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租房居住，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成家后的铁路职工当中非常普遍，普遍的就像刚参加工作的新工都要住单身宿舍一样。
　　 那时，还没有商品房之说，更没有自己掏钱买房的意识，一切都是计划经济的延续。职工住房全凭单位分配，而且次次都是按工龄长短、荣誉高低、贡献大小排队。人多房少，条件苛刻，等一套分房落在自己名下，孩子往往都已长到了七八岁甚至十来岁。
　　 但不管怎样，总算有一种盼头在鼓舞人们的士气。就像年年的先进评比，即使一次两次评不上，只要努力，勤奋工作，总有评上的那一天。
　　 更何况还有住房补贴，一笔虽不是很多，但却足以慰藉无房户职工心灵的组织关怀。
　　 于是，租房，就成了当时满足职工住房的最佳选择，也是当时一种最普遍、再正常不过的现象。虽不如有房户住得自由和体面，但也算是有了属于自己的小家庭和安乐窝。
　　
　　 二
　　 我工作的地方在宝鸡市，周边的其它地段虽不太清楚，但就天天上下班的上马营，却给了我太多的住房体验和人生阅历，让本就远离农村的我又一次的回归农村。
　　 起先，在住单身宿舍的几年里，并不了解周边农村，生活的圈子除了上班场所外，最多的就是上马营那条繁华的铁路街道。我所有的生活乐趣，如日用品的购买，早晚饭的来源，文化娱乐的去处，饭后的散步和闲聊，以及每日至少一个来回的形象展示和欣赏风景，都来自于此。
　　 那时，在我的心里，上马营就是宝鸡市，宝鸡市就是上马营。
　　 直到有一天，我走出了单身宿舍，需要租房居住的时候，上马营周边的农村，才进入了我的视线，成为日后长达六年半的又一家乡。
　　 联盟队，距上马营街只有一路之隔，路南为联盟一二三四队，沿马路一字儿排开，与路北的铁路各单位呈平行距离。我所在的单位，距联盟二队最近，近得如同一个村子的南头和北头，直线距离也就一里之路，理所当然就成了我的首选居住地。
　　 和当时所有的农村一样：独家独院，种地收粮，日出而作，日落而归，各种农具应有尽有，鸡鸭牛羊成群成列。所不同者：房子盖得大气，全是两层三层的红砖黛瓦；院子盖得严实，几乎不浪费一处有用的空间；房间全部出租，如同生意红火的旅社；水池共用一个，人多需要排队；院内没有厕所，即使频繁起夜，也只有去院外的公用旱厕。
　　 就是这么个平平常常的村子，在当时的铁路职工心中，却是个人人争相租住的风水宝地。我之所以能住进来，就是四处打听、八方托人的结果。
　　 开始，我非常高兴，不大的一个村子，几乎住满了所有的无房户职工：有的是一个单位的，有的是一个系统的，有的在沿线上班，有的是单亲职工，还有的是专门从农村来做生意的。而且家家都有孩子，或大孩，或小孩，或男孩，或女孩。在院子，大人小孩出出进进，说声笑声不绝于耳；在街道，车辆行人来来回回，鸡鸭狗猫乱飞乱叫，既像繁华的街市，又像自由市场，大家一处相伴，如同一家人一样，有说有笑，其乐融融。
　　 可是，住着住着，便觉得很不适应了。那种吵闹，那种打骂，那种哭声，那种无聊，几乎天天充斥着我的耳朵，扰乱着我的视线，破坏着我的心情，影响着我的生活。有时还没走进院子，老远就听见几个孩子打骂哭闹；有时刚端上饭碗，就听见隔壁的两口子又在争吵不休；有时刚躺下还没进入梦乡，就听见二楼的妈妈为孩子的一道错题而厉声训呵；有时早上刚准备出门，就听见房东大嫂破口大骂：哪个不要脸的孩子，又把尿洒在了水池边……凡此种种，实在难以忍受。
