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边，有座无名的小山。小山太小，不能称为峰，甚至称其为山也名不符实。村里的人都叫做那道梁。
　　 那道梁不是很高，但爬上去，可以向外眺望更远的地方。冬天的午后，村里的人喜欢爬上梁，靠着软绵绵的干枯的巴茅草，晒着暖阳，聊着台湾、钓鱼岛、航空母舰等，还扯掰着东家长西家短的事儿。
　　 这个时候，爷爷蜷缩在小院里那棵苍老的梨树旁的竹椅上，梨树落尽了最后一片黄叶，太阳的光线毫无阻碍地落在爷爷布满皱褶的脸上。听完母亲一字不落地读完父亲的来信，用手拉了拉紧裹在他身上的被单，喃喃道：“平安就好，立功就更好了……”然后，眯着小眼打起轻轻的呼噜，身边的事似乎与他再无关系。然而，一旦有脚步声传来，他立马就会清醒，第一反应就是把视线盯在那道梁的小路上。
　　 爷爷不识字，认定了那道梁就是山，就给父亲取名叫小山。峰由山生，给我起的乳名自然叫峰儿。每次我闹哄要爸爸时，妈妈就用一句很敷衍却很奏效的话来应付我。你去那道梁看看。就这样，取代了许多不必要的烦琐。
　　 在那道梁上，也许等不到父亲，但可以等到邮所的邮递员隔三岔五捎来父亲从远方寄回的信件。
　　 要是闹得不行，妈妈就叫我回屋去，认真地看看他们挂在墙上的结婚照，让我记住父亲的模样，自己翻过那道梁，沿路去找父亲。
　　 爷爷不满母亲这样的说辞，执拗地追问父亲的归期，母亲说：“爹，我托人捎信了，让他过年时回。”
　　 “快三年了，他也没回来看过我。要是今年还不能回来，他可能就成不了孝子了。兴许，我也挨不长时间了，就他一个儿子，我想在入土前见见他。”
　　 “爹，你又说糊涂话呢，你这身子骨，活到一百岁也有余的。况且，不是有峰儿天天围着你转嘛。”
　　 “唉，都是因为我这把老骨头。要不，你早都可以带着峰儿随军了。”
　　 “都去随军了，国家哪有那么多钱供养呀！”
　　 是的，听人说，父亲老早就是营级干部了，按条件，母亲随军本就理所当然。但有个重要的原因，爷爷体弱多病，需要人照顾。
　　 爷爷仰面对着挂在梨树光秃秃的枝条上的斜阳，深深地叹了口气，然后又平静地闭上眼睛。此时，傍晚的炊烟在乡村的上空袅袅升起，那道梁上的人们，陆陆续续地往各自家的锅灶走去。母亲回到厨房生起火，火苗子舔出灶台，一股烟呛上母亲的脸，母亲抚着眼睛，泪水就这样流了出来。
　　 细瘦的西北风掠过收割后的稻田，又拂上那道梁，把挂在巴茅草的枯杆上的零零落落的绒花，纷扬起来，落在一片寂静的山道边。我清楚地看见有橄榄绿的身影走过那道梁，走向我家青瓦白墙的小院子里。
　　 橄榄绿的颜色很抢眼。挂在墙上的父亲和母亲的结婚照上，父亲身上橄榄绿的军装就比母亲的白衫衣光鲜多了。母亲怕我打碎了镜窗，故意把它挂得高高的，就算我搬来椅子也够不着。但我一进屋看到的必然是那橄榄绿。
　　 兴许是父亲回来了，我一喜：以前父亲每次回来，那塞得满满的挎包里一定会放着糖，糖的包装纸有着漂亮的图案。嗯，肯定还有我最喜欢的连环画册呢。
　　 我一溜烟地跑回院子。但我失望了。
　　 院子里，几位身穿和父亲照片上一样衣服的叔叔在忙碌，张贴着好几年都一个模样的对联，还不停地给爷爷噓寒问暖。
　　 爷爷看着如朝霞般鲜艳的对联，问：“同志，峰儿的娘说今年山儿能回，都说了两年了，咋不回呢？”
　　 院子里忽然安静起来，空气也在这一刻似乎凝固了。
　　 “爹，峰儿爸在部队立功了，被选派去学习了，今年也回不成了。刚才那同志给我说了，刚才因为忙，忘了告诉你。”母亲说着并用手指着正贴着春联的叔叔，“就他，一进屋，那位同志就和我道喜了。”
　　 母亲把话说得很大声，并用眼神向着贴着春联的那位叔叔示意着什么。那位叔叔配合地点点头。
　　 “好小子，又立功了，好样的！”爷爷的脸上洋溢着喜悦，但随后，又渐渐退去了。
　　 “他有说什么时候回吗？”
　　 “明年。”
　　 “明年，明年什么时候？我这把老骨头不知道还能不能挨到明年呢。就没个具体的时间吗？”
　　 “明年的中秋。”母亲说着转过头，眼角湿了。
