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说我杀过羊，你肯定认为我是耸人听闻，制造噱头，甚至离谱。我要是说在上世纪七十年代那些困难的年月里，我们家还晒过牛肉干，你肯定也不相信。
　　 我们科室的外单员欣瑶去农村她婆婆家住了几天，回来后告诉我她学会挤羊奶了。咳，这还用学吗？从记事起我就会挤羊奶，还是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不知为什么，我们家里一直养有奶羊，羊的吃喝拉撒睡，主要是我爷管的。一般到了要入冬的时节，只留下羊妈妈，长大的小羊要被牵到后院杀了吃肉。我一直认为羊能听懂我和我爷的说话，因为平时我把小羊牵出去放的时候，大羊小羊都很平静。但当准备要杀小羊，我把小羊往后院拽的时候，大羊小羊都不停地咩咩叫，我得连拽带打才能把小羊牵到后院。我爷让我把大门闩住，以防外人知道我们家杀羊了。他把小羊的腿两两相绑，放倒在预先准备的小饭桌上，这边我已经把放了半碗盐水的面盆，放在了羊头下边的小饭桌的腿旁边，用以接羊血。刺羊脖子的匕首和剥羊皮的半拉剪刀，我也恰到好处地给我爷放在了凑手的桌子腿旁。我爷夸我干活有成色，可能就指这些吧。
　　 我爷用一只腿抵住羊肚子，一手攥刀，一手握住小羊嘴，因为小羊的叫声太不好听了，惹得隔着正屋在前院的羊妈妈也不停地大声地咩咩叫。我用两手帮忙摁住小羊头，看到小羊大颗大颗的眼泪在流……
　　 放完血后我爷在小羊的肚子上划了一刀开始剥羊皮，刚开了头，他就把半拉剪刀递给了我：“趁热赶快剥。”这是一项对我来说很有成就感的任务，可以在大人跟前好好表现，我很愿意干。我干得正欢，还没剥到羊腿处，我爷抽完旱烟又把半拉剪刀要过去了：“羊皮剥烂了就卖不上价了。”其实我比他剥得好，他剥的羊皮，上面满都是一道一道的羊油花子。
　　 许多年后，我家先生问我杀羊时害怕么？我说一点都没害怕，也压根没生恻隐心，只一门心思等着吃肉。我上初一的时候我爷去世，现在推算，我那时也就上三四年级，甚至更小，因为记得年年冬天都有羊肉吃。说河南话的大娘和对门婆，不止一次地在我面前说：“恁家生活好，多亏了恁爷。”我爷曾经卖过豆腐，但从记事起，我们家就没买过豆腐，因为我爷说吃豆腐划不来，煮点豆子吃就行了。
　　 有一年秋天，生产队的大黄牛死了。按照惯例，杀了大黄牛后，每家分一吊肉，下水埋了，牛头牛骨头都扔了，只剩下一张牛皮归公。我爷向生产队长提出，我们家的那份牛肉不要了，只要牛下水可行？队长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把牛下水、牛头和剩下的牛骨头全让我爷用架子车拉回来了。我爷卸了货查点一番后，又去场里把扔了的四个牛蹄子也找回来了。村里的一些人对我爷好生笑话。自然，这些活计都由我爷来收拾，我打下手。想不到牛蹄子里的肉也很多，还很精。那时没有冰箱，所以吃不了的肉要用盐淹，要用太阳晒。
　　 所以，几十年后，我们厂里的食堂杀猪，食堂总管何民政师傅问哪个要猪肠子？这是白给的，我立马抢答我要。何总管很奇怪，我一个穿戴时尚的年轻女士，敢要那一堆吓人的东西。他说：“这个便宜你也敢沾？”他不知道，我从小就干过那些翻肠子洗百叶的肮脏活，懂得那些套路。
　　 我家先生问我：“你都敢杀羊，为什么刚结婚那年，过年让你杀鸡，刚把鸡脖子拉了个小口子，你扔下刀和鸡就跑开还摔倒了？装的？”我回答，这个也至于装吗？我记得当时刚用刀在鸡脖子上划了一下，胳膊就发软了。看到鸡咯咯叫着上窜下跳，到处洒的血点子，人整个都懵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二
　　 我小时候可能是一个很淘气的孩子，是我们家挨打最多的一个孩子，我爷是打我最多的人。但我爷不是打我最疼的人。我觉得，往往越是有人的时候，我爷厉声高喊要打我的架势越大。
