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背熊腰，力大如牛。印象中，大山的男人们总是一幅乐观、硬朗、粗犷的样子。这是我对大山男人们的最初概念。长大后渐渐明白，大山的男人们，同样温婉、绵长，带山风的细腻，轻抚着山中那远去的日子。
　　 西南山区，沟壑纵横。独特的地理构造，让生存在大山深处的人们有着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山里的女人们会磨豆腐、包汤圆、包粽子……如果说大山的男人只会扬起十二磅大锤砸向那些坚硬的石头，那是不正确的。山中的一种美食，必须由男人们来制作，那就是糍粑。
　　 糍粑的制作过程较为简单，但需要力量。热气腾腾的糯米倒进碓窝里，两个大力男人各持一根粑棍，将糯米捣如泥状。捣糍粑的过程还需一个成人男人在碓窝中不停地翻转糯米，确保受捣面均匀。这样，制作出来的糍粑才不会出现颗粒状。
　　 糯米的黏性极强，死死地粘住粑棍，捣糍粑需要很强的力量。全身酸软，大汗淋漓。因此，操持粑棍，只要男人们才能完成。
　　 我不知道，为什么山里的女人们特别喜欢吃糍粑。或许，这是山里男人们给女人的最好礼物，一份来自爱与力结合的味道。
　　 山里的女人们，不在乎男人的长相，看中的是男人的厚道踏实，健康有力，勤劳能干。很多粗活重活，需要男人们去完成。能吃上男人们制作的正宗糍粑，是嫁对人的象征。
　　 我家有两根“铁木”制成的粑棍，很长、很重，我只能扛起一头，是爷爷的父亲从大山深处伐回来的。据说翻了很多山，走了很多丛林，才惊喜发现可制作粑棍的“铁木”。
　　 捣糍粑由爷爷、父亲和二叔共同完成。父亲和二叔各持一根粑棍，爷爷负责翻转碓窝中的糯米。二叔是退伍军人，力大如牛，碓窝中的糯米被捣得“嗷嗷”直叫。
　　 我对糍粑，有种天然的排斥，总觉得它的味道过于寡淡，它的颜色过于苍白。以至我热衷于观看糍粑的制作过程胜于吃糍粑。
　　 很多时候，大山里的男人们是无奈的，他们要扛起全家人的生活，艰难地行走在崇山峻岭间，他们的眼里充满着无奈和坚定。
　　 从山下收获的稻谷要迅速运送回家。男人们挑着两袋沉重的生稻谷，扁担磨破了肩膀，一步一步地爬上山巅，口中呼着大气，吹弯了一路的野草。
　　 孩子读书需要钱，购买种子需要钱，一家人的穿着需要钱。工地上，大山的男人们顶着烈日，任凭汗水湿透衣衫，只为挣回一家人的生活费用。
　　 每年过年，父亲都要为全家购买新衣服新鞋子。惟独他自己，光着脚板，还是穿着那件破得不能再破的“的确卡”粗布衣服。
　　 山里人将大米分为两类，一类是粘米，一类是糯米。粘米是平时主食，糯米主要用于包粽子、制作五色糯米饭、捣糍粑等，属于奢侈粮食。尽管人多地少，山里人还是会留出一块水田种植糯稻，只为让那贫困日子传承节日的味道。过年包粽子、三月三制作五色糯米饭以及九月九捣糍粑。
　　 我总想不明白，为什么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李家的地总分到黄家屋后，而黄家的田又分到李家门前？或许是土地有旱地和水田之分，有贫瘠和肥沃之分，以至于山上人种田要到山下，山下人种地要到山上。
　　 粘稻一年可种两季，分为早稻和晚稻，收成高。而糯稻娇贵小气，一年只能种植一季，山里人叫做中稻。如果冬天提前到来，吹起了寒露风，糯稻全部空壳，白忙乎山里人，只能割来喂牛马。
　　 我家种植糯稻的那块水田在山沟沟的最里边，要穿过三座村庄，再走下一段长长的坡路，需要三个多小时行程。每当父亲挑着糯稻回到家时，天早已抹擦黑。尽管如此，父亲每年都会从山沟沟的那块水田里挑回糯稻，无数条稻穗捆成一把，排成一排，挂在木楼上，取用时还需木槌捶打脱粒。于是，我经常听见母亲捶打糯稻的声音。
　　 摘刀，山里女人们的随身工具，半月型，半掌大小，玲珑轻便。男人们使用摘刀显得有些“娘们”。山里男人和女人的最大区别，就在于是否随身携带着一把摘刀。但是，在采摘糯稻稻穗的时候，男人们同样拿起摘刀，动作娴熟麻利。在抢收的季节，粮食的重要性远远超于“面子”的重要性。此时，熟练操作摘刀的男人，常常收获一片赞叹的声音。
　　 二叔是退伍军人，高大，健硕，别人能挑80斤生稻谷，他能挑120斤。印象中，二叔总是一幅笑眯眯的样子，而且他很喜欢音乐，识乐谱。
