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两年来，一直想再写一篇有关母亲的文章，随着母亲去世三周年日期的临近，这种想法也愈加强烈。
　　 细细想来，又不知该从何写起，母亲是一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人，一生默默无闻，没有可以大书特书的事迹。我很想写一篇值得家人和自己反复回味、有关回忆母亲的文章，可自己的文笔水平实在有限，母亲的一生又极为普通，真的不知该怎么表述为好。
　　 母亲出生于1937年，具体月份不详，身份证上是5月12日，那是父亲为母亲办理身份证时随手写的，他自己的生日也写成了同一天。作为子女，我们只庆祝了母亲的66和80岁的寿辰，没有再为母亲庆祝过一次生日。前段时间我刚从父亲口中获知他的具体出生日期，本想再询问一下母亲的生辰，考虑到母亲已过世近三年，就没有再向父亲追问。
　　 母亲成长于山东巨野县昌邑的一个小村庄，可能现在还是巨野县最小的自然村。村庄起源于母亲的祖父和他另外两个兄弟，发展到现在约有两百多个人，五六十户人家。村落小，人口少，非常贫穷，在旧社会，经常受周边大村、大户人家的欺负。母亲的一个叔叔，就因为莫须有的原因，在母亲七八岁时，被邻村地主的还乡团捉住，头朝下给活埋了，双腿像棍子一样伸在外面，家人好多天不敢为他收尸。母亲对地主乡绅、还乡团恨之入骨，对共产党、解放军有深厚的感情，也是源于她自己的亲身经历。母亲不到十岁时，因吃不上饭，经常跟着姥姥去各村乞讨，曾有一次讨饭时，一个乡绅富户非但不给，还放圈养的狼狗咬人，母亲说这些大户人家连日本兵都不如。村里也曾经有日本兵路过，所幸没有烧杀抢掠。村里后来还来了解放军，经常通过宣传队动员和组织村里的妇女，给解放军做鞋子，做完了还给钱或给粮食。“解放军是真的好，共产党是真的好。”母亲多次和我们提起以往的旧事，说到解放军时，眼睛里还放射出感恩的光芒。
　　 一九五八年母亲家乡发大水，雨下了三天三夜，母亲说没见过那么大的雨，一直下，像从天上往地下倒水一样。水势上涨把村子都淹了，母亲坐进一个面瓮里，由舅舅下到水里用绳子拉着，漂到了村口的堤坝上，躲过一劫。
　　 父亲和母亲的家乡相距十几里，经媒人撮合，父亲和母亲走到了一起，据父亲说直到结婚那天，才和母亲见的第一面。父亲也是自幼家贫，是我们村最穷的，上学时别说纸和笔，连石板和石笔都买不起，自己用锅底灰抹黑了木板，用石灰掺土做成粉笔，但父亲非常刻苦，学习一直是第一名，坐教室最后一排的红椅子。后来父亲因家中实在没钱，被迫辍了学。父亲和母亲的姻缘，真正的媒人，应该就是贫穷。一个村子最穷的一家，和另一个最穷村子的普通人家，应该算是门当户对。
　　 母亲育有四个子女，在大姐出生后不久，母亲就张罗着，去我村临近的集市上，在现在陶庙镇古庙的东侧，自己搭建了一个低矮的草房，母亲以前学过裁缝，那个孤零零的小草房，就是母亲的第一个裁缝铺子。
　　 “酒香不怕巷子深”，母亲的手艺好，做活利落，铺子虽小，母亲的活计很快就多了起来。母亲东拼西凑地借钱买了一台缝纫机，这台缝纫机就开始从早到晚，没黑没白地忙活起来。
