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府，开埠于南北朝，因地形取名“下釜”，先后易名“下浒”“下府”。蒋经国先生任赣南专员时建夏府中学，改为夏府。
　　 夏府位于赣江上游，属万安电站库区，距赣江源头约四十公里，从赣州市区可经水路、陆路到达。夏府三面环水，呈半岛状，地处赣江“十八滩”地段中的“天柱滩”与“黄泉滩”之间。
　　 汉唐以来，中原士族因灾害、战乱向南迁徙，经长江，沿湘江，过漓江进入广东。开元二年，张九龄凿通梅关，客家人开始溯赣江入岭南，处于“十八滩”最险段的夏府，成为这条路线上的重要驿站，也是客家人南迁的首个落脚点。如今夏府作为赣南客家文化摇篮，列入江西省省级历史文化村落，享有赣江第一村之誉。
　　 客家南迁的路线，也是赣粤、赣闽通衢下南洋的路线，还是东坡、海瑞等人的发配路线。苏东坡南谪，途经夏府，留有诗文：“十八滩头一叶舟，清风吹入小溪流。三生有幸复游此，莫把牟尼境外求。”
　　 说起“十八滩”里的“惶恐滩”，大家一定都非常熟悉。
　　 文天祥在《过零丁洋》里有“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的句子。“惶恐滩”是“十八滩”在赣江的最后一个险隘，与文天祥的故乡吉安相距不远；“零丁洋”在广东珠江口，文天祥在那里决战被俘。两个地方于英雄而言，都刻骨铭心。
　　 古代交通以水路为主，在“十八滩”最险处，天柱滩至黄泉滩之间，由于暗礁多水流急，船行至此，为确保安全，人下船，货改道。于是，险滩边的码头——夏府成了交通要冲，货物集散地，过往商贾、官宦、名流汇聚于此，上演过《清明上河图》式的繁华。
　　 那年八月，我们一行五人顶着炙热的太阳，兴冲冲地游览了夏府。从戚支书的讲解中，了解到夏府的兴衰，感受到历史曾经赋予夏府的无上荣光。
　　 戚支书是一位年近七十的老人，据说是戚氏南迁后三祖的第二十三代传人。他有文化，长期在村、镇两级工作，对夏府的历史烂熟于心。由于对家乡本土的热爱，他成了义务讲解员。每次讲解，都如数家珍。
　　 在戚支书的导引下，我们首先参观了——夏府中学旧址。
　　 夏府中学创办于上世纪三十年代，蒋经国先生任赣南专员兼赣县县长期间。抗战时期，为筹集军费，实行超量“租谷”政策，官府收入丰厚。蒋经国先生接受戚坦天的建议，用超量“租谷”，建夏府中学。
　　 戚坦天，夏府人，曾为同盟会会员，毕业于“保定”一期，与孙中山先生交往甚密。戚坦天追随中山先生南征北战，为辛亥革命立下了汗马功劳，后退居家乡。蒋经国先生任职赣南时，常去夏府拜访戚坦天，称他为伯父。那时夏府收取的田租数量特别大，戚坦天向蒋经国先生提出用超量“租谷”，创办一所中学的想法。为适应抗战期间城市学校往乡间疏散的形势，蒋经国先生同意了这一建议，建成后的夏府中学，盛极一时，培养了许多人才。
　　 夏府中学旧址是一幢两层的小木楼，因年久失修，墙面斑驳，木柱、木板已经开始腐烂。现如今是新农合医疗站所在地，同时也是赣南师范学院的教学研究基地。
　　 夏府古村有一千多年历史，鼎盛时期有两万多人。据说当年从村头到村尾有一条宽两米、长达五华里的古驿道，驿道两旁店铺连着店铺，高大的骑楼可使过往行人，晴天不晒，雨天不淋。现如今古驿道若隐若现，大多已被新修的水泥路取代。
