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城市，对比起来越来越像“双胞胎”“多胞胎”，看起来也越来越千篇一律。钢筋水泥筑起高楼大厦，圈起一个个居民小区，一个个商业街区。
　　 清晨，人们从高楼林立的小区走出，辗转又走进鳞次栉比的写字楼，开始一天的生活。傍晚，人们反向操作，辗转又回归于广厦万千。漂亮的建筑，精致的布局，绿树鲜花，吃的、喝的、玩的、用的，林林总总，功能齐全，但好像缺点啥？
　　 及至有一天，与老友闲聊，提及儿时的街巷，才发现曾经的街头巷尾已淡出人们的视野，正在渐渐消失。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平地而起的高楼并不多见。记得经济效益比较好的大连港务局，在市中心盖起了两座高层职工楼，有电梯的居民楼一时间成为街头巷尾的热议。大家把这两座一模一样、并排排列的高楼，取个名字叫“姊妹楼”。这对楼刚建好时，休息日里，大家竟然呼朋唤友地去看“姊妹楼”，那个心情大概就是尚处在萌芽期的羡慕嫉妒恨。
　　 除了“姊妹楼”，老大连的民居结构，大多是坐北朝南、一街一巷排列。我家所在的民权街，是一条东西走向的宽街，街旁是两层的红砖楼房。由此向北排列的第一条小街是民权北一街，虽说名字叫“街”，但比民权街要窄许多，可以称为小巷，巷子两侧是一层平房。接着排下去的是民权北二街，又是一条宽街，差不多与民权街一样了。依此类推，一直排到民权北七街，一宽街交错一窄巷，二层楼夹杂着低矮的平房，两者之间便构成“院子”，有胡同七扭八拐地穿插其中，可以称之为大连的“宽窄巷子”。
　　 有街有巷，自然有街头巷尾，而那些街巷中的故事，就像小河淌水，涓涓汇入生活的大河。街头是老何头的阵地，他在那“崩苞米花”，一声声“砰”响，肆无忌惮地散播甜香的味道。巷尾是另一个老爷子的战场，他在那“掌鞋”，各色的鞋子经他缝缝补补，又能穿三年。大妈大婶们也是街头巷尾的主力军，树阴下做针线活、带孩子、唠家常，时不时端着自家做的好吃的，送张家、送李家。
　　 固守阵地的之外，还有流动大军穿插在街巷中。摆张小板凳，街头避风处理发的，挑着个小火炉熬糖稀、捏糖人的，骑着自行车卖冰棍的……倘若是冬天，还有敲梆子卖豆腐的，拎着小洋铁桶卖带着冰碴海蛎子的……街头巷尾就像一个大晒场，邻里之间，家长里短，沿街叫卖，无遮无掩地晾晒街头巷尾。
　　 那个时候，放学后，我最喜欢和同学小成一起去他家。小成妈妈是山东人，一口浓重的山东腔，搭配一手绝好的手艺——摊山东煎饼。燃烧的煤炉先要用湿煤压在火头上，用火钩子均匀地插几个眼，这样炉火，才叫不温不火。沉重的鏊子平整地放在炉子上，擦点食油，舀上一勺玉米糊，一个竹子做的摊子，灵巧地转一圈，接着小铲飞快地沿鏊子边一转，一张煎饼就上手了，趁热吃，香香的。那个时候，家长似乎不太担心孩子们的安全问题，街巷上没有机动车，从没听说有人贩子。不管谁家的孩子，放学忘带自家钥匙的，双职工家长还没下班的，不是张家收留了，就是在李家玩得很嘿，或者像我一样去小成家吃煎饼。
　　 街头巷尾中最快活的，莫过于孩子们。他们尽情玩耍，弹玻璃球、打烟纸牌、踢毽子、跳皮筋……如果小伙伴聚集的人数较多的时候，我们会玩一种“打枪，不许动”的游戏，类似时尚体育运动真人CS，堪称经典。规则是把“参战”的人分成两拨，一拨人藏到七扭八拐又四通八达的胡同里，另一拨人悄悄从胡同外摸进去，把“敌人”找出来。无论守方，还是攻方，谁先发现对方就说一声“不许动”，被“不许动”的人相当于“死亡”，必须自觉地退出游戏，等待重新开局。有一次，我作为攻方队员，正蹑手蹑脚地前进，突然传来一声“不许动”。我瞧瞧偏厦子上，没人。看看厕所那边旮旯里，也没人。正奇怪呢，低头一看，这家伙居然藏在鸡窝里，一身鸡毛，正得意着呢。实在是太过隐蔽了，我有意告知己方队员，但最终没有说出他的藏身之地。因为，我实在不愿意看到，他被“打死”在鸡窝里。
　　 十多年前，在省城参加一次培训。主办者把我们拉到一个山头，玩起真人CS激光镭射野战。我扛着枪，跑到一块大石头下，斜依石头晒太阳。正美着呢，被对方发现，几个人“毫无人性”一阵乱枪把我“打死”。瞧着他们得意的样子，心里说“没有鸡窝的野战，都不是好野战”。
　　 作家在冯骥才在《城市为什么需要记忆》一文里写道“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有关于过去和成长的记忆，城市也一样，也有从出生、童年、青年到成熟的完整的生命历程，这些丰富而独特的过程全都默默保存在它巨大的肌体里”。的确，城市需要记忆，城市的记忆需要保护。
　　 往事如烟。渐渐消失的街头巷尾，不过是在老友相聚时，才会谈起的话题，才会忆起旧日街头的故事，谈起巷尾的琐碎。
　　 真的怀念那些街头巷尾度过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