　　 我无法想象当时的具体情景，虽然也听老家人多次谈起，在我的脑海中浮现出来时，已然成了一段传奇。前段时间回老家，又和我叔聊起了母亲在陶庙做裁缝活的事情，叔叔说母亲的裁缝案子是用砖块石头垫着，上面放一个大木板，案子上总放着厚厚一摞布料，“有这么高，”叔叔伸手比量了一下，又叹了一声说：“每天做很多活，没两年缝纫机头的针脚就斜了，每天做的实在太多了。我借了个自行车，骑着去济宁修好的，来回二百里，当天就赶回来了，夜路骑了有二三十里。”
　　 母亲不识字，每天要记住这是谁家的布料，量的尺寸如何，要做成什么样的款式。我觉得不用笔记本记下来，如何区分这些布料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可母亲轻而易举就做到了。
　　 母亲的记性好，还体现在戏词上。母亲喜欢听戏，以前的年代，一年难得搭几次戏台，唱几出戏。母亲再忙，也要抽时间去听上一听，有的戏听的多了，母亲基本能把戏词背下来，有的时候某个演员唱错了戏词，母亲都能第一时间反应过来。有点像三国周瑜的“曲有误，周郎顾”。对母亲的这一本领，当时跟着母亲学裁缝的某个亲戚，直到现在提及时还钦佩不已。
　　 过两年我出生后，母亲不在陶庙做裁缝了，回到了村里，母亲在家里还是时不时地接到附近村民的裁缝活，只是不允许再像以前那样收钱了，经生产队同意，可以换取工分，工分就意味着一家人的口粮。母亲还在家里养了鸡、鸭、鹅和绵羊，后来还养了猪。姐姐们也都是年纪很小的时候，就帮母亲料理家务了，记得那时三姐刚上小学，六七岁，每天放学后就到地里去割草，总要到天黑才回来。记得三姐割草总是把粪箕子盛放的满满的，她踏着夕阳的余晖，远远望去，只看见一个大的草团在颤颤悠悠地前行，草团下面是两只迈动的小脚。回来后母亲总是一边帮三姐拿下粪箕子，一边抱怨三姐割的太多了。三姐就回一句，地里的草割不完呢。
　　 村里农忙季节，母亲也要下地，参加村里的生产劳动，这样也挣工分。听母亲说在我小的时候，她多次带我下地干活，又担心我在地头乱爬不安全，就用铁锹挖个小坑，把我的腿埋在坑里。我就这样坐在田头，抓地上的坷垃和泥土玩耍，母亲呢，则安心在田地里干农活。
　　 和做裁缝一样，母亲农活也做的很好。听村里的老人讲，在麦收季节，母亲割麦的速度飞快，一直弯着腰挥动镰刀，当时村里的男劳力，好多都比不过她。母亲后来自己说，诀窍就是一直弯着腰，尽量别直起来，因为腰一旦直起来，就疼得弯不下去了。
　　 除了下地干活，养鸡鸭羊猪，母亲还要忙活一日三餐，拾柴挑水。村东有一个水井，距我家不远，但母亲一米五几的身高，用扁担挑两个大水桶，应该比较吃力。别的不说，只是用绳子把水桶吊下去，用绳子翻转水桶灌满水，都需要一定的技巧。站在井口，再把灌满水的水桶用绳子拔上来，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都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而母亲每天至少要打两次水。她说曾有一次冬天，井旁结了冰，母亲挑着水桶往回走的时候，不慎滑倒了，膝盖磕肿了，水洒了一地。母亲只是在地下坐了片刻，就揉着膝盖坐起来，找回滚落一旁的水桶，重新又打满了水。
　　 父亲那时在县里上班，一年难得回家一两次，母亲有时候也去县城看父亲。村里距离县城六十里，都是走着去。在我两岁左右的时候，母亲一手抱着我，一手领着五岁的三姐，走了一整天，走到了县城。第二天又带着我和三姐去县城的商店，不巧三姐走失了，母亲急的不行，找了半天没找着，只好抱着我回来见父亲，却发现一个好心人已把三姐送到父亲这边来了。