　　 试想，当你急急火火的下班回家，利用中午那一点点时间准备摘菜洗菜做饭的时候，水池边却站满了和你同样着急的等待者，你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当你好不容排队到跟前，正准备洗菜洗碗的时候，却有一股淡淡的尿骚味从水池底下扑入鼻孔，你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当你在北风呼啸的大冷天晚上，一次次准备上厕所的时候，却要走出院门，走上街道，你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本就对农村生活非常熟悉的我，按理说完全可以适应这种环境，可对这密不透风的新式四合院以及罐头盒似的拥挤生活，却娇贵德异常难以适应。
　　 在我们那里，一切都是宽敞明亮的，宽敞明亮的街道，宽敞明亮的院落，宽敞明亮的房间，甚至连每家每户的厕所都是宽敞明亮的。尽管马路坑坑洼洼，未被水泥硬面；尽管房屋土砖结合，未见楼房进村；尽管吃水肩挑手抬，未有自来用水。但整个村子却是安静清爽的，安静地能听到风吹树叶的沙沙声，清爽地能闻到泥土的芳香。
　　 身处这样的农村，不要说心情愉悦、身心健康，就连那些鸡鸭狗猫，也一只只优哉游哉，如同仙境。
　　 记得有一次和妻子在闲聊中自嘲：“放着自家的房子不住，却要在城里花钱租房，真是造化弄人。”
　　 谁知妻子却说：“那不一样，二者有着本质的区别。花钱租房，那是工作的需要，是商品粮的象征，更是身份的体现。同样是房子，家里的一文不值，城里的却价值连城。这就是平台的作用。”
　　 妻子的观点虽然有失偏颇，但在那个年代，却也确实如此。一切都是奔着商品粮而去，一切都是朝着城里人的生活迈进。
　　
　　 三
　　 有时，适应是战胜一切困难的最大法宝。
　　 在度过了一段时间的厌烦期后，我开始慢慢适应了这种拥挤、吵杂、无序、而又各自为阵的租房生活，也慢慢观察、接触和了解了几乎天天见面的房东和其他房客。
　　 房东是一个有着一儿一女的中年男子，儿子十七八岁，女儿十一二岁。因为整日风里来、雨里去的劳动，看上去足足有五十岁朝上。其实，他的实际年龄也就四十一二岁。
　　 也许是过于老实的缘故，在所有村里人都凭借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改革开放的强劲东风，想办法打工挣钱或开办小型工厂、拼力摆脱农村土地和农民身份的时候，他和他的儿子却仍然守着越来越少的一两亩土地整日忙碌。一天一天地早出晚归，一茬一茬地种菜种粮，一遍一遍地施肥浇水，好像地里有永远干不完的活，永远没有空闲时间休息。
　　 别人也有土地，可大都有农忙农闲时间。忙时侍弄土地，闲时打工挣钱。头发梳得流光，衣服穿得整洁，皮鞋擦得锃亮，看上去跟城里人一模一样。
　　 这对房东父子可好，蓬头垢面、胡子拉碴、旧衣旧衫、旧鞋旧袜，而且每次干活，都要戴一顶早已发黄发黑的麦秸草帽，骑一辆半新不旧的三轮车，不慌不忙，不紧不慢，一副永远闲不住的老黄牛形象。
　　 我不知道他这样一年四季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忙碌，到底能从那点少得可怜的土地上刨回多少生活结余。但他就这么长年累月地劳作着，继承着祖祖辈辈的光荣传统：农民，就得老老实实的种地。
　　 好在，他赶上了好时代，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让他每人每年要从生产队分到三五万的积蓄。用这些积蓄，他和所有的村里人一样，把院子盖得严严实实，不是一层，而是两层红砖大瓦房。
