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远、偏僻、落后，位于贵州贵阳息烽县著名的西望山西面脚下的鹿窝镇合箭村小竹苗组，地处小寨坝镇、流长镇、鹿窝镇三镇交汇点上，居于“鸡鸣三镇”的地方。这里，田野、山川、沟壑纵横交错，发源于西望山脉的寨门前的那条小河，总是不知疲倦地哗哗流淌。俯视那古老的寨子，寨里的人们像是坐在一把形似大大的“椅子”里。这儿，便是我的家乡。
　　 每年中秋、春节，我都会带着浓浓的乡情，回到生我养我的故乡，来到父母的墓地里，情不自禁地默诵着著名诗人余光中的那首《乡愁》：
　　 “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后来啊，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
　　 父亲尹开发，病逝于2001年8月，享年77岁。母亲刘泽芬，病逝于2019年3月，享年90岁。父母相继逝世后，把顽强、勤俭、朴实、善良的品格和精神传承了下来，留给了儿女们一份珍贵的，取之不完，用之不尽的“遗产”。
　　 “再穷，精神也不能跨！”
　　 父母一生过得万般艰难，非常辛苦。
　　 解放前，家里一贫如洗，饥寒交迫，爷爷、奶奶生有4个儿子，二儿子几岁时就病逝了。奶奶常给人家缝补衣服营生，爷爷靠做点生意过活。一家6口人挤在二间四壁漏风、破败不堪的小木屋里，屋里用几个石头垫着，上面铺上几块木板，就算是床了，家里除了被成年累月的烟火熏得黑不溜秋的板壁外，一无所有，一家人常常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在饥饿贫困线上挣扎着。
　　 爷爷、奶奶过世后，丢下还很小的三叔、么叔给父母，在家中占长的父亲，小小年纪就挑起了养家糊口的家庭重担。
　　 后来，抗日战争爆发，国民党四处抓壮丁，父亲就只好在家背后面的大山里躲藏。一天下午黄昏，父亲在躲藏时悄悄砍点柴火，趁天黑了，认为安全了，就扛着柴从林中出来，快到家时，就被抓着了，仍未逃脱魔掌。对家人连一声道别都没有，这对于这个家庭无疑是雪上加霜。
　　 一路上，父亲目睹了国民党对待新兵的残酷无情，不给吃饱饭，不给水喝，当官的动不动就拳打脚踢新兵。被抓到贵州独山后，听到枪炮声不断，令人胆战心惊，恐怖惧怕。看到独山混乱不堪，到处堆满尸骨，血流成河，一片山河破碎的悲惨景象，让人心痛不已。那时日本鬼子已侵略攻打到了贵州的独山。
　　 在独山滞留的那段时间，父亲一心想回家与家人团聚，想方设法逃离国民党的队伍。一天夜晚，他和住一铺被抓的壮丁商量，两人小心翼翼地把墙上的石灰用手指抠来捏细，藏在口袋里。他和这个壮丁趁值班士兵不注意时，用准备好的石灰粉洒向哨兵的眼睛，然后逃跑上山，万分惊险地逃了出来。
　　 逃出来后，父亲与他同时逃出的那个壮丁跑散了。父亲脱掉军服，向一户人家讨了一件破烂衣服穿上，白天不敢走，怕再被抓着，就改成夜间行走，不敢走大路，因路上设有哨卡，就只能沿着回家的方向走山道。
　　 有一天晚上，父亲实在走累了，看到一间土屋，见屋里没人，就躺在土屋里的草堆上睡着了。第二天天亮起来一看，草堆下有一个死人，把父亲吓了一跳，他在那死人的尸体上睡了一个晚上。
　　 就这样，父亲从独山回家，只有200多公里的路程，却走了1个半月。当走到离家还有几十公里的本县西山乡街上时，遇到寨上一个在那里赶马车的熟人，这个人都认不倒父亲了。因父亲一路奔走，用草根、树皮等充饥，面黄肌瘦，皮包骨头，衣衫褴褛。回到家时，母亲还以为是叫花子到家里乞讨饭吃。仔细一看，才认出是父亲，看到父亲可怜兮兮的样子，母亲忍不住流下了伤心的眼泪。
　　 母亲刘泽芬出生在本县流长乡宋家寨村大坡组的贫苦农民家庭，外公外婆靠耕地为生，外婆死得很早，外婆死后，外公又去找了一个后妈，因家境十分贫寒，姐妹又多，母亲未满18岁就嫁给了父亲，从一个穷家又到了另一个穷家。
　　 母亲年轻时，长得十分漂亮，高高的个子，亭亭玉立，牙齿洁白整齐，聪明机敏，为人诚实，性格刚强，脾气急躁。只可惜她出生贫寒，没有条件上学念书，不识文化。