　　 母亲在她四十岁左右的时候，开始学骑自行车。我那时有六七岁的样子，目睹了母亲在麦场里学骑自行车的过程。那时的自行车都是大轮的，比较高，一个人帮母亲扶着车后座，母亲需要从车的老鸹窝处迈上去，常常是骑不了几步就摔倒了。后来腿都摔青了，但母亲总是拢一拢头发，抿着嘴又上去。这样摔了几天，母亲开始晃晃悠悠地骑着车出门了。
　　 大约是1978年，父亲去了省城工作。村里都传开了，周围也有不少好心人，善意的给母亲提醒，要当心父亲变心，别成了陈世美。母亲也有所担心，就把自己的担心和我奶奶说了。奶奶就给父亲捎口信，让他还是回县里工作。父亲是个孝子，也不想让母亲担心，就给省委组织部打报告，申请调到了郓城县，接着就把母亲和我们一家人接到了县城。
　　 我们搬家的时候，父亲找了两辆卡车，车上装着老家的床椅家具，锅碗瓢盆，还有养的鸡鸭鹅，父亲说羊和猪实在是不能带到县城，母亲才惋惜的作罢。即便是这样，还是令县委家属院的邻居们称奇，他们应该是第一次看到，有带着鸡鸭鹅一起搬家的。
　　 到郓城不久，母亲就去了一家裁缝铺，和几个年龄相仿的阿姨，合伙做裁缝。母亲的技术是没的说，虽然以前只在农村的集市做活，但母亲很快就学会了一些新的款式。她善于揣摩，常把一些新款式的衣服带回家里，前前后后的仔细看一看，然后母亲就能动手把这种款式给做出来。
　　 当时父亲虽然是县委组织部的部长，但收入不高，一个月才三四十元，根本不够一家六口人的吃穿用度。母亲在裁缝铺，实行多劳多得的方式，她经常白天在裁缝铺工作，下班后还要带着布料回家，晚上再加班赶活。我不止一次晚上在睡梦中醒来，还能听到母亲房间传来缝纫机“蹬蹬蹬”的声音。
　　 母亲的辛苦工作换来了收入的增加，有一次月初，她刚领过工资，兴奋地对我说，“孩子，你知道娘这月挣了多少钱？”稍稍停顿了一下，母亲伸出了一个手指，压低了声音说，“一百元！”
　　 收入增加了，母亲也想办法改善家里的伙食，和父亲约定，一个月吃一次肉。母亲是到集市上，买到便宜的羊骨架，回来后熬一大锅汤，一家六口人啃羊骨头、喝羊汤，那是我儿童时期记忆中最好的美食。吃完后骨头也有用处，母亲安排我用小篮子挎着，去送到几里外的废品收购站，一般能卖五角钱左右。完成任务后我再如数上缴给母亲，母亲会从中拿出两毛钱，让我在去学校的路上，和同行的同伴一样，也时不时地买个火烧吃，让我别眼馋别人，让别人笑话。我呢，多数还不舍得买火烧吃，总是把零钱积攒起来，都买成了连环画册。
　　 有一段时间，家属院的其他孩子纷纷都玩起了乒乓球，母亲也给我买了，可没有球拍，母亲带我去商店看了，没有买，觉得球拍太贵。我很羡慕其他小伙伴都拿着球拍，对着墙壁托球玩，想一起玩，又没有自己的球拍。母亲看出我的心思，回去后用菜刀给我做了个球拍，虽然不美观，但我毕竟有自己的球拍了。我就用母亲给做的球拍，和小伙伴比赛托球，他们都比不过我。一个小伙伴不服气，认为是我的球拍的原因，就用我的球拍试了试，结果更不行了，就转而嘲笑我的球拍。母亲看到了，就咬牙给我买了个最便宜的球拍，那个只有一层胶皮的球拍，一直到我参加工作后的很多年，还在家里的一个角落里安静地呆着。
　　 搬往郓城五年后，爸爸又调动到定陶县工作，我们全家又搬到了定陶。这一次随迁的没有鸡鸭鹅，但我们到定陶不久，母亲就利用屋后的空地，又养了不少鸡鸭，还在家中的庭院里养了不少兔子。每隔一段时间，就剪兔毛，这也成了家里的一项收入来源。