　　 从夏府中学的右侧向纵深行进，首先印入眼帘的是一棵三人围的大树。这棵树被当地人称为南洋奇树，高十八米，是金鸡纳霜(小叶桉)、阔叶桉和榕树，三树同蔸生长的奇树。榕树和阔叶桉树，寄生在金鸡纳霜树3米高处，十分神奇。不过，它的“奇”还在于，它有一段被人们称颂的来历。
　　 早在辛亥革命时期，夏府旅居南洋(爪畦)的爱国华侨戚修祺，通过友人结识了孙中山先生，并积极在海外募捐资助孙中山革命。孙中山逝世后，戚修祺被首推为南洋华侨总代表，回国参加孙中山先生遗体安葬大典。这之前戚修祺从亲友中了解到，在家乡流行的疟疾，受医疗条件限制，正大面积泛滥。而金鸡纳霜树叶煎水内服，对医治疟疾很有疗效。于是，他就借赴孙中山先生奉安大典之机，从南洋带回两棵珍贵的金鸡纳霜树苗，种植于戚氏追远堂前坪上。村民对这两棵树极为珍视，委派专人管理，两棵树苗最终成长为参天大树。其中一棵在1958年大炼钢铁中被砍去，另一棵树则是保留至今的三树同蔸的“南洋奇树”。
　　 追远堂是戚继光的祖祠，占地面积2000多平方米，其附属建筑于1990年拆毁，现存的追远堂为仿宋建筑。大门上方竖刻“世封侯爵”四个大字；大门两边石门框上刻有：“世系出临辕昔自苏州分派，堂基开宋代频看赣水发祥”的楹联；两边耳门，左为“入孝”，右为“出弟（悌）”。
　　 在追远堂前，戚支书饶有兴趣地给我们讲述了门当户对的来历。此处的门当是一块长条型的大青石，比门槛高出许多；相对矗立在大门两旁的石鼓，就是户对了。上面刻有猴头，表明戚家曾有被封侯的武官。戚支书热情地将我们迎进大门，追远堂有内、中、外三进，里面的红砂岩石柱，都刻有对仗工整、书法精美的楹联。共十四对。
　　 追远堂有中门和两边各一“耳门”，可经前厅、中厅达上厅。达官贵人、重要人物，“大开中门”迎接；普通客人从两边“耳门”进入。中门的木门坎遵从规制，高九寸，宽三寸。中厅两边墙上，原为粉红底，黑字，是朱熹所书“忠、孝、廉、节”四个大字，有族谱记载为凭。可惜在“文革”时被毁，尚未恢复。
　　 上厅存有三块大石碑，一块是大明万历年“重修戚氏祠堂碑”，一块是大清康熙二十年追远堂七修碑言，一块是乾隆四十五年重修戚氏祠堂碑记。每块石碑的序文记录了重修该祠的缘由、经过及出资情况。三块石碑清晰地记载了康熙之前六次重修、康熙二十年第七次重修以及乾隆四十五年第八次重修的历史。光绪丙午年第九次重修的门匾，至今尚存，但没有碑文记载。
　　 据说，能够反映夏府鼎盛的还有十八花厅遗址。据戚支书介绍，十八花厅沿夏府南北鹅卵石古驿道而建，它是民间罕见的艺术珍品，也是夏府人重视教育，人才辈出的标志。
　　 在唐代，夏府有十八个儒生进京赴考，同行带有一名挑夫，跋山涉水到达京城。临考前，有一儒生因病不能应试，无奈之下，请挑夫代考碰运气。公榜时，十八人皆榜上有名。于是，大家商定，每人建造一栋花厅以示纪念。
　　 十八花厅见证了夏府学风之盛，这个庞大而华丽的建筑群，是一面高扬的旗帜，本来可供后人景仰。然而历史风云变幻，十八花厅中的最后两个花厅，也在1991年建万安电站时被拆除。如今只有一个残存的花厅石门框，兀自独立。但十八学士美名，依旧在流传。