　　 “再苦再难，我们的精神也不能垮，也要把这个家撑下去。”嫁给父亲后，看到这个家更为贫穷的样子，母亲没有退却，而是在心底里发誓和父亲一道，拼命干活，咬紧牙关，无论有多艰苦也要让这个穷得叮当响的家庭走出困境。家里实在没吃的，父母就上山摘野菜，挖草根、厥粑充饥，一天一天地把这个家支撑下去。
　　 有一次，母亲生病躺在床上，父亲用自己好不容易挣得一点苦力钱，上街买了点肉，给母亲补补身子。那时三叔、幺叔年幼无知，趁父亲不注意时，悄悄把那点肉偷来吃了，父亲看着可怜的面黄肌瘦的两个小兄弟，没有发火、生气。心想，他们长那么大了，从没沾过油、吃过肉啊。
　　 父亲被抓壮丁的那些日子，母亲身上的压力和心里的负担重如千斤，苦上加苦的母亲背着家人，放声痛哭了好一阵子。哭完后，坚强地擦干了眼泪，又用顽强的毅力和柔弱勤劳的双手把这个家维持下去。寨里的一些好心人对母亲说，父亲被抓了壮丁，十有八九回不来了，劝母亲改嫁，母亲坚决不干。她心里只有一个念头，父亲一定不会丢下这个家不管的，一定会回来的。
　　 果然，不出母亲所料，父亲真就逃了回来。回来后和母亲成天在田地里勤耕苦劳，有时又靠帮人营生，日夜劳心费神，硬是把三叔、么爷拉扯长大成人，还给他们讨了媳妇并成家立业。后来，大哥、大姐、二姐、二哥和我相继出世，家庭负担越来越重，父母还来不及松口气，又艰难地把我们五兄妹一个一个拉扯长大。父母究竟走过多少艰难之路，过过多少穷苦日子，那真是诉说不尽，罄竹难书。
　　 “好日子，是靠吃苦换来的！”
　　 “好日子，是靠吃苦换来的，是靠苦干出来的，一定要记住天上不会掉馅饼。”父母常常用简单易懂的话教育孩子们。
　　 解放前，为了家里的生存，父亲从远隔200多公里的金沙县城买上七八十斤重的菜油又挑到离家200公里的贵阳出售。赚点血汗钱维持家庭生计。每月要做油生意1-2次，单边行程400多公里，来回800多公里。途经道路上坡下坎，过河爬山，崎岖不平。常常是披星戴月的在山路上行走，饿了就啃点自备的干粮，喝点路边的凉水。在路上行走时，怕鞋子被磨烂，没钱买，就把鞋子绑在油框上，担着担子，赤着脚行走，到了街上，怕被别人笑话才穿上，脚上磨出了一层厚厚的老茧。
　　 父亲年轻时，个高体壮，没生过大病。可就是因年轻时劳动强度太大，长期肩挑背驼，到50多岁时，背就驼了，腰也直不起来了。
　　 后来，年逾古稀的父亲身体不好，患有支气管炎哮喘病，我和大哥、二哥经常买些药给父亲带回去，父亲服药后，稍微好点，又要割猪草、喂猪、推磨，还要到田土里除草、种地。
　　 父亲在干活的同时，还管着家里办的代销店，只要有人来买东西，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不管是正在吃饭还是忙于其他家务，他都会不厌其烦、客客气气地为买东西的邻里乡亲服务。一些暂时经济困难的人家在店里赊购物品，父亲总是有求必应，毫无怨言。事后，他又一步一喘地走村窜寨，一家一家去收取购物款，忙得不亦乐乎，总是不能“退休”。
　　 父亲十分节俭，穿的衣服补了又补，从不丢甩。破烂的鞋子补了再补都还在穿。一次，我记得读高中时穿的一双皮鞋，坏了，不能穿了，就丢了，父亲又把它捡回来，拿到街上补好又穿在自己的脚上。
　　 父亲性格温顺，憨厚实在，遇到再苦再难的事都很平静，从不发火，默默无声的做好他的事。母亲脾气不好，骂他时，他也不吭声，很少大声说话，也不轻易打骂孩子，做起事来不怕苦累，不使唤别人，总是自己亲手去做。父亲爱好抽叶子烟，母亲闻到难闻的烟气后就经常恶作剧地把父亲烟杆藏起来。但父亲总能千方百计找到烟杆，总是改不了“这一口”。
　　 2001年7月，父亲久病不起，病情越来越重，无法医治，于2001年8月11日逝世。
　　 2006年7月，我在参加省计生委、省计生协会在独山县召开的全省计生协会现场工作会期间，参观了当年日本鬼子侵略贵州独山的纪念馆，当晚我触景生情，思念起了已故的一生操劳辛苦的父亲，回忆起了父亲给我讲他被抓壮丁那段酸楚难忘的故事，彻夜难眠，提笔写了一篇情真意切的《父亲，我想你》的散文，抒发了我想念父亲的感情，这篇文章被贵州省《人口与计生》报采用发表。
