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雨的夜晚，最适宜做的，莫过于沏一壶好茶，读一读书。站在书柜前，看着一排排书籍，手似弹钢琴，不知选哪本书为好。踌躇间，想起那只“偷书”小手，它正费劲地挤过抽屉缝隙，努力地去够着锁在抽屉中的书……
　　
　　 一、无书可读
　　 我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今年五十有八。前一阵子，与发小们聚会，喝酒聊天。两杯啤酒下肚，我的话逐渐多起来。侃侃而谈、高谈阔论之机，一位同学笑着说“你变化真大，小时候很少说话，就知道看书。到同学家里不是扯过一本杂志，就是捡起本有头无尾的书，甚至是一张带字的纸也能看半天”。
　　 他说的一点没错，小时候的我不爱说话，却酷爱看书。
　　 说是酷爱看书，实际上没多少书可看。那时正是文化大革命后期，连《红岩》《青春之歌》这样正能量的书都被禁，能有多少书可以一读。除了《红小兵》杂志，再就是《半夜鸡叫》《向阳院的故事》《新来的小石柱》等，小人书也是《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红灯记》这一类的，看来看去都看腻了。
　　 记得有一次，我和一小伙伴，肩并肩，头挨头，一起看一本小人书，实际上是他读我看。书名已经忘记了，说的是农民进城卖花生，被红小兵发现，扭送到民兵指挥部的故事。那个年代，卖花生是“投机倒把”行为，性质上属于挖社会主义墙角，与宋丹丹薅社会主义羊毛类似。小人书把农民画得挺猥琐，还配上一行吆喝叫卖的文字“粒大皮薄”。“粒大皮薄”是自夸花生品质好，颗粒大，皮又薄。那个小伙伴字没认全、音也不准，高声朗读成“拉大皮包”，惹得我笑个不停。也许是印象太过深刻，以至于现在但凡喝酒，桌上有盐水煮花生，都会边剥皮边往嘴里塞，边不住地点赞：“拉大皮包！拉大皮包！”
　　 实在无书可读的时候，只要有铅字，都扯过来看。父亲是造船厂的软电电工，家里常有些《无线电》杂志。我不管三七二十一闷头就看，什么电阻、电容、电子管、二极管、三极管认识了一大堆。看得多了，便自己动手，寻块磁铁缠漆包线，裁一块圆铁片，把它们装到圆形塑料盒里，做成一个小“接收机”。沿着家外墙面布置好天线，这样可以收听到当地电台的广播。虽说长大后并没有秉承父业做个电工，但对电子产品和电器设备从不打怵，大概得益于此。
　　 除了看书，还可以听书。傍晚时分，大概是五点半，广播电台准时开播刘兰芳的长篇评书《杨家将》。时间一到，孩子们都跑回家听书，原本还是熙熙攘攘的街上，顿时安静了。评书节目一过，街道上又恢复了热闹，孩子们打打闹闹，你追我跑，嘴里还不断地模仿着“小南蛮，拿命来！”而我则有一个梦想，就是能拥有一身“胸前双搭狐狸尾，脑后雉鸡翎”的装扮。
　　
　　 二、“偷”书来读
　　 差不多在我读初二的时候，沐浴改革开放的春风，各类图书犹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原先被禁的书重见天日，连地下流传的手抄本《第二次握手》也公开发行了。武侠小说与言情小说异军突起，金古温梁四大家与琼瑶、三毛等作家的作品摆上书架。在那段重启全民阅读的日子里，最羡慕的事，是看见父亲在晚饭后或躺或坐静静地读小说。
　　 原本以为，有这么多书可看可读，一定会大饱眼福。然而，为了不影响我学习，也是担心所谓的国外“坏书”教坏我，家长对我实行禁书。父亲每次看完小说，都要把小说放到柜子中间的抽屉里，然后插入钥匙，“喀嚓”锁上。
　　 那年暑假，我常常出神地注视着抽屉。默默地想：那里静静地躺着的究竟是一本什么样的书，能让人一页一页津津有味地读下去，书里讲述的又是一个怎样的故事，能让人为之喜，为之悲，为之欢愉，为之惆怅。
　　 那个抽屉，对于我来说，就像一个饥饿的人看见塞满美味佳肴的食盒，充满诱惑，垂涎欲滴。
　　 有一天，我发现抽屉虽然锁着，但把旁边的抽屉拿掉，可以从侧面把手伸到锁着的抽屉里。我颤微微地把手伸到抽屉里，摸到了书的一角，心跳、血涌，什么都不顾了，一抽手一本书已在手，是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我捧着书如饥似渴地读着，为剑客们的豪侠气概所折服，为跌宕起伏的情节所吸引。不知不觉到了夕阳西下的时候，怕父亲下班后发现我“偷书”，赶紧把书原路送回。
　　 就这样，从抽屉里我陆陆续续认识了果戈里、托尔斯泰、雨果、莫泊桑……我为《雾都孤儿》而落泪，也为《牛虻》而振奋，我以少年懵懂之心努力去认知《悲惨世界》，也曾紧张兮兮地领略《福尔摩斯》探案的风采……
　　 究竟从抽屉里“偷”出多少本书，读了多少书，已记不清了。只记得这些充满魅力的文字，带给我从未有过的愉悦，使一个满街乱跑、上房揭瓦的“野孩子”，有了一方安静、快乐、舒适的小小世界。
　　
　　 三、想读就读
　　 上高中时，学到一篇课文，鲁迅的《孔乙己》。“咸亨酒店”曲尺形柜台前，孔乙己辩解道，“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当下便想，我一个学生，当然算不得读书人，那么从抽屉“偷”书究竟算不算偷呢？
　　 带着疑惑，高中毕业后，进工厂做工。厂子里有个图书室，规模不大，藏书也不算多，但于我而言已经足够了。赶忙跑到车间工会，办了一张借书证。那张小小的图书证，在我看来就是掌握生死的大神，可以通天的梯子。终于可以毫无顾忌地借自己想看的书，读自己喜欢的文字。
　　 当时的工作是装卸工。工厂规定装卸工没有活时，可以打扑克、读书。每天上班第一件事就是去图书室借本书，然后再去工作岗位。没活时，工友们三五成群打扑克，我就闷头读书。小说、散文、杂志、诗刊什么都看，活脱脱地诠释开卷有益的含义。印象最深的大部头是美国作家赫尔曼•沃克的《战争风云》和其姊妹篇《战争与回忆》，摞起来足有半米多高。当我的图书证，密密麻麻记满借阅的图书名，然后换的新证，又变得密密麻麻时，管理员薛老师不得不说“你把图书室存书已经借完了”。
　　 上世纪九十年代，考上公务员，调入机关工作。偶然一个机会，认识了西岗区图书馆的同志。他们说，图书馆新进了一辆流动图书车，可以去机关、学校上门办理书籍借阅。我一听，高兴坏了，赶忙请示领导批准，为机关干部办理图书借阅手续。打这以后，每到周五，流动图书车便缓缓驶入机关院内。看着机关干部上车借阅图书的背影，心里默默地叹道“终于不用偷了”。
　　 这些年来，出差途中，阜外开会间隙，时不时地买些各种书籍。久而久之，家里也有些藏书，谈不上丰富，书柜、床头总还是可以顺手摸到一些书，只不过读书的热情已大不如“偷书”时高涨。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书籍启迪我的智慧，丰富我的生活，读书的快慰一生相伴，终生受益。那个关于偷书算不算偷的疑惑，我已释然，“偷书”，真的不能算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