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知红玉的丈夫意外去世，我专程回老家去看她。
　　 只见红玉侧身睡在她父母家的床上，唏嘘不止。见我进门，慌忙起床，一边抹泪一边招呼我坐在床沿。我们沉默着，无言以对。
　　 她的丈夫死于一场车祸。
　　 红玉是我记忆中的第一位闺蜜。我们俩从小学开始，一直到高中毕业都是同班同学，还曾经是同座。她比我年长3岁，因小名都叫红红，遇到我们俩同时在场，熟悉的人都以大红红、小红红相区别。那时候学制短，小学五年，初中、高中各两年，到我们高中毕业的时候，红玉十五六岁，我只有十二三岁，还都是懵懂少年。
　　 红玉的父亲是乡供销社的会计，在物资匮乏的年代，算得上实权人物。红玉家住在乡政府所在地主街道正中心的位置，对面是邮局和银行，左右两边都是供销社的地盘，一边是生资公司仓库，一边是唯一的一家国营饮食店。
　　 那是一栋瓦房，是乡村最多见的四拼的房子。中间的厅堂占两拼，左右厢房各占一拼。前面两间朝南的做卧室，一间属于红玉的父母，一间属于她与二姐。厨房和厕所藏在厅堂的后面，与一个大院子连在一起。她的大姐比我们年长许多，我们还在读小学时，她已经去萍乡工作了，见面很少，也不熟悉。
　　 红玉三姐妹，她是老小，深得父母宠爱，在家是说一不二的主。
　　 红玉受宠，我在她家也被厚待。在她家我是可以登堂入室的，有时也在她家蹭饭。看着我们开心，她的父母总是一副喜笑颜开的样子。记得《东方红》史诗热播的时候，我们一伙人在她家学朗诵，她的父母也不嫌吵闹，还不时夸赞我们。
　　 一年春节，红玉的大姐大姐夫带着两个儿子回家过年。除了孝敬父母的，也给妹妹带了好吃的。
　　 她们家有一个塑料圆形果盘，大红色。果盘内有几个分区，总是盛满糖果、花生、瓜子等。端出来待客，对我很有吸引力。
　　 到红玉家拜年的人很多，大人们围坐八仙桌喝茶聊天，我不好意思像平常那样去取食。她妈妈总会塞一些到我口袋里，让我慢慢吃。有一天，我照例去找红玉，她妈妈一见我，就抓一把类似糖果的食品塞到我手里，说道：“小红红，尝尝，大红红姐姐带回来的。”那东西比糖果大，也不似糖果那般紧实。白色的包装纸上，印着3个红色的字。我拿起来默念，中间那个繁体字把我难住了。后来私下问红玉，才知道那是加应子。加应子是一种果脯，如今早已司空见惯，但在当时确实是稀罕物，加上原料好不偷工减料，味道真得不错。
　　 我们俩投缘，除性格相近外，更因为兴趣相投。我们俩有个共同的爱好，就是喜欢文学。
　　 为了助推女儿的文学梦，红玉的父亲为她订了许多杂志，印象最深的是《人民文学》和《大众电影》。从《人民文学》我结识了刘心武、卢新华、张贤亮，读过《班主任》《伤痕》《灵与肉》等小说；从《大众电视》，我认识了张瑜、郭凯敏、刘晓庆，对当时热播的《庐山恋》《桐柏英雄》《知音》耳熟能详。对文学的喜好可能有家学的影响，但少年时期从闺蜜处获得阅读先机，一定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长期以来，我都保留了阅读的习惯，尤其喜欢读小说，应该与少年时的经历有关。
　　 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我们的关系逐渐疏远了。事隔多年，我已经记不太确切。好像是当年风传她与某某人谈恋爱。那个年代，男女界线很清，即便是满城风雨也只不过是互有好感而已。
　　 一天，我照例到她家去，还没走进她的闺房，她就劈头盖脸把我训了一顿，说什么:“我算是看穿你了。”搞得我莫名其妙，跑回家大哭了一场。事后才知道，她以为我出卖了她，把她曾经跟我分享的小秘密说了出去。
　　 那是发生在初中阶段的事情，我不过十一二岁，加上大大咧咧的性格，对红玉跟我讲的某高年级男同学的事，根本没往心里去，也不会产生深度联想。况且在那个年代、那个年龄对男女之事还难以启口，根本不会去外面去说什么。因此，我心里十分委屈。
　　 两个如影随行的朋友，突然有了隔阂，我很不适应。有时下意识还往她家跑，常常是走到门前才猛然清醒。