　　 戚氏分祠——聚顺堂，其始建年代不详。清康熙四十年第二次重修，现存祠堂为民国九年再建，建筑风格与总祠相仿，都为仿宋建筑。与总祠相较，聚顺堂规模较小，只有里外两进。祠堂内除有一副孙中山先生的赠联，肯定戚氏在辛亥革命中的功劳外，其余陈设皆是文革时期的会场布置。两边墙壁挂满了毛主席画像和标语，这在其他地方已经很少见了，不用布置就是拍摄文革时期影视作品的绝好场景。更让人哑然失笑的是画在墙上的生产进度表，衡量进度的标准为牛车、马车、汽车、火车、飞机、火箭，极为形象、极具特色。戚氏分祠东西朝向，大门隔街有一半圆形水塘，它是夏府的排水中枢，南面的水向北，北面的水向南汇集于此，再经水渠向南流入小溪，然后曲曲折折注入赣江。
　　 还有一个声名显赫的家族，曾在夏府驻足，那就是东晋以来，以谢安为代表的谢氏家族。关于谢氏家族的来历及兴衰，可以从刘禹锡的《乌衣巷》“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中窥见一斑。至于何时在夏府开宗建祠，不得而知。
　　 谢氏祠堂名为“墩五堂”。墩五堂的风火墙形似一条龙，与戚家总祠、分祠的烽火墙构成梯状的“品”字形。谢氏祠堂规模较小，但更加精美，具有“中西”文化相融的特点。由于谢氏家族出的是文官，祠堂建筑风格与戚氏祠堂大相径庭。祠堂大门上方竖刻“现学名臣”四个大字。武将与文官祠堂的不同还体现在户对上，戚家石鼓刻的是猴头，而谢家石鼓刻的狮头，“狮”与“师”谐音，表达对儒生先师的敬意。“墩五堂”门头牌坊，飞檐翘角，屋檐出水口各有一只红色泥塑鲤鱼，下雨时，雨水从尾部进入，从鱼嘴溢出，是鲤鱼吐水，似鲤鱼跳龙门。
　　 谢氏家族曾是中原大族，始祖为太康，东晋时随朝廷南迁，名气日隆，涌现了一大批名声显赫的谢氏子孙：谢安、谢玄、谢眺、谢道韫、谢灵运……家风是有传承的，“江南才子”谢重毅诞生于夏府，到了现代，谢家依旧人才辈出，最著名的是清末民初任国立京都大学教授的谢成佳。当时蔡元培先生任京都大学校长，与谢成佳过从甚密，在废除科举制度，创办新学这条战线上，他们是同一战壕的战友。在重修谢氏祠堂时，蔡元培先生曾赠联于此，至今挂在中庭。
　　 夏府静默于时光深处，让回望她的人，忍不住地感叹。夏府居有戚、谢、欧、肖、李五姓人家，“戚家的铜锣响，谢家的金子碗，欧家的烂船板，肖家的枣子园，李家的李打铁”，各具特色。关于肖家的枣子园，还有一段佳话在流传——
　　 夏府种植枣树已有400多年历史。夏府地处江岸，土壤肥沃，水分充足，适宜枣树生长。这里生长的枣子，以枣皮薄、果形大、肉质厚，入口清甜，味道鲜美而久负盛名。然而，夏府蜜枣真正出名始于清乾隆年间。相传，有一年夏天，乾隆皇帝微服出巡江南，顺赣江而上，到夏府肖姓枣农家歇息。枣农热情好客，以夏府鲜枣招待。乾隆皇帝吃后赞不绝口，并高兴地收下了枣农送给他的鲜枣。乾隆皇帝龙游回京，地方官员了解到皇帝出巡喜吃夏府鲜枣，于是每年向朝廷大量进贡。从此，夏府鲜枣声名远播。无边的枣林，既为夏府人民带来丰厚的收入，也为美丽的夏府增色添彩。
　　 见我们兴犹未尽，戚支书告诉我们，他凭着对家乡的感情以及传承夏府历史的使命，凝聚心血写成八万字的专著，即将出版，书名为《深邃的夏府》。在这里借用为文章的题目，既向老人表示尊重，也表达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