　　 老家在一个山坳里，右边是古木参天的大石山，左边是延绵远方的油茶林。独特的地理构造，让二叔的歌声在山谷中回荡，洪亮而悠远。
　　 父亲少语、严厉；二叔健谈、随意。我喜欢到二叔家玩，喜欢听见二叔“呵啦啦”的大笑声。
　　 二叔和三叔下象棋，一下就是一整天。两人都是退伍军人，下起象棋难分难解，二叔的一声“将军”，常把马圈里的马吓得跳起来。尽管我们不会下象棋，但我们还是喜欢一旁观战，只为看到二叔赢棋那“呵啦啦”的样子。
　　 山里人都会养上一两头耕牛，放牛成了每天必有的一项工作。假期间，孩子们放牛，上学了，放牛的任务就回到大人身上。
　　 二叔家那头牛经常在牛圈里饿得直转圈圈，把牛粪踩得稀烂。原因是本到放牛时间，二叔仍和三叔在下象棋，难分难解。二叔的象棋被二婶扔了几次，但二叔又几次找回来，实在找不着的那颗棋子，二叔就用瓶盖代替。
　　 在那缺医少药的年代，贫穷的山里人最怕生病，除了没钱医治，而且还耽误农活。
　　 二叔被诊断出骨癌，这是一张生死判决书。医生说二叔只能活半年。然而，二叔坚信，他的身体那么好，不可能患有骨癌。只是，医生的诊断仍是科学的。二叔的身体每况愈下，他的体力越来越不如前，他的腰已经痛弯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二叔都是弓着背干活的。
　　 再次见到二叔里，他已经不能走路了，他的大腿根部不断地脓化，能从一侧能看到另一侧的亮光，大骨裸露。他的脸色苍白，每天都承受着痛苦，直至神志不清。
　　 真不敢想象，二叔记不得我名字了。虽然很痛苦，但他仍然挤出笑眯眯的笑容，指着我说，“我认得你。”只不过，他想了半天，仍然想不起我的名字。
　　 二叔没能参加他儿子的婚礼。就在婚礼的三天前，二叔去世了，带着十几年的病痛，带着他那洪亮的歌声，去往一个叫“天堂”的地方，那时没有病痛，那里没有贫穷。
　　 我们将二叔葬在新开通的公路旁，那是二叔生前指定的地方。我想，二叔生前之所以指定死后埋在公路边，是因为他想经常看到我们，看到我们的车辆驶过他的墓前。
　　 爷爷不能承受丧子之痛，三个月后，爷爷也去世了。爷爷的离开，让奶奶无比牵挂，两个后，奶奶又去世了。
　　 那一年，我家的天空是黑暗的。
　　 因为学习和工作的原因，我离开大山。尽管每年都会回老家，但大都来去匆匆。山村的悄然变化，往往不在我的记录范围内，以至于我的记忆，仍然停留在那条通往山外的乡间小路上。
　　 随着国家易地搬迁政策的实施，山里的人们纷纷搬出大山，剩下些故土难离的老人。搬迁的人们居住在交通便利的大公路旁，不再跋山涉水，不再肩挑手拿。山中的日子成为历史。只是，再也看不见挑回金灿灿糯稻的人们。那条通往山沟沟的小路，已然长满茅草，那块种植糯稻的水田，停留在远去的记忆中，模糊而又清晰。
　　 走出大山的人们，没有碓窝和粑棍。不经意间，回味起糍粑的味道，寡淡中带着一股绵长的清香。
　　 父亲仍然住在山里，他说他喜欢山里的清静。只不过，自从二叔和爷爷去世后，父亲再也没有捣糍粑。原因是，少一人持粑棍和少一人翻转碓窝中的糯米。
　　 也不知母亲从哪里学来的方法，她将煮熟的糯米装进一只干净的蛇皮袋中，拧实袋口，再用木槌一遍遍地敲打，直到袋中糯米变成糍粑。只不过，敲打蛇皮制成的糍粑还有明显的颗粒，肉眼可见。
　　 以前，家家户户都会捣上很多糍粑，装满大簸箕里，晾在木屋里，彰显富足和大气。而今，母亲用蛇皮袋敲打的那几只糍粑，少得可怜，孤零零地装在筛子里，让人有种落寞的感觉。
　　 在我的印象中，父亲和母亲经常吵架，母亲可以骂上一整天，而父亲沉默少语，经常逃到山上一个人干活。一次，我问父亲，“妈还吵你吗？”父亲说，“不吵了，她老了。”
　　 无论我们走多远，工作多忙，过年和过节，我们都会回到山村。因为父母还居住在山里，我们的节日还在山里。每次回家，总有种归心似箭的感觉，山里有安详的父母，有百走不厌的乡间小路和那熟悉的山中味道。
　　 今年过年回家，发现后屋里晾着满满一簸箕糍粑。我知道，糯米是父亲在市场上购买的；我不知道，父亲是如何一个人完成捣糍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