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前，我的父亲是县发电厂工人。他们的厂长叫赵锋，原是一位老革命。这位老厂长白手起家，带领一班像我父亲一样的十几个穷工人，盖厂房，安机器，用柴油机发电，供县革委会及县城街道用电，人们习惯称这群老工人叫“乡下的”。
　　 又过了五年，这时我也有十三、四岁了，发电厂有了一点规模，已具备了向县城少数居民家庭供电的能力。这时候厂里又招来一班工人，他们都是城市户口，都是些造反起家的不学无术的公子哥们，人们习惯称他们为“城里的”。他们瞧不起赵厂长，更瞧不起原先那班“乡下的”工人。于是在头头唐松的带领下，要夺赵锋厂长的权。
　　 唐松带领他们先把赵锋厂长看管起来，接着公开地整理赵厂长的“罪状”。当找到我父亲，要我父亲检举赵厂长时，我父亲没有“出卖”赵厂长，没说他一句坏话。实在被逼急了，就编假罪状骗他，说“赵厂长的错误，还真的有一条，有一次他强行命令我，把柴油机的活塞安装到缸筒里，弄得只用马达打一次，柴油机就启动了.......”谁知唐松他们对生产一窍不通，根本不知道我父亲是戏耍他们，还真的把这当成一条“罪状”，在批斗会上公开宣读，引来参加批斗大会的群众耻笑。唐松他们恼羞成怒，决定在整赵厂长的同时，顺带着把我父亲做“搭刀。”接下来，查来查去，还真的查出我父亲的罪状主要有两大条：
　　 一是“疯狂盗窃社会主义‘二炭’”。这“二炭”就是发电厂烧过的煤灰。原来随着发电能力的增加，在二年前已经把烧柴油发电改为烧炭发电了。这煤灰是发电厂的废弃物，一般都是雇民工拖出厂子，倒在街道上垫路。因为我们农村没有柴草烧，冬天为了取暖，我父亲便跟赵厂长说好，每个星期天回家便用自行车背半麻袋回家，把它和用高价买回来的炭搅和在一起，打成煤饼子，用来生火取暖做饭烀猪食。两三年算下来，拖有近万斤，按唐松他们话说，这可是够判刑的重罪。
　　 其二是“盗窃社会主义木柴”。原先电厂出的电要向外送，就得有电杆。由于建县初期财力有限，电线杆都是木头电杆。后来发现木头电杆不安全，便逐步换成水泥电杆。这更换下来的木头电杆呢，都是送回厂里食堂烧火做饭。赵厂长看我家兄弟多，又是农村户口，便叫我父亲拖几根回家，说是让我家“打点小凳子、或者做个锅盖”之类的。
　　 罪名定下来之后，我父亲便成了赵厂长的陪斗。每当赵厂长在台上挨斗，我父亲便也挂着牌子站在边上耸拉着头；所不同的是，赵厂长头上載着纸糊的高帽子，而我父亲没戴；可能还不够“待遇”。
　　 革命要抓，生产还得促进。因为我父亲有一定的工作经验，特别对高低压线路故障处理很有经验。赵厂长被扳倒了，唐松做了厂长，但工作离开我父亲，别的人还真的干不来。于是他们便要我父亲“戴罪立功”，把他下放到新园变电所，每月只发七块钱生活费。
　　 1978年，要过年的时候下了场大雪。年我实在不能忍受母亲一直躲着我们默默淌眼泪，便跟她说一声：“我去他们厂里去看看”，说罢踏着积雪，向县城进发。到了县城，听说他被调到新园变电所，问请方向便马不停蹄拐弯向东。到了午饭后，看到砂石路南边有一机关，挂着“恒发良种场”的门牌。我饿得浑身虚汗，眼冒金星，便想到场里讨口水喝、或是要块饼吃。扒着他们用钢筋焊的铁门摇晃了半天，人没出来一个，倒引来一条东洋大狼狗，一点不夸张，像小驴驹子似的。它冲到我跟前狂吠不止，我魂都吓掉了，想跑，却不料它闪电一样冲到我跟前，一下子半立起身子，前爪子扒到我肩膀上，张开血盆大口要啃我脸。我“哇啦”一声瘫倒在地。关键时候跑过来一个人，他喝退狼狗，我赶紧上大路朝东边跑去。
　　 到了新园变电所，已是天黑了。我父亲在食堂要了一盆剩饭用开水泡了，我吃了个肚子溜圆。
　　 由于气候恶劣，线路发生故障，他们连夜巡线；第二天继续查线，终于在午饭后排除了故障。个个松了口气——终于可以放假回家过年了。
　　 那时人们个个都穷，他们所里几个人合伙买了一只羊杀了过年。因为我父亲每月几块钱跟本不够交伙食费的，所以就没出钱合伙买羊，当然分羊肉就没他的份了。老工人都有感情也有同情心的，他们看我家可怜，便把半只羊头送给我父亲。我父亲骑着他的破脚踏车，工具包装着羊头，因为没有后座，我只好坐在前边大杠上，一路吹着口哨踏上了归程。
　　 到了家，尽年这顿羊头汤，是我生平第一次尝到羊肉的味道，也是我家第一次吃“火锅”。于是，这味道，便深深地记忆在我的舌根深处了——并且它将永远记忆在我的舌根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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