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落户广州，结婚生子，工作生活越来越忙，回家渐少。我们做父母的，都把团聚的期望寄托在逢年过节。
　　 鼠年春节，武汉突如其来的疫情，把婆婆和小姑子一家困在了江城。我们团聚不成，相反，还有说不尽的担忧。牛年春节，旧话重提，但因为国外多地疫情正酣，国内也有零星偶发。我们响应号召，就地过年。筹划好的羊城家人之会，再度泡汤。
　　 我、丈夫和婆婆在南昌过年，孩子们不在家，家里冷清极了。身子闲下来，思维却活跃起来，许多与过年有关的往事浮出水面。
　　 2005年，儿子去北京上大学，不久丈夫被中央某单位借用，加上我考进了机关，原先紧张的时间有了大把空余，经常随做房屋中介的老乡去看房。那时候房价飞涨，每个星期都会刷新记录。我被日益推高的房价驱赶着，蠢蠢欲动。虽然手头的钱不够，还是下了买房的决心。母亲和家人听说我要买房，都很支持，他们帮我凑够了首付。
　　 因为要还贷还首付，急着将旧房子出租或出售。我们一拿到新房的钥匙，就开始装修了。也是因为缺钱，装修的原则是简单实用，时风流行跟不了，也不想跟。
　　 国庆长假，儿子从北京回来，我们将他直接拉到新家，他一开始有些不适应，但非常兴奋。用他的话说：“感觉神清气爽，第一次睡在1米八的大床上，特别舒坦。”
　　 儿子人高马大，在老房子里睡的是1米的小床。虽然也有三居室，但客厅不大，又只有一个卫生间，不方便大家庭团聚。
　　 2008年国庆，搬进新房，我们早就商量好了，邀请我娘家人来过年。小年那天，小弟驾车带着母亲和侄女，千里迢迢从广州来，遭遇堵车，在路上走了十二三个小时。大弟一家三口从老家来，乘火车，路途不算远，下午就到了。大弟媳费时费力为我们新家准备了十字绣，为在年前挂上墙，她顾不上喝口水就找装裱店去了。年三夜四，好一顿软磨硬泡，老板才接手并答应年前一天取货，当然工钱也多花了不少。
　　 那是一幅牡丹图，挂在我们家客厅的主墙上已经14个年头。每次只要我把上面的灰尘抹干净，它们依旧鲜艳欲滴。花开富贵的意象一直藏在我心里，每遇温情，就会盛开。
　　 平常的小家庭只有二三个人，生活习惯较为相近，家务操持并不复杂。突然间小家庭变成大家庭，二三人扩容到八九人，空间小了，东西乱了，台面、地面脏了。母亲常年生活在广州，南昌的湿冷已让她有些难以忍受，虽然有时老当益壮，但大多时间守着火盆，听听京戏，倒也乐在其中。弟媳妇爱好学习、喜欢旅游，对新鲜事、新知识充满好奇，加上“业务”不熟，帮忙做家务总也插不上手。几个大老爷们悠闲自在，除了神聊海侃之外，有时驾车出去兜兜风，就是该睡的时候不睡，该起的时候不起。两个十一二岁的小侄女上网、逗狗，偶尔写写作业，也一样忙得不亦乐乎。
　　 最难料理的是一日三餐。有不吃荤的，有不吃辣的；有喜食煎炒的，有喜食炖煮的。仅早餐就得按起床先后分开做四、五次。老娘起得早，用上好的晚米煮浓稠的稀饭，再加一个鸡蛋肉饼汤；大弟不喜荤腥，怕他缺营养，他惯常吃的“老饭”——菜煮饭，被我添加了诸如香菇、木耳、西红柿等蔬菜，成了实实在在的“饭煮菜”；小弟和儿子偏爱米粉，一个要干炒，一个要汤煮，又因为起床早晚不一，也要分开两锅做；小侄女愿意吃年糕，切些腊肉放些冬笋就是她的最爱。其余四人没有特别的要求，有什么吃什么，倒是省却了不少烦恼。
　　 “千事万事，吃饭大事”，这一点在年三十体现得更加充分，要准备一顿丰盛的年夜饭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本来也可以到饭店去吃，但家里没有了弄吃的热闹，就少了过年的气氛，于是一大早我就忙开了。有些菜是早就准备好的，制成了半成品，如牛羊肉、扣肉、红烧鱼，还有家乡传统美食，肉圆馃、活肉等等。往年洗菜是苦差事，乔迁新居用的全是热水就舒服多了。他们偶尔也进来帮帮厨，或是陪在旁边说说笑笑，做饭竟也从一件苦差事变成了乐事、趣事。间或小弟高大的身子也挤进厨房。只见他抓住锅把轻轻一抖，那五颜六色的“八宝菜”上下翻飞、曼妙舞动，赢得大家一片赞叹。我们几位怂恿他继续“卖弄”，坚持到底，他却草草收兵，还说：“真人不露相，今年暂且露这一手。”