　　 我们家的红苕窖旁边是一棵枣树。这棵枣树有一条树根，像蛇一样从红苕窖的半空穿过，占据了窖平面的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我的腿还不能踩住红苕窖壁的脚窝的时候，是我爷用皮绳拴住我把我吊到红苕窖底，每经过那条象蛇一样的枣树根旁边，我都会迅速地伸手抓一下它。我爷教我，并让我演示如何用勾子扣住皮绳和松开皮绳。队里分了红苕，挑选品相好的红苕入窖，我爷把我吊到窖底下后，我自己解开绳扣，然后就等着一笼一笼的红苕被吊下来，按照我爷的吩咐把红苕摆放整齐。
　　 可是，有很多次，我惹家长生气了，我爷拉开架势惩罚我，打了我两下让我回话检讨，我闭住嘴就是不吭声，一句话也不回。我爷自己气得不停地跺脚、转圈，高声大喊要饿死我，不许我上学了。我还是不回话，于是我爷用皮绳拴住我，把我吊到红苕窖半空，我的脸刚好与那条枣树根平齐。好几次，我看着那根从土里钻出，在空中划过，又钻进土里的枣树根，心里不是害怕，而是在嘲笑我爷用这种方法吓唬我。
　　 我姑妈的女儿，也是我的大表姐，我们谈论起她的外爷，也就是我的爷爷，表姐说“外爷总是一副笑眯眯的样子。”这在我是完全相反的，我爷对我很少有好脸，我爷是严厉的，总是感觉我不够好，不够勤快，不够听话。不允许睡懒觉，不允许闲着，不允许我吃馍掉馍渣，甚至让我把洒到地上的馍渣捏起来再吃了。我村的人都知道，我爷过日子狠。我爷常说的一句话是：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我奶奶去世八年后我才出生，我外婆曾经感叹：要是你奶活着，该会多爱你！可是我爷打我再多，我还是感觉他是我的庇护伞；我爷严厉，但也有和蔼的时候。他告诉我，和饭记仇的人是傻子，受了天大的委屈，该吃饭就要吃饭。
　　 我好像挨打挨惯了，大人稍微给点好脸色，我就张狂得刹不住闸了。有一次，家里来了客人，和我爷一块去我大娘家找我大伯，我爷对我说：“玩去吧。”这就是说我可以跟着他们去大娘家玩。我几乎天天都去大娘家玩，但大人让跟着一块去，却是不多的。我爷最忌讳大人说话时，孩子在旁边听。我太高兴了，他们在前边走，我穿着那件枣红棉袄，两手甩开，两只脚抬得高高地换着挨地，蹦跳着走，我太高兴了，高兴我爷让我跟着他串门。我大娘家的大门前，隔一条路是我们村的吃水井。真的是人狂没好事，太兴奋的我，没有跟着他们拐向大娘家，我走到了那口井跟前，弯着腰看着自己的倒影，张大嘴向井中的影子大声地喊：“啊……”跟着“扑通”一声我就掉进了井里，头先下去，由不得我，咕咚咕咚地喝了好多水，终于我的头浮出了水面，用手扣住井壁砖缝刚一回过神，我就立即破命扯着嗓子大声喊：“爷……爷呀……”片刻，我听到井外面熙熙攘攘中我爷万分焦急的声音：“赶紧拿绳，赶紧拿绳……”。许久，我大伯的儿子福勋哥，脚踩着粪耙齿，扶着粪耙杆，拽着绳子从天而降。
　　 那年我爸爸领我爷回河南老家探亲，我爷提出让我跟着。在火车站的检票口，我爸爸犹豫我用不用买半票的时候，我爷连声叮咛我：“不老盖儿圪蹴住，不老盖儿蹴住。”意思是：膝盖弯曲着，膝盖弯曲着。我很快就明白了，毫不犹豫地以半蹲的步伐，扯着我爷的衣襟，假装镇静其实心里咚咚咚地走过了检票口。只领着我一个人坐火车、回老家，我懂得这机会对一个孩子来说的优越性，我必须听话。我记得很清楚，从河南回来的时候，到渭南下了火车出站时，我很自觉地仍旧微曲着膝盖，尽量自然地以半蹲的步子走过了那个来时走过的通道。其实不用再曲膝了。
　　 是冥冥中的安排，1980年国家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我们全家跟着爸爸进了城，家就在渭南火车站的紧南面，当时渭南火车站的管理还不是很严，抄近道我常常从火车站的检票口通过，时不时会故意地再曲一下膝盖，并侧脸体会一下看我的走姿是否自然。
　　
　　 三
