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老一辈的人说，以前在我们这个村子，只有两处地方能听到钟声。一处是土地庙，另一处是村小学。土地庙建在陈家沟，比起其它地方的“品”字型的土地庙，这里算是很大的了。整个庙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前面有三间房屋，正房供奉着土地爷，两侧是耳房，零散地堆了些香烛之类。后面是看守土地庙的陈五居住的地方。一间厨房，靠墙的地方是个土灶，黑乎乎的，也不知经过了多少年的烟薫火燎。旁边是杂屋，堆了一些树枝和茅草，都是陈五在天气晴好的时候捡回来的。还有一间卧房，一架老床靠墙放着，挂着一床蚊帐，灰不溜秋，早已看不出颜色了。
　　 陈五是村里的单身汉，他的工作是每天给土地爷上香，打扫卫生，再就是敲钟。钟是黄铜做的，挂在正堂，初一十五，陈五都要敲钟，钟声传出很远，整个村里都能听到。老人们听到后，会略略思索一番，喃喃念叨：“今天是什么日子，初一还是十五……”其实这不重要，他们也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做，只是听到钟声，就会想一想日子走到了哪天。
　　 后来，破“四旧”的时候，土地庙被推了，陈五死了，黄铜钟也不知所踪，这一处的钟声是没有了。
　　 另一个能听到钟声的地方，是村里的小学。小学只有四个年级，学生上到五年级，就得去更远的镇上念书了。
　　 小学是四合院结构，南面朝阳，是教室，东边是老师的宿舍，一排红砖瓦房。老师对宿舍很爱护，擦得窗明几净。透过窗玻璃，可以看到远处的农田和近处的桑树，其中一株很大，两个成人伸出胳膊，才能抱住。这地方没人养蚕，但有不少桑树，不知作何用。那桑树也不知长了多少年了，枝繁叶茂，向四周开出很多的枝丫。春天的时候，几场雨过去，一夜之间，桑树就发了芽，嫩绿的叶子，舒展开来，慢慢地，再过几场雨后，叶子变成深绿色。夏天的时候，树上结了果子，红色的，紫色的，红得发黑的，挂满了树梢。孩子们下了课，一窝蜂地跑过去，站在树下，仰着脸，伸手摘了桑椹就往口里塞，孩子在树下吃，鸟儿在树顶吃，那时候的鸟儿啊，也不怕人，就那么着，孩子吃孩子的，鸟儿吃鸟儿的，互不干扰。上课铃响了，孩子去了教室，这一树桑椹就完全留给了鸟儿。有个教语文的老师，看着窗外的景象，觉得这个地方，便是陶渊明笔下描述的“世外桃源”，想着一辈子在这里做个教员，也是不错的。一会儿，骑着绿色单车的邮递员，给他捎来了一封家兄的来信，说是可以把他调到镇上的小学去教书，便忘了刚才的心境，急急地拧开钢笔，铺开信纸，给家兄回信去了。
　　 小学校的钟，是一块钢条，用一根铁丝悬挂在办公室前的屋檐下，一到时间，值班的老师，便拿一个铁捶，在钢条上敲几下，敲完，老师还会大喊一声：“下课了！”上课时，却只敲钟，并不喊，喊了也没用，操场上都是孩子们的笑声叫声，把喉咙喊破，也叫不住，只能多敲几下钟。
　　 虽说每个老师都有敲钟的义务，但大部份时候还是落在男老师的头上，因为男老师个头高。敲钟不累，但责任心要特别强，学校都是按点上下课，吃饭，所以按时敲钟特别重要。像黄老师，就干不来这活。