　　 两个弟弟领着侄女贴好了春联，端上七盘八碗，年夜饭就开始了。用排骨熬汤做成的火锅冒出腾腾热气。开一瓶茅台，烧一壶米酒，团团围成一桌，家的气氛氤氲浓烈。给母亲倒一小杯白酒，拉开了过年的大幕。母亲举起杯，与大大小小碰一圈，意味深长地说：“日子好了，大家一定要珍惜，你们都要健健康康、和和睦睦、顺顺利利！”我们领受母亲慈爱的目光、温和的话语、真诚的祝福，童年记忆涌上心头。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我还是一个懵懂的不满十岁的孩子，随舅舅生活已经好几年了。有一年寒假我辞别舅舅到父母家小住。那时很贪恋姐弟在一起的时光，舅舅几次三番托人带我回去，都因为我执拗不听话而作罢。当时父母忙，或许潜意识里也希望我和他们在一起过年，严厉的父亲第一次容忍了我的任性。
　　 大年三十，母亲依旧忙碌。当时，母亲在村小当民办教师，兼做裁缝。过年的时候，虽然学校放假了，但因为大年初一穿新衣的习俗，母亲反而更忙了，除夕那天依然上门帮人做衣服。
　　 父亲简单做了几个菜，领着四个孩子沉默地吃了一顿年夜饭。父亲一贯严厉，我们都怕他。如果不是因为过年，他最喜欢重复的几句话是：“各人做自己的事，不要老是箍在一起”“大要有大的规矩，小要有小的样子”“某某文章会背了吗？我等会检查”。他自己喜欢读书，也总是要求我们安静学习，不得打闹喧哗。稍有忤逆，就会招致呵斥，甚至挨巴掌。
　　 饭后，我们如同大赦般撒开脚丫向外跑,在操场上嬉闹。小弟突然带着哭腔说：“我们去找妈妈吧!”那时，小弟也就四五岁光景，他一提议，我们于欢闹中停下来，面面相觑，大家都有些想妈妈了。
　　 我幼年的时候，乡村里的年味很足，有许多需要恪守的规矩。吃年夜饭的时候，要关紧大门，这期间不得有人进出。这样的习俗，我很反感也不明就里，如今想来，也许是江南的冬天太冷，关上门可以挡住北风的侵袭；或许是中国人有不露富的传统，以免外人从饭菜中窥破财富秘密。接纳外人在家里过年，也与传统不符，但因为一家大小正月初一要穿新衣，只好网开一面。又因为母亲平素与这家人关系甚好，他们在以这样的方式示好，表明对母亲不设防。
　　 我们候在门外，盯着门环，期待着它的晃动。日暮时分，门终于开了，我们顿时欢呼起来。那时母亲还年轻，不过三十多岁，虽然劳累了一天，许是喝了点酒，又见到了对她翘首以盼的儿女，她的脸色格外红润，伏案一天的身形也格外的挺拔。我们簇拥上去，把她团团围住。母亲伸出双手摸摸这个，抚抚那个，最后把小弟抱起来，我们仨跟在后面一蹦三跳地往家走。
　　 那时候没有春节晚会，守岁是固定节目。一盆炭火映照，每个人脸上的线条都变得柔和。平常严厉的父亲，此时黑镜框里的眼神有些迷离，平常总抿着的嘴也放松打开，于是原本拉直的唇线，成了椭圆，不再僵硬生冷。那天晚上，父亲说了很多话。说话的间隙，他用右手端起那个煨在火盆上的白瓷杯，左手掀开杯盖，然后嘬起嘴沿着杯口不停地吹。在茶杯狭小的空间里，一个此起彼伏的小波浪，转瞬即逝。而茶叶末子却因此获得了晃悠的机会，显现出自在的神态。父亲是一位老学究，一杯酽茶和茶杯壁上厚厚的茶垢，连同他恨铁不成钢的希望，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中都十分沉闷压抑。我们本来就怕他，看他谈兴未尽，即便是与轻松快乐的话题相去甚远，我们也不敢打断他。寄希望于母亲调节一下气氛，却见母亲歪坐在竹椅上睡着了。
　　 时间如白驹过隙，快乐的日子更是一眨眼就消逝得无影无踪了。长大后的年、童年时期的年虽然都已经远去，留下的记忆却是越来越温馨美好。
　　 鼠年的年夜饭很快落下帷幕，我在阳台上驻足，俯身那几盆花草，发现去年扦插的茉莉长出了嫩芽，点点新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