　　 有一年我们村平整土地时挖出了一座古墓，生产队很需要那些旧砖用来盖仓房，古墓里边最值钱的就是一对很大的金耳环，还有大量的白底蓝花瓷碗瓷瓶。坟里的东西自然是晦气的，村里的年经人你一铲我一耙把许多瓷碗瓷瓶拍碎了。我爷拦住年轻人给队长说他愿意买剩下的那几个瓷瓶，打算卖凉粉装酱油醋用。于是队长让拿出五毛钱来，我爷说三毛钱尽可以了，能买好几盒香烟呢。于是那几个高矮不同，一律高身细颈的青花瓷瓶，从此就放在了我家后院紧挨房檐的石榴树下。我妈妈对我爷买下那几个瓷瓶很有意见，认为坟里的东西，瓶子再好看也不能用来装吃的，我妈主张我爷买下那对金耳环。我妈是大队干部，想让我爷为生产队分担出些力，因为那对金耳环跑了好多地方都卖不出去，没人要，最后还是通过公社里的一个干部指点，跑到故市镇的银行里，以十八块钱卖了出去。我爷知道后说了句：“可惜了。”我妈说：“你又不愿意要！”后来我爷说，那是明财，不能要，你若买了，全村人都知道你手里有金货，知道你有钱买得起金货。
　　 我爷年轻时在有钱人家当过学徒，当过相公，认为实诚和勤快是一个人必须要具备的最基本的品德。我后来去山西乔家大院旅游，导游讲的乔家票号里招收和考验学徒的那些套路，和我爷说的一模一样。我爷去世后，接着我们全家也进了城，村里的房子空了好多年，后来就塌了。我妈年纪大了后，说她不愿意躺在城里的家走，愿意在我们农村那个家，搭个灵堂躺在那里走。于是我哥就委托人在老家重新盖了房子。几年后看电视“国宝档案”，问我哥石榴树下那几个青花瓷瓶子还在吗，我哥说房子把石榴树都塌倒了，谁还会注意几个破瓶子，肯定是盖房子时，早就一起当垃圾清理出去了。唉，唉，唉，捶胸顿足的后悔心都不足以表达我的心情。
　　 可能是和我爷相处的年月少，我爷是我们家我最不能解读的人。自然，我也浮不住我爷随手留下的浮财。
　　
　　 四
　　 我爸爸的信大部分是在我妈妈房间里，信皮上写的是我妈的名字。我爷的炕席底下也压有几封信，信皮上写的是我爷的名子。一次，我爷拿着一个信皮，用一根手指一个字一个字地指着念，然后问我对不对。我大为惊异，大声问：“爷，你能认得字？”我爷嘿嘿地笑了，满脸幸福的样子。我爸爸的信皮写得十分规范，收信地址，寄信地址，收信人，写信人，一个都不含糊，长长的几行字，我爷竟然能一个字一个字地指着认完。一个生于1895年的贫苦农民，怎么可能认识字！许多年后我明白，我爷太爱我爸爸了。
　　 我爷是1917年从河南长葛来到陕西渭南的，开始以卖豆腐为生，至1950年，我家有土地64亩，牛两头，大车一辆，磨粉作坊一间。我妈妈说入社的时候我爷有抵触情绪。什么是入社我不得而知，但我知道我爷思想落后不开明，我妈妈1951年就入党了，我爷爷非常拥护共产党，热爱新社会，感觉在新社会人人都能安居乐业，因为他在解放前饱受地痞流氓的欺侮，还被本村恶霸霸占去了二亩土地。但我爷对我妈的工作和开会却不是很支持。所以我爷无疑是个旧式农民。
　　 1977年，唐山地震的第二年，我爷病倒了，不能下炕了，于是安排我从后面的上房住到前面的厦子房，白天上学，晚上照顾我爷。这时候我爷对我已经很和蔼了，不再喝斥我，还让我喝我爸爸买的炼乳，吃亲戚送的蛋糕饼干。
　　 有天晚上，我爷又上气不接下气地大声哮喘，本村的赤脚医生白姑姑恰巧不在，去了城里她女儿家。已经是深夜了，我妈问我敢不敢去相距三里路的南吊庄去叫善科大夫，我说：敢。我骑着自行车，穿过村道，向南骑去，左边是庄稼地，右边庄稼地里有几间房是大队的科研站，紧挨科研站就是一大片桐树林。路上太静了，一个人都碰不见。我妈告诉我了，敲南吊庄第二个巷子门朝南第四户人家的大门。南吊庄村里除了狗叫声依然很安静，我约莫到了第四户人家了，便用手使劲拍打门环：“善科叔，善科叔……”，好久，有个奶奶用河南话在院子里喊道：“再往东走两家，再往东走两家。”我便往东又走了两家重新敲门。“善科叔，善科叔……”