　　 黄老师教四年级语文，长得瘦瘦高高，爱穿一套银灰色的西装，脚上蹬着尖头皮鞋，擦得锃亮，这在一群灰头土脸的老师中，鹤立鸡群。他家是市里的，却在这所农村小学教书，据说，是喜欢这里的田园风光，出门就能看到青菜和稻子。他曾观摩过附近的农民插秧，觉得有趣，就脱了鞋袜下田，跟着一起干。半晌之后，一条蚂蟥叮在他的小腿上，吓得他几跳几跳地跑上田梗。老农告诉他，不用怕，直接用手扯，扔掉就是，他也敢照着做。插完秧，老农叫他去家里吃饭，他也去。下酒菜是炒田螺，都是在田里捡的，已经养在桶里三天了，泥沙都吐尽了，用椒盐一炒，放点大蒜，香嫩可口。黄老师也和老农拼酒，喝得醉醺醺的，挣扎着回到学校的宿舍，一觉睡到天光，神清气爽地起床，给学生们上课去了。
　　 黄老师一上课就入神，给同学们讲《大理石街》，讲着讲着，讲到后面的那块正在磨制的，叫“溪山烟雨”的屏风，讲到“灰色的、发光的天空，淡淡的远峰，近处的象浓墨泼过的饱含水气的山、树、房屋……”他自己脑补出一副图画，在那图画中不能自拔，以至于忘记了是他打下课铃。校长见下课已经晚了几分钟，知道黄老师讲课入了神，自己拿锤子敲了几下。
　　 校长姓李，是个女老师，个子高挑，因此，敲铃也有她的份。她是六年级的数学老师，性情严肃，脸上很少有笑意，但很负责，早上，天刚朦朦亮，她就来到学校，打开大门，四处寻查一遍。晚上，她要等全校的师生都走了，又四处寻查一遍，方才落锁离去。其实这些事，她完全可以不做，毕竟学校还住着两位老师，可以委托他们锁门。但她不，她一定要仔仔细细地检查一遍，才放心，不然，她晚上睡不着觉。有时候，她已经躺下了，脑子一过学校的事，想起什么事情没做好，马上又爬起来，打着手电往学校跑，打开大门，冲进学校，做好了才安心回家睡觉。
　　 轮到李校长打铃的这天，她总是分毫不差地敲响了那根钢条。以前，教室里没有挂钟，全校唯一一口钟，挂在老师办公室。李校长上课的时候，总是隔不了多久，就要回一趟办公室看时间，后来觉得影响教学，咬咬牙，托人在上海买了块手表，戴在腕子上。从那之后，她不再频繁回办公室，却落下总是低手看表的毛病。
　　 学校中调皮的学生，也有人去敲钟的，我的堂弟就是其中之一。堂弟人很聪明，但是不爱学习，他学东西很快，除了书本知识之外。他爱捣蛋，时常被叫家长。有一次，他们班上体育课，趁着老师不注意，他悄悄地溜走，猫着身子进了老师办公室，偷到那把锤子，又悄悄地溜出来。他那时候，个子还很矮，拿着锤子后，敲不到那根钢条，就拼命往上蹦，结果，有一下，还真让他敲出声音来，一下子，各个班的学生从教室里涌出来，跑到操场上。李校长看时间还没到，联合其他老师想把学生赶回教室，可学生都跑疯了，哪里赶能回去。李校长只得拼命敲钟，听到声响的孩子们，乖乖回教室了。
　　 日子悄悄地走着，慢慢地，悬挂钢条的铁丝开始生锈，钢条也锈了，学校的老师头上都染了白色，黄老师去市里教书了，李校长也老了，眼睛老花了，不能长时间看书。退休后，就回家带孙子了。我的堂弟也长大了，找了老婆，生了一个儿子，和他当年一样调皮。我经常看到他抓着一根木棍，追着他儿子打。学校也变了，墙壁上画着的那些花花草草，早已褪去了颜色，墙上写着的“XXX是猪”也变得灰暗，“XXX，我爱你”的誓言，也暗淡无光了。后来的某一天，小学校被拆了，一栋四层楼高的教学楼拔地而起。钢条换成了电铃，很远都能听见，但我却总觉得，还是我们小时候听到的钟声更悦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