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奶去世的时候，我在武汉军校进修。父母做主，没有把奶奶去世的噩耗告诉我。这可能和父母曾是海西人有关，海西有句俗语：“一代管一代，孙子不问老奶奶。”父母在海西生活了20多年，海西的习俗在他们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他们认为奶奶去世，我这做孙子的，回不回也无关紧要。
　　 奶奶去世那年，是我当兵第10个年头，而且我已上了两次军校。家人知道部队纪律很严，以奶奶去世为理由跟学校请假，理由是不够充分的。父母更清楚我性子执拗，若我知道奶奶去世，肯定会跟学校领导纠缠，保不准家回不了，还影响我的学业。就这样，我错过了看奶奶最后一眼的机会。
　　 奶奶高寿，享年92岁。奶奶去世时，父母年事已高，而且体弱多病，已失去劳动能力，他们是由我已婚的哥哥们赡养的，自然奶奶去世的花销也由几个哥哥分摊。其实，当时我已是正连职干部了，我的收入是兄弟几个中最高的。可我还没有成家，乡规村俗认为，父母对我还没尽完义务，而这种义务就顺延给已结婚哥哥。
　　 我20岁那年，家里分家了。村里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儿大分家，成年男子不管成婚于否一律分家另过。年满18岁男子，分家时若还赖在父母身边，是会遭村人耻笑的。分家是件仪式感很强的事，得请村领导、村里有威望的长者、父母双方的亲戚。件件事、笔笔账都得摆在桌面上，相关事宜记录在“分家书”上，分家书一设几份，分给新的“户主”。分家时，家里因盖新房还亏不少外债，这些债务一概与我无关，原因只有一个，我没有结婚。分家书规定：我不还外债，婚前不用赡养父母，已婚的哥哥还得给我一笔钱。这笔钱还有一个蛮滑稽的名字——“老婆钱”。我记得那笔“老婆钱”是四百元。这些不近人情的做法，在当时看来是那样的“合情合理”。这规矩是祖辈留下的，各家都是这样做的。要强的哥哥们决不会由为自己经济结据而坏了规矩，他们宁愿借钱，也尽量把事办得体面些。
　　 奶奶哪年出生我不清楚，我只记得她的墓碑右侧上刻有“光绪”两字。小时候，奶奶姓啥叫啥我也不知道，直到奶奶坟前祭拜，看到墓碑上刻着“马王氏”，我才知道，奶奶姓王。“马”是奶奶随的夫姓，“王”才是她真实的姓氏。想想奶奶活了90多岁，连自己的名字也没有，自己的姓还被夫家的姓压一辈子。那天，我跪在奶奶坟前，我的悲伤里掺杂着满满的悲凉。奶奶仙逝了，这世上再也没有人知道她在村里做姑娘时叫啥了。
　　 奶奶是个小脚女人，她的脚还没有韭菜合子大，称其为“三寸金莲”一点都不夸张。奶奶消瘦、高个，若不是年纪大弯了腰，她的身材肯定很高挑。高个、脚小，头重脚轻，奶奶走起路来很费劲，佝偻着腰，两条细长的胳膊使劲地甩着，奶奶哪是在走路，活像在费力地“划船”。
　　 奶奶26岁那年，爷爷因病去世了。他怕父亲受委屈，便没有动改嫁的念头。父亲是她活在这个世上的唯一的精神支撑，她与父亲相依为命，直至终老。
　　 爷爷去世时，给奶奶留下一些土地。年轻时，奶奶很能干，家里雇了一个长工，农忙时节，再雇几个短工。奶奶虽是一介女流，但对农田的管理绝不输于村里任何一个男子。奶奶从不让父亲染指地里农活，一是心疼父亲，父亲从小失去父亲，奶奶努力地补偿着父亲失去的父爱，对父亲她是捧在手里怕掉，含在嘴里怕化，奶奶谨小慎微地带着父亲，哪舍得让宝贝的儿子下地干苦力；二是奶奶不识字，越缺文化，奶奶越觉得读书识字的重要，奶奶认为地种得再好，也只能窝在地里，男儿只有读好书，学到真本事，才算有出息。
　　 父亲很小便上私塾了，父亲有些内向，却很聪明，做啥啥精，学啥啥成。父亲写得一手极漂亮的毛笔字；打得一手好算盘。读完私塾，父亲如奶奶所愿，没有种地，而是当上了一名小学老师。后来躲避战乱，四处漂泊，父亲打小就没干过苦力，正是凭着一笔好字和算盘打得极好，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岁月，艰难地养活着一家人。
　　 后来，奶奶随父母定居浙江，父母都改讲浙江话了，可奶奶一直固执地讲着地道的苏北话，也许这浓浓的乡音，让她在内心固守着对故乡深深的眷恋。奶奶到浙江定居时已经60多岁了，妇女50出头，生产队就不用，更何况奶奶是个小脚女人，奶奶就在家里操持着家务。爷爷去世后，奶奶的世界里便只有父亲，等我姐、我哥和我出生，她狭小的世界才开始变大了，所谓变大了，也只是装得下一大家人。