　　 还是一个晚上，我爷少见地态度和蔼，他从衣服里摸出了一张钱给我，是五块钱。他说：“给你，拿着吧。”在此以前，我花过的最大币值没有超过一块钱，都是些分币毛钞。我没有接住钱，我非常懂事地向我爷表示我不要钱，可我爷一定要我拿着，于是我更加懂事地给我爷保证：“爷，我明天就把钱给我妈。”可是，我爷的脸却严厉起来了，摆着手连声“白bai，白bai，”（别，别），他认真地对我说：“这是给你的钱，让你自己花的，唉，早知给你多留点。”一时间我的小脑袋里复杂了起来，我想给我爷再保证些什么，比如听话啦，勤快啦，多干活啦等等。我的手心都冒出汗了，攥着那张巨款，我最后说出口的是：“爷，我一定好好念书。”
　　 1978年的元宵节，我已经不用让我妈糊灯笼给我们打着玩了，我自己早已能完全胜任这种手工活。我妈开会不在家，我拆了一个破筐子取下竹蔑，糊了三个灯笼，我和两个妹妹一人一个，我还会折叠很漂亮的彩纸花贴在灯笼上用以妆扮。天完全黑了，这时候挑着灯笼出门最亮闪。在相互炫耀中，我听到有人从地里回来，说是给先人送灯去了。闻讯后我立刻动员我两个妹妹回家，我也要做一个给先人用的灯笼送到我爷的坟头。我如法炮制，切了半个萝卜，在上面挖了个小坑插上蜡烛点燃后，领着我两个妹妹打着灯笼去到我爷的坟上。半道上我妹妹喊：“害怕呢。”我说跟在我后边就不害怕了。春天的风大，地里的风大，多次反复，萝卜灯总是被吹灭，我们仨个便围着坟头趴着，各用一只手在上边扒出一个土坑，然后把萝卜灯放在里边点燃。看着我爷的坟头上冒出了弱弱的灯光，我们仨才如释重负地打着灯笼回家了。
　　 许多年后，我在我们厂看大门，每逢夜班，我的好同事杨红莉都会陪我聊天到很晚，看着我上完厕所，叮咛我把门窗关好了她才离去。我们厂是在郊区，她以为晚上我会很害怕，会一直缩在门卫室等天亮。我一般都是简单地洗漱后，坐在桌前楞半天，然后给新疆的那个人写信，或毫无目的地在纸上乱涂。总不能老是伤心，时间长了人的感知就麻木了，喜乐谈不上，用空白或模糊一词来形容应该差不多。如果蜷在桌子上睡不着了，我会走出房间。不远处是厂里的花坛，主要是月季，有百十多平方。白天的时候，红月季最漂亮，到了晚上，夜幕下的花坛里，白月季和黄月季则当了魁首，看着最美，泛着冷冷的清辉，跟梦一样。没有花的时候，我就站在厂里的南北大道上往西边的天上看，看水塔顶上的那颗星星。我很少哭，只有一次，我去公婆家要一百块钱，可是他们俩个互相推诿，最后婆婆拿出了一把共七十块钱的零钞，我气愤地打散在地，摔门而出。我还以为我要一百，他们会给二百呢，我知道他们有钱。我骑着自行车在解放路，从派出所一直哭到汽车站，大声地痛哭，如入无人之境。
　　 所以，和我一起看大门的原质检科的技术员小丽老嚷嚷要换个部门，我就劝她：“看门这工作多好啊，啥心都不用操，为什么要走？”她回答上夜班时害怕，我还瞪了她一眼。
　　
　　 五
　　 几年前一次我们高中同学聚会，我去迟了，发现好几个同学都在围着一个当官的男同学劝解。原来这位同学因为打儿子他老婆和他翻脸了。他愤愤地说：“我小时候我大就是这样教育我的，我大提了根棍，把我从街道这头撵到街道那头，我现在恨我大了吗？没有。我没出息了吗？没有。不打不成器，为什么不能打……”一瞬间我热泪盈眶，我在心里喊：“你是我的亲人啊。”顾不得瓜田李下，我执意要坐到他的旁边。我对他说：“不对的，你那是延续了原生家庭的错，对孩子的伤害是很大的，要改。”
　　 原生家庭，这是我学的新名词，是市第一医院的小王大夫讲给我听的。小王大夫是我悄悄认识的一个心理医生。
　　 我的孩子刚一参加工作就和我划清界限了，我孩子只和我说了一句话：“你是个暴力妈妈。”
　　 ……
　　 我这几天老出现幻觉，一会儿是电影《唐山大地震》里那位妈妈跪下的镜头，一会儿是北京屠宰厂给要宰杀的猪放音乐催眠的镜头。清明节快到了，我翻出以往我的那些所谓文章，觉得该写些怀念我爷的文字了，竟哭得稀里哗啦不能如期完成。我说不清是在哭我爷还是哭那只流泪的小羊还是哭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