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傻是我的发小。因长得呆头呆脑，见人总是憨厚地笑一笑算是打招呼，所以这“二傻”的小名就一股脑地叫了六十多年，而他还算文雅的大名，除了他的同班同学见面开玩笑时喊一嗓子外，仅留存在他的身份证和户口本上。
　　 说他呆头呆脑丝毫没有夸张的成分，你看他小学上了七年（曾留级两次），愣是没背过乘法口诀，所以连看看表是几点都十分困难。上世纪90年代开始流行电子表，可把二傻高兴坏了，20块钱买了一块，经常戴着到我家，让我这个当老师的考考他现在是几点。30以内的加减法他还是算得清的，这冷板凳坐了七年总算没白坐。
　　 二傻上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哥哥，都是他母亲改嫁时带来的。他父亲1944年被日本掳去当了一年劳工，在北海道的煤矿受尽屈辱和打骂。在鹅毛大雪里，日本人逼迫着他们将半米厚的雪踩平用来过汽车。每天6个小饭团就着凉水充饥，有同伴试图逃走竟被打死（都是他父亲亲口讲的）。要不是第二年小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说不定真会落个正儿八经的外丧。
　　 都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果不其然。回国后，他父亲娶了媳妇，还一下子儿女双全了。后来在生产小队当了几年队长，日子过得还算可以。但终因吸入的煤粉过多，得了尘肺病，终日咳嗽吐痰，没少受罪，刚熬到分了责任田就撒手人寰，一辈子没有享福的命。从此二傻就与母亲相依为命（此时姐姐早已出嫁，哥哥15岁时就返回原来的家）。
　　 俗话说人有旦夕祸福，在二傻父亲去世5年后，他母亲又得了脑血栓，瘫痪在床。二傻整日守在床边，喂吃喂喝，端屎端尿，整整伺候了3年，母亲这才安然离世。而此时二傻已步入而立之年。为了生计，他除了侍弄二亩多责任田外，还到石安高速路上打零工。他不吸烟，不喝酒，除了一日三餐，没什么花项，手头多多少少有了一些积蓄。
　　 乡亲们都说二傻父母有福气，幸亏有这个憨小子，大病小灾的没受什么罪，二傻的孝顺在全村是出了名的，但他凡事不过脑子，总把别人当好人，对方几句好听话，就能让他找不着北，所以就免不了上当受骗。
　　 一次，他拖着疲惫的身体打工回来，刚走到村口，就见一河南口音的中年人急匆匆赶了过来，叫着大哥对他说：“我是开文物商店的，火车上钱包被人偷了，现有急事要回家，没钱买车票，只有把文物贱卖了。”说着，从一精致的黑皮包里取出一个被很多层纸包裹的拳头大小的铜鼎，小心翼翼地放在地上，还凑到二傻耳朵前，悄悄地说：“这件文物在市场上一倒手，至少能卖到3000元，看你这人实诚，现在1000元就送给你，只当结交了一个朋友。”
　　 几句话就把二傻说得心动了，心里琢磨，这比打零工来钱快多了，可摸摸兜里新发的工钱才区区500多块，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于是，他忘记了全身的疲劳，告诉那个河南人稍等一会儿，就骑着自行车火速赶到家里，凑够了1000元，又急匆匆返回村口，毫不犹豫地买下了这个“珍贵文物”。
　　 有了这镇宅之宝后，他还煞有介事地把我叫到他的家里，在里屋倒腾了半天，终于取出了“文物”，好让我开开眼。
　　 我不懂文物鉴赏，仅从他讲述的事情经过，我就可以断定这是一件百分之百的赝品，而且实际价格不会超过30块钱，但我不忍心将事情说破，好让二傻的发财梦长久地陪伴他度过一个个漫漫的长夜。
　　 二傻的责任田就在村边，前些年上级还管得不严（不像现在，卫星在天上飞着，天天拍着照，别说建房，就是在房顶盖上红瓦，信息马上能传到县里），所以左邻右舍家里小子多的，或挣了一些钱，想住个宽房大院的人家就找到二傻，想在他的地里建房。他们多少给二傻几千块钱，再往村委会交点管理费，事情就结了。二傻本来就经常为浇地发愁，再加上不上化肥，二亩地的产量抵不过别人一亩田，见不得别人三句好话的他一来二去就把地卖光了。十多里外的侄子听说此事，就以经商需要下本儿为由将钱借去，没过半年又说自己干赔了，二傻又成了彻头彻尾的穷光棍儿。于是，有人就把膀大腰圆，老实巴交的他介绍到外村一家养猪场打工，负责喂猪和清扫猪舍，管吃管住，每月还给500元工资。二傻早就不想在家做这三顿饭了，就卷铺盖走人，什么手续都没办，就搬到了养猪场。