　　 打我记事起，母亲每天早出晚归做裁缝，把一大家的家务事都撂给了奶奶。奶奶每天都很早起床，忙着熬稀饭，喂猪，奶奶头上老搭着一块毛巾，锅上一把，锅下一把地忙个不停。奶奶很硬朗，在我的记忆里，她从未生过病，或躺床休息一两天。那时家里日子过得很难，但凡有口好吃的，她都省给我们吃，她哪是没生过病，她清楚一大家都指望着，在这个家，她是生不起病的，即便生病了，她也是咬咬牙挺过。
　　 我在家是老小，断奶后，我便和奶奶睡一床。上小学前，我和奶奶睡一头；上小学后，我就睡在奶奶脚后；等上高中时，母亲才在谷仓上给我铺了一张床。
　　 奶奶从来不看电视、不看电影，村里偶尔来变戏法、来说书，她也从来不去凑热闹。家里拾掇完，若是夏天在门口乘会凉，其他时节便早早上床睡了。我从来不知道奶奶是什么时候起床的，每天醒来，奶奶就在忙家务了。
　　 盛夏时节，江南热得像个大蒸笼，奶奶手摇着芭扇，坐大竹林边的小竹椅上乘凉。我小时候是村里“鬼王”，一到晚上浑身是劲，带着一帮小孩玩“一刀一枪”，玩捉迷藏，难得有机会和奶奶坐在一起。有一年夏天，我爬窗户看戏摔伤了腿，才老老实实地跟奶奶坐在一起纳凉。天太热了，奶奶就嚅动着掉光牙的嘴说：“风吹树梢不动”。
　　 有一次，奶奶不知什么原因竟然跟我说起了她小时候逃鬼子的事。奶奶说，她兄妹八人，她有七个哥哥。有一天，她正和她小哥在村口玩耍，忽然听到有人没命地叫着：“鬼子来了，快往棒头（苏北话，玉米的意思）地里跑。”随即枪声大炸，开始时，她小哥拽着她跑，后来，枪声越来越密集，那子弹“嗖嗖”地从她们身边飞，不少玉米秆都被打断了。她小哥见状，推着她跑，跑到玉米地深处，她听到身后“扑通”一声，她感觉推她的手慢慢地滑落了。她扭头一看，只见小哥一动不动地躺在血泊中，再也没有醒来。“狗日的小鬼子，真不是人！”这是我一生中听到奶奶唯一骂的粗话。借着月光，我看到奶奶苍老的脸上挂满了泪珠。
　　 我当兵时，一个月只有10块钱津贴费，想到家里生活的不易，我会省下一点寄给家里，母亲来信说我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一人在外不易，以后不要给家里寄钱了。后来，我考上军校，毕业后提了干，成了一名正儿巴经的国家干部了。军队干部比同级地方干部高很多，我开始陆续往家里寄钱。母亲又来信说：你都快30了，连个对象也没有，你奶说，花你钱烫手，不要再寄了，等你成家了，你寄多少，我们心安理得地收多少。
　　 我在部队工作很勤奋，我的事迹还上了报纸。我探家时，把登着我事迹的报纸递给奶奶看，奶奶虽然大字不识一个，她兴高采烈捧着报纸，小心翼翼地抚摸着报纸上我的相片，讷讷地说：“我孙子好有出息，咱马家要出人了。”
　　 天有不测风云，正当我工作干得顺风顺水时，一场大病差点要了我命。出院后，我落下了很严重的后遗症，我的身体状况已不适应部队紧张工作，我退出了现职。回家休养时，我常常唉声叹气。奶奶半是安慰，半时指责对我说：“你大难不死，国家花那么多的钱救治你，还给你那么高的工资，这是党和国家对我们老马家天大的恩情，你不思感恩，好好养身体，还天天长吁短叹，你还有良心吗？人不能不知足，好好地活着，比什么都强。”想着奶奶的话，我心里平静了不少，至少再奶面前我再没有垂头丧气过。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奶奶去世快30年了。我是一个无神论者，但每年清明节、七月半，我都会给奶奶烧很多冥币。每次，我都会在地上画上一个圈，朝南地方留下一个缺口，边烧边噙着泪水说：“奶奶，爸妈，别省，用完了，托梦给我，我会烧你们的。”烧纸时，我总是很小心，生怕弄坏了成灰的冥币，奶奶收到不好用，奶奶小脚，到阴间银行况兑换不方便。每次烧纸，我都会进入一种虚无场景，在漆黑的夜里，我好似觉得这黑夜的尽头还有一个世界，那个世界里，生活着我慈祥奶奶，还有我命运多舛的父亲母亲。每次给奶奶、父母烧纸时，想起自己病退后一事无成，家打理的也不尽如人意，奶奶那句“我孙子好有出息，老马家要出人。”像根针似扎在我的心头。
　　 奶奶故去那么多年了，这世上除了她的后人，再也没有人会想起她。可我老觉得，我在屋外，奶奶就在屋内忙家务；我在屋内，奶奶就在屋外忙碌；我甚至隐约地听到奶奶小脚艰难挪动的声音；奶奶那句“风吹树梢不动。”无奈地感叹就真真切切萦绕在我的耳畔。这么多年来，我固执地认为：我过得开心，奶奶就幸福，我过得不顺，奶奶就难受。
　　 奶奶从未走远，一直陪我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