务。我们连队紧跟总参，保证我们基站正常运行，每次都0失误完成任务。我和搭档指导员一起带领全连战友夜以继日艰苦奋战，保证了基站正常运行，部队给我们连队记了集体三等功，也给我记了个人三等功。我的技术职称也由连级升为副营级。现在中国的通讯卫星技术已走出国门，我们的北斗技术已领先世界，5G技术也遥遥领先，但我参与了第一颗地球同步卫星的发射和应用，至今仍感到无比自豪。
　　 1989年，作为技术优秀干部我调到了驻地许昌的4642部队。1998年我国长江流域爆发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涝灾害。我与54642部队5000名官兵一起有幸被作为空降兵到湖北省有名的蔬菜之乡、螃蟹之乡、回鱼之乡、黄金之乡嘉鱼县南嘉中学驻地。嘉鱼县同时还是有着丰厚文化底蕴的历史名城。那里蕴藏着南宋文化、三国文化、呜嘟文化、说唱文化、鱼文化等特色文化遗产。县城古名沙阳堡。南唐保大十一年（953年）取《诗经•小雅•南有嘉鱼》之义，定名嘉鱼县。
　　 我们住的地方是长江边的一个学校，任务是确保一段长江大堤的安全。江水汹涌澎湃，江面不断上涨。我们用沙袋垒砌的堤坝也跟着不断上涨，比我们的驻地整整高出15米，牢牢地控制着江水。大堤一处有问题五分钟内我们那里就有灭顶之灾。
　　 我当时已是中校，部队成立了“校官敢死队”。师长任队长、政委是副队长。危急时刻，每个战友都抱定了“不获全胜决不收兵”的必胜信心和“誓与大堤共存亡”的坚定信念。就像奋战在今年的抗击新冠病毒疫情的一线的英雄们一样，每个战友衣服上都标明了各自的番号、血型，晚上睡觉的枕头就是救生衣，做好了为国家和人民利益随时献身的准备。因为抢险现场，不像在工地施工，有相对固定的作业条件和环境。面对汹涌的江水，一旦发生管涌，我们需要第一时间赶去抢险，而挖掘机等重型设备很可能会因道路堵塞、泥泞等因素无法驶入，只能在外围参与抢险救灾。面对有粘度的沙土，使用铁锹挖掘体力消耗会非常大，所以我们综合考虑，在奋力救援的同时，保证体力“不掉队”。刚开始时都是戴上手套用手挖土装填沙包。随后干脆去掉了手套。
　　 其中一个湖南湘阴的战友高建成，不顾因训练中暑而连续几天的高烧，主动请战，带病率领全连随部队长途奔赴嘉鱼县邱家湾抢险。当部队冲至距大堤不到100米处时，江堤突然决口，洪水奔泄，巨大的洪流咆哮而来，浪头高达三四米。高建成和连长迅即组织抢救遇险的群众和官兵，在救生器材不够的情况下，他鼓励大家不要慌张，并毅然脱下自己身上的救生衣给不会游水的新战士穿上，他和连长在急浪中继续寻找和指挥水中战士自救互救。为救其他同志，他往返数次，用尽全身力气。最后被一个巨浪卷走。后由江总书记签署，被授予“抗洪英雄”荣誉称号。他的母亲又把他的弟弟送到抗洪抢险部队，继续他未完成的事业。
　　 就这样，我们和所有奋力抗洪的军人们一样坚守在各重点圩口、险工险段，在泥水中奋力处置险情，开挖导渗沟、填埋沙石、疏通排水渠、垒填沙袋。我们席地而坐，吃着快餐盒饭，实在累了，和衣而睡，毫无怨言！我体质比较好，因而左右肩膀各背一沙袋，时刻冲在队伍前边。我们不怕苦不怕死，用血肉之躯制服了汹涌的江水，保护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用热血和汗水树立了新一代革命军人形象，实现了“不垮一坝、不溃一堤、不死一人”的目标。
　　 至今忘不了抗洪现场上那感人的一幕幕：学生们向我们行着军礼；老大爷抱来了大西瓜；大妈为战士擦去额头的汗水；不少过路车主发现战士们在炎炎烈日中辛苦工作，纷纷自发行动，为战士们买来饮料和食物，深切表达出对人民子弟兵的感谢与关怀；老师领着孩子及孩子的家长来慰问我们。以此让孩子们有了居安思危的意识和奋发图强的动力。不少孩子立志长大后也要当兵保家卫国；当地群众和我们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共同对抗洪水猛兽，用最朴实的方法表达对我们的关心和感激。男人们自发上前线扛沙包，与我们并肩作战；女人们成立后勤队，每天将饼干、热乎的饭菜、干净的饮用水送到我们手上。当地群众自发组织为战士们洗衣服；母女三代，提着一桶姜汤，一人一杯地递到战士在手中；大雨中白发苍苍的大妈为战士们撑起了雨伞；“军民本是一家人，帮咱亲人洗衣裳……”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洗衣歌》，在新时代被赋予新的内涵。还有人说：“每次的灾难面前，都是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遵循‘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原则，冲锋在前勇于担当。用血肉之躯写就了伟大的抗洪精神，证明了人民军队在关键时刻豁得出、顶得上、靠得住、战得胜。
　　 当我们完成任务离开时当地群众拿着红旗、提着鸡蛋水果、扯着写有“人民子弟兵，你们辛苦了”“军民一条心”“向子弟兵学习，向子弟兵致敬”等横幅夹道欢送的场面，忘不了他们送来的一面面绣着“人民卫士抗洪英雄”“军民鱼水情深抗洪风雨同舟”“危难时刻伸援手抗洪抢险显大爱”锦旗；忘不了他们个个含泪挥手、依依不舍的神情；我深深感受到了嘉鱼人民面对洪水永不退缩的意志，也感受到了嘉鱼人民对子弟兵的热情。
　　 抗洪结束后，我每次看到“师史馆”里当年的抗洪照片，我感动的泪流满面。作为共和国的军人，我为自己在国家需要的危机关头，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而自豪。
　　 2002年从部队退役回到地方后，领着部队发给我的退役金，应聘到到一家商混站，用部队学到的电子技术来维修机械电气设备，继续为社会主义建设增砖添瓦。我由衷感谢不对感谢绿色军营！
　　 （编者注：百度检索为原创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