　　 二傻是个懂得孝道的人。按照我们这里的民俗，每年的清明和春节都要给父母上坟烧纸。有一年清明节前几天，正逢星期天，我姐姐和妹妹也来烧纸，中午包了饺子。
　　 二傻也回家上坟，从坟上回来，见我家大门开着，就找我说是见见面。
　　 我说：“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咱们边吃边说。”二傻几次要走都被我拦下，只好坐下来吃饭。
　　 我问他：“工钱能按月发吗？”
　　 他说：“老板说了，临时有花项就冲他要，工资都给你放着。”这对一个特别省心的人来说也不失是个办法。
　　 可谁知三年后，二傻因伙食太差、活儿太重想辞职，向老板索要工钱时，老板先是找各种理由，说钱不现成，靠靠再说吧，到最后竟昧着良心说二傻已经把钱都花光了。二傻再傻心里也是有笔帐的，三年内走亲访友、上坟烧纸的次数屈指可数，总共没花够两千块钱。就这样一万多块钱就被黑心老板给黑了。
　　 我说：“你怎么不去告他？现在司法局专门有人管这种事。”可一细想，没凭没据的怎么去告呀，总不能空口白牙那么一说，官司就赢了吧，看来二傻只有吃哑巴亏了。
　　 吃完饭，二傻还专门向我询问了一件比讨要工钱更重要的事，因为有人告诉他，凡下过日本的中国劳工，日本国将每人补偿几十万元。我告诉他：“民间是有人在运作此事，可报纸上还始终没有登过，也许真有这种可能吧。”
　　 二傻确信这是真事，到时候他的命运真就彻底改变了。二傻怀揣着美梦，离开了我家。
　　 第二家养猪场坐落于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两个村子之间，除了采买不太方便之外，格外清净（这是老板娘的事儿，二傻不太担心）。老板说，这个地方离村子远，猪瘟传不过来。不管怎么说，这话多少还是有一些道理的。老板有两个儿子，老大在市里上班，平时很少回家；老二住在县城，开着一辆崭新的桑塔纳，往来于县城与猪场之间，负责饲料、小猪的采购及生猪的销售，他特喜欢打麻将赌博，时不时喝得醉醺醺的。搬到这家后，伙食标准是有所提高了，老板还给买了一身迷彩服，一双胶鞋，但除了完成跟第一家一样的工作外，还得住在锅炉房，冬天负责烧暖气。
　　 今年清明前烧纸时，他骑一辆不知老板从哪儿弄来的蓝色共享单车，到我家找我见面。毕竟六十出头的人了，腰也弯了，腿也罗圈了，走路也不像前几年那般利落，一年多不见，他一下子变得苍老起来。
　　 落座后，我又问起他工钱的事，老板的说词跟第一个如出一辙。
　　 我问他：“在这家儿干了多少年了？”
　　 “到三月底就满十年了。”他回答说。
　　 我特别提醒他，这次的工钱可不能再要不了了，一分钱没有，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本家管事的怎么去张罗这件事呢？我说：“提着耳朵告诉你跟老板先签一式两份的协议再干活儿，你做到了吗？”
　　 他面带笑容地回答：“这家老板比上家好，人家答应等我老了，没人管我的话，他家两个儿子管。”
　　 我正告他：“你别做黄粱美梦了，一个连280元的医疗保险都不给上的人，他的话能完全相信吗？”
　　 他眨眨眼睛，再次陷入迷茫之中。
　　 我告诉他：“没签协议也没事，到时候实在不给，就打电话找省台的帮大哥，去年猪肉价格贼高，老板发了老鼻子财，我不信他为你这点血汗小钱一点脸面都不要。”
　　 二傻还告诉我，村委会已经告知他了，像他这样的“五保户”可以免费入住县里的养老院，就是他临街的房子得充公。
　　 我说：“改革开放40多年，国家真的富裕了，政策也好了，你们这些人真是赶上了好时光，千万不能再犹豫了，赶紧办理相关手续，等安顿好了就去向老板要钱，这是少的可怜的合法收入，务必要拿到手。”
　　 他听了没置可否，只是低着头，脸上又布满愁容。
　　 但愿二傻办完养老院的手续后，他的讨薪路能走得不那么艰难，也希望我们的法律援助机构能为世上少有的如此心善而不知维权的人讨回一些公道。正像报纸上说的那样：公平正义可以迟到，但绝不会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