　　 爷爷年迈，耳目迟钝，并没有觉察到母亲的神情。
　　 “明年中秋，明年中秋。”爷爷把这个日子重复念叨着一遍，用微弱的声音说，“生死不由人，有一口气就坚持一下，也许我真能等到那一天呢。”
　　 时间在不知不觉中流逝，当我发现那道梁上的巴茅草悄悄长出第一枝新芽时，院子里的枣树也挤出了一些鹅黄包蕊。一夜绵绵春雨，第二天便滴着满眼绿色的水珠。阳光越来越温暖，院子里开满了洁白的梨花，春天货真价实地来了。我脱下棉袄，浸泡在稠密和浓厚的花里，捏着小泥人，或打着泥炮。
　　 爷爷每天也早早起来，第一时间把昨天的日历撕下，对着这天的日期细看一会儿，然后就帮着母亲清扫院子，做着力所能及的事。用他的话说：多做点事，就能活动筋骨，对身体有好处，这样就可以等到他的儿子回来看他了。闲暇时，也会爬上那道梁，和人们闲聊，逢人便慷慨激昂地说：“我儿子，在部队立了功了，现在又被派去学习，时间紧张了，春节回不来。说中秋定能回来，到时一定开着那绿色吉普车回来，像电影里某某坐的那个式样。”
　　 爷爷一次次不厌其烦地重复这些话时，乡亲们都应和着说：“有个有出息的儿子，就是好，给您老脸上增光了。”但在背后，常叫他老糊涂。爷爷并不计较，或者说，他眼花耳聋，根本理会不了这些话。
　　 有时候，母亲听多了乡亲对爷爷的玩笑，就劝爷爷低调点。实在不听劝，母亲就说，父亲中秋也不一定能回来。
　　 “你说什么，中秋还不能回来？你给他写信，一定让他回来！必须让他回来！”
　　 母亲无话可说，只能转过头，黯然伤神。
　　 田野上的稻禾纷纷地抽了穗，梨树上青青的梨子圈上了一层红晕。
　　 太阳正暖，天高云远，那道梁比往日更加清晰。高及人头的巴茅草，从顶端开始枯黄了所有的叶子，只有茎杆没有半点的畏葸，依然苍翠。一连好几天，爷爷一大早就爬起来，跑到那道梁上，一站就是一天。
　　 明天就是中秋了。这一天，爷爷起得比以往更早，滴水未沾就爬上那道梁，稳稳坐着，遥望着天涯。暖风中的巴茅草，如见到久违的亲人，摆动着曼妙的身姿，瑟瑟地唱着塞上的秋词，用罕见的温柔抚摸着爷爷清瘦的脸。大阳升高了，落山了，夜幕降临了。傍晚的暮色模糊了那道梁的轮廓，也把寂静的万物揉搓成一团团没有形状的黑色。妈妈看到爷爷依然纹丝不动地坐在那道梁上，怕他的身体难以承受夜风的凉，就劝他回屋。但爷爷是个倔老头，无论妈妈怎样磨破嘴皮，就是不肯回屋。
　　 直到月稀星疏，爷爷才回到屋里睡下。
　　 那晚，爷爷睡得那么的安静，蚊帘儿半遮着他的身子。他平静得连皱纹都想舒展似的，嘴角微微向上翘，只是眼睛闭得比以前更紧了。母亲说，爷爷做梦了，一定是梦见父亲回来了，把吉普车开过那道梁停在院子前。父亲的样子一点都没变，和刚去参军的时候一样帅气。
　　 我把手摸进爷爷的被窝里，咦？怎么一点都不暖和。我继续往下摸，摸到被子外头，爷爷的脚冰凉冰凉的。
　　 脚是最怕凉的，爷爷以前总是说，脚是一点都冻不得的，冻了就喜欢生病。今晚，他怎么忘了脚上盖好被子呢？
　　 以前，我盖被子的时候，总用脚把被子撩开。爷爷每回帮我扯回被子，会小声地嘟囔几句，真像你爸小时候。浅睡的我，便把头拱进爷爷暖暖的被窝里，他就用手轻轻拍拍我的屁腚，“这娃儿，又不盖好脚，你啥时候才能给我长大呀。长大了，也要像你父亲那样有了出息就好了。”“算了，峰儿还是不长大的好，长大了就远走高飞了，也像你爸一样，好几年都见不上一回面。”就这样，合着月光和雪光，轻轻地拍打着我，让我入眠。
　　 我赶紧找来毯子把爷爷的脚裹上。
　　 母亲说：“不用了。”然后，从墙上摘下父亲和她的结婚照，反转过来取出了一张父亲的黑白单人头照和一本血红血红的烈士证书，放在爷爷的怀里，突然嚎哭起来。
　　 这时，我仿佛明白了什么。
　　 那年，我六岁。其实，我三岁的时候，就没有了父亲。那时候，我不懂什么叫悲伤，也理解不了母亲承受的是何等的煎熬。但我怨恨父亲许久许久，怨恨他让爷爷等了他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