　　 显然，红玉也有过后悔。有一天，大约七点多钟，她早早来到学校，候在我家门口。当时我正吃早饭，见她探头探脑，我舅父叫她：“大红红，进来呀！”我假意把碗端起来，盖在脸上，把粥喝得稀里哗啦，没有答理她。红玉自觉无趣，匆忙答应一声就走了。舅舅看出了端倪，问我是不是两人闹别扭了。一开始我矢口否认，但经不住舅舅的盘问，最终将原委和盘托出。
　　 舅舅是教书育人的老师，自然要对我进行一番教育引导。那次教育引导虽然没有最终解开两个红红之间的疙瘩，但有一句话牢记在心：“每个人都免不了会犯错，包容别人也是宽待自己。”成年后才体会其中深意。
　　 经过舅舅疏导，我的心里亮堂多了。下午放学，或许更多是因为习惯使然，做完作业，我不由自主往红玉家跑。
　　 她母亲坐在房檐下做针线，瞥见我在她家门口迟疑，主动招呼我：“小红红，进来呀。”我踅进门，红玉正在看一本杂志。我期期艾艾的样子，她从大衣柜镜子里就可以一目了然，但她并未回头也未开腔。我无趣地站了几分钟，与红玉的母亲匆匆打个招呼，就一溜烟地跑了。
　　 红玉的妈妈温柔亲切，声音很好听，到现在，我还记得她喊我的模样和绵软的声音。她的母亲，瘦高个，肤白、瓜子脸、大眼睛，说话轻言细语，带浓重萍乡口音，总是一副病怏怏的样子。那时我尚小，还不知道什么叫病西施，什么是林黛玉，只是觉得她弱柳临风的样子很美。
　　 红玉像妈妈，身材高挑，瓜子脸，五官周正，尤其是一双大眼晴十分迷人。她妈妈居家不工作，每天将红玉的齐腰长发编得一丝不苟。红玉有些骄傲，不大与人往来，走在大街上，矜持的步伐带动辫子上下翻动，确实引发过许多少男的遐想，那转嫁到我身上的谣言，也可能是心机较深的男孩有意为之。经年累月，谣传中的事主之一也因病去世，一切都无法证实，也无需证实。
　　 突然“不嬉”，我们断了联系，也断了供给，我失去了借阅杂志的渠道。我吵着舅舅给我订了《少年文艺》《语文报》，也吵着舅舅给我换了座位。
　　 我们都任性惯了，在相互试探过后，最终都放弃了和好的努力。
　　 高中毕业后，她父亲凭借他在供销系统的人脉，给她找了一份生资部门工作，属大集体或是小集体性质。
　　 在生资公司那间局促的门店里，她真正开始恋爱了。那回我去店里看她，她那当铁道兵的未婚夫正在为结婚自制沙发。他是广西人，身材高大，长相英俊。看到他忙碌，我心里早已有了数。没等红玉开口，我和她未婚夫聊了起来。红玉默默地看着我们聊天，一改她霸蛮的情态，眼里是无尽的温柔。不用她与我分享，我觉得她找到了幸福！
　　 结婚以后丈夫对红玉疼爱有加。部队解散后，他选择就地安排，跟妻子一起承担赡养丈人丈母娘的义务。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改革大潮席卷神州，红玉夫妻双双下岗。那时他们两个孩子尚小，父母也贫病交加。两个人咬咬牙，以入股的形式跑起了客运。几年辛苦，终于买了房、买了车，开始单独运营，一个开车，一个卖票，日子过得有声有色。
　　 但人有旦夕祸福，21世纪初年的某一天，红玉因照顾母亲没有跟车，她丈夫返程时，因疲劳驾驶发生车祸，当场毙命。
　　 丈夫的意外去世，是红玉遭受的最沉重的打击。从那以后，我每次回老家，都要到她家去坐坐，看看两位老人。有时也想邀她出来与同学聚聚，但大多时候她都拒绝了。
　　 小时候的父母宠溺，让红玉得到并懂得爱，虽然未能给红玉提供更多的成年保障，但她继承了父母执着坚韧的品格，度过了那段最艰难的日子。丈夫辞世的时候，两个孩子都还在读书。为了生计，她卖掉了与丈夫打拼赚下的房子车子。也为了方便照顾父母，红玉搬回娘家居住。娘家两居室，是县城第一批房改房。从公用楼梯上三楼，进门就是一间厨房，并排有一个改建的厕所，两间卧室靠里，临街，因为挂了广告牌，很黑，也吵闹。
　　 红玉和丈夫只有不多的积蓄，不能坐吃山空，她在超市打工，干回了老本行。老父亲与她一同支撑，供养两个孩子上学，照顾生病的母亲。女儿研究生毕业南下发展，儿子大学毕业后与姐姐一处打拼，都干出了成绩。
　　 十多年前，一直照顾她母亲的父亲先走了，母亲仍旧病病歪歪，没有了老伴，更离不开她喜欢的小女儿。红玉在丈夫意外亡故后，先是与父母，后是与母亲住在一起，过着上有老下有小的生活。如今，红玉的父母都已驾鹤西去，她也南下广东，帮着儿女照料孙辈去了。
　　 许多年未见，我很想念她，更怀念少年时一起读书的那段美好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