　　 母亲一生中特别看重的是勤快的人。只要你在地里干活不偷懒，她就喜欢，总把最好吃的给你吃，不停地夸你乖，如果你不干活，她就会发脾气，会骂人，会让你难受。母亲每晚睡得很早，天还不亮就起床，起床后，会把家人叫醒，吩咐大家下地劳动。母亲总是闲不住，无论天晴下雨，春夏秋冬，都在地里忙活，长期身上、手上和脚上都布满了泥土。
　　 后来，家庭条件好多了，家里建起了四合院的房子，父母靠土地、靠勤劳、靠节俭把儿子们哺育成人。儿子们没有忘记父母的养育之恩，都争着把他们接来享享清福，欢度晚年，可父母死活不愿意，他们离不开家乡，心里老是眷念着那份土地。父母常说：“我们舍不得离开那几亩地啊，它是我们的命根子，一辈子都丢不下啊。”
　　 母亲一生中生了几场大病。一次是我上小学二年级时母亲得了脑膜炎，抬到县医院医治了半个多月才医治好。又一次，是1990年7月的一天，母亲拉肚子没有及时医治，硬撑着，后来走路都走不起了，我女儿娜娜只有四岁。给奶奶拐棍时，奶奶一下子倒在地下起不来，当时女儿被吓得大哭。那次我回到家后，立马找医生给母亲看病，一周之后，母亲才慢慢好起来。还有一次是2002年，由于父亲长期吸烟，母亲长期吸二手烟，加之长期用柴火煮饭，日积月累，造成肺部感染，经医院检查患了肺结核，医疗半年多才好。再次是2003年6月，母亲腰部生疱疹，送到医院医治后有好转，可快好后的皮肤有些发痒，寨子里的心好人给她介绍用废机油擦可止痒，结果造成腰部疱疹被细菌感染，又复发并扩展。钻心的疼痛煎熬着母亲，后又送县医院医疗，2个多月才痊愈。
　　 母亲每次生病后，再痛总是忍在心里，从不叫苦，病情稍有好转就常常带病下地坚持劳动，她说自己一天不到土里，心里就觉得不踏实，闷得慌。
　　 母亲最后一次患的是严重脑梗，但仍然想站起来，她时不时还念起老家的一些往事，恍恍惚惚地吩咐我卖鸡、卖猪来喂，喂大了好杀来过年，安排我赶快下地种菜，种包谷等。那可恶的病魔剥夺了母亲正常行走、正常思维的“权利”，母亲再也站不起来，再也不能到土里劳动了。
　　 “人在世上，应该多做善事”
　　 解放后，父亲当了30多年的生产队长，一点儿也没有考虑为自己的家里捞点好处，总是一心一意为民着想。只要对群众有利的事，再苦再累，再艰难，也要去做。
　　 土地刚下到户那年，父亲决心改变家乡照明点煤油灯的现状，就多次到县水利局求领导，请技术员，计划用家乡门口小河里的水建一座小型发电站。在父亲不懈的努力下，终于得到了上级领导的同意。在上级部门的支持下，父亲走东家、窜西家，耐心说服群众投劳筹资。一个人带着母亲为他准备的干粮，多次步行上百公里的路到县城里购买材料，又沿着崎岖的山路把材料一件一件地运回队里，经过一年多的辛勤劳动，一座小型发电站终于建起来了，村民们终于点上了明亮的电灯，结束了点煤油灯的历史。
　　 记得有一回，深夜下起了大暴雨，父亲戴上斗笠，披上蓑衣，扛起锄头，迅速跑到寨子门口的河边，把沟渠断开，让渠里的水流向河里，保住了上百亩的稻田没有被大水冲走，可雨太大了，父亲全身被雨淋透了，受凉感冒，因发高烧引起了严重肺炎，住进医院后，1个多月病才好转。
　　 父亲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常常为一些困难户、残疾人着想，事事考虑他们的难处，把轻巧的活计安排给他们。那年，粮食特别紧张，家里都用山上摘来的红子打碎后拌在饭里，入口难咽，可父亲却把节省下来的，自己家里都舍不得吃的一袋苞谷送给了一户特别贫困的人家。
　　 母亲一生乐于助人，善做好事。小时候，记得寨里有一位叫杨大爷的五保户，年高70多岁，无儿无女，无依无靠，一人居住。母亲经常吩咐儿女们给杨大爷送好吃的，给老人挑水、劈柴等。逢年过节，还把老人接在家中来吃饭，老人生病后，找医师给他治病。老人逝世后，父母牵头，请来寨邻帮助，给老人办了后事。
　　 母亲一生中珍爱土地，就像保护怀中的婴儿一样，谁也不准侵犯。也难怪，她就是靠种地的那一点点收入，才把三叔、幺叔和我们养大成人，直至送我们走上了工作岗位。
　　 有一次，寨里一户人家，因男主人生病住院，妻子又要到医院护理，家里只剩下2位老人和孩子，家中两位老人眼看着一年的土地要荒废，急得团团转，无力无助，十分可怜。母亲知道后，带着一家人主动帮助这户人家抢时播种，帮助这户人家渡过了难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