　　 父亲是县里的领导干部，家中常有人来，母亲也在努力做角色的转变，经常在家中客人来时，父亲陪客人说话，母亲在旁边帮衬。母亲不善言谈，她也一直没有完美完成角色的转变。母亲内心还是很向往在农村老家的生活，经常和我们姐弟说，等我们都上学走了，她还是回农村生活去。
　　 母亲对土地有很深的感情，即便在城里，也是经常带我们去附近的田地去割草，回来喂小兔。春天到地里挖荠菜，夏天带我去县委庭院的槐树上摘槐花，这些野菜都被母亲转化成餐桌上的美食。
　　 在定陶母亲没有去裁缝铺，而是被安排进了被服厂工作，成了一名工人。家里距离被服厂有几里路，母亲需要骑车前往，可母亲车技不好，县城又不太好骑，那时车座又比较高，母亲个子不高，坐在车座上，脚有点够不着蹬车，左右两脚总要交替悬空离开脚蹬一下才行。一次我在上学去的路上，看见母亲骑车经过，母亲骑的不快，看着前方路口有点紧张的样子，她根本没有看到我，只是有点吃力地骑车从我身边过去，母亲的嘴唇紧紧抿着，齐耳短发下面的额头上沁出了一层汗珠。
　　 被服厂工作的多数是年轻人，母亲那时已五十岁了，工作单调机械，不需要多少技术，需要的是眼力和速度，母亲做的有点吃力，高强度的工作让母亲的胳膊酸痛不已，有段时间，母亲只能先打了封闭，才能再继续手头的工作。
　　 后来姐姐们和我陆续出嫁的出嫁，上学的上学，母亲退休了。但她总是闲不着，总想找点事情做。母亲有时把家里的报纸，用筷子卷成细棍状，再用油漆粉刷了，再剪成长短合适的小段，用曲别针串联起来，就变成了一个个漂亮的门帘。
　　 接着我也成家立业，先有了女儿，照看孙女就成了母亲的主要工作。女儿三四岁时，已和她奶奶学会了“拾角”，就是用两手的手指，撑开一个首尾连接的细绳，两人配合，通过手指的勾拉，可以变换出各种图形。女儿还学会了不少农村的童谣，更是一口乡村的方言，如太阳说成“天地儿”，月亮说“月明地儿”，我当时一度认真纠正过女儿的说词，现在看来，母亲教的东西，有老一辈的传承在里面。
　　 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母亲出现了各种病症，母亲一辈子晚睡早起，没有睡过一次懒觉。再喜欢吃的东西，也从不贪吃。母亲生命的最后几年，反而变得有点嘴馋了。那时母亲有些老年痴呆，意识不是太清晰。我想此时嘴馋是对母亲一生自制的一种补偿吧。母亲对刚发生的事情记不清，反而对多年以前的事情，能唤起记忆。有时在身边陪母亲时，我会唱豫剧《花木兰》《朝阳沟》的片段，母亲会不由自主地跟着唱起来。一直到母亲去世前的几天，我在病房向母亲唱起了《东方红》，母亲还两眼发亮，双手打着节拍，跟着我一起哼唱。
　　 母亲离开快三年了，我还是时不时想起母亲，无论是在睡梦中，还是在各种场合下。每次想起时，心里都忽然有点痛，眼睛忍不住想流泪。母亲说过的一些话，我经常无意识的，会拿出来去教育子女。儿子挑食，我会说，“做啥饭，吃啥饭。”儿子歪倒在沙发上看手机，我说，“站有站相，坐有坐相。”甚至老婆冬天刷碗时嫌水冷，我也会说，“我妈说过，手冻麻了，便不冷了。”
　　 说这些话的时候，就仿佛母亲一直还在身边，从未真正走远。
　　 （编者注：百度检索为原创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