　　 他成了房东，一个拥有七八家甚至十来家房客的房东。一个实实在在的城农村暴发户。
　　 其实，说他是房东，掌权拿事的却是他老婆。一个比他小三四岁的中年妇女。个子不高也不低，在女人中算是中等，胖嘟嘟的，如发酵的馒头，看上去憨厚慈祥，实际上心里有数。房客的房租价钱、收缴时间，地里的施肥浇水、种菜种地，甚至每天三顿饭做什么、吃什么，全由她决定安排，男人只是具体的执行者和跑腿者。
　　 记得有一次，我因出差多日忘记了按时缴房租。男人倒是不急，她却一个劲催男人问我。可男人在我房门外转了好几圈，就是不好开口，见我出来，又不说话，弄得我一头雾水。谁知男人刚一回去，她就骂了声“窝囊废”。自个找我笑着说：“婷婷她爸，你的房费还没缴呢？”我的孩子小名叫婷婷，她一直这么称呼我。我一听猛然醒悟，赶紧说：“你看我，都忙糊涂了。好好好，我马上缴。”说完，赶紧取钱弥补了我的过错。
　　 还有一次，男人从地里干活回来，看到她不在家，饭也没做，就主动去厨房忙活。也许男人忘了她的交代，也许男人没有按惯例去做。等她从外面回来，看到厨房狼藉一片，做的饭也不像样子，劈头盖脸地就开始训骂，吓得男人左右不是，活像一个可怜的小学生。见我从外面进来，又赶紧止住了声，气咻咻地转身回屋。
　　 这就是我的房东，一个真正掌权的幕后房东。至于他们的儿子，就什么也不是了，一个不折不扣的自由尾随者。
　　
　　 四
　　 台湾著名言情小说家席绢，就人与人之间的缘分曾有过自己独特的见解，我非常感同身受。她说：生命中的缘分，向来是由许多的不经意拼凑而成，也让模糊的印象逐渐镌镂上心头，鲜明得不能忽视。
　　 和我同住的七家房客，有四家是铁路职工，两家是做生意的外乡村民，一家是地方厂子职工，都是拖家带口，层次不齐。有一个孩子的，有两个孩子的，也有只夫妻两人。
　　 四家铁路职工中，有两家和我同一单位，关系甚密，常来常往，我之所以能住进来，就是托她的关系。另外两家铁路职工，因在沿线小站工作，不常回来，即使偶然碰到，也是匆匆来，匆匆去，时隐时现，来往甚少；
　　 地方厂家的两口，孩子尚小，刚上幼儿园，男人忙得顾不了家，女的就承担起了家务活和接送孩子的任务。每天早上，我们几家大一点的孩子，都自觉地起床陆续上学，唯有她家孩子哭哭啼啼不肯出门，她只好又背又抱地哄着孩子往外走。之后，又急忙骑车上班，如打仗一般，我看着都替她着急；
　　 至于另外两家，农村来的，一家在街上卖菜，一家四处收废旧报纸和书籍。看似不起眼的营生，却被他们做得风生水起。
　　 卖菜这一家，我住进去前，就已经经营了好几年。男的三十出头，女的二十七八，膝下有一个两岁多男孩。每天早上天不亮，男的就登上三轮车，到两三公里外的市场批发蔬菜。女的开始做饭，等男的蹬着满满一车新鲜蔬菜回来，饭也做好了。一家人急急地吃过早饭，男人再蹬上车子到固定的小区市场，开始他一天的卖菜营生。女的在家洗锅洗碗，照看孩子，等到上午十点多钟，知道该是卖菜最忙的时候，便抱着孩子，来到市场，给男人帮忙。不是招揽顾客，就是称菜寄菜，动作麻利，态度热情。直至高峰过后，行人稀少，才和男人收好菜，装上车，抱着孩子回家做饭、吃饭。之后，再稍微休息一会，又开始他后半天的忙碌。
　　 本以为这日复一日的忙碌，挣不了几个钱。后来慢慢熟了，才知道他每天的收入，要远远高出我的工资好几倍。
　　 收废旧报纸和书籍的这一家，是一对中年夫妇。男人身材魁梧，体魄强壮，无论走路还是干活，都给人一种浑身有劲的感觉；女人身材娇小，身体瘦弱，完全是农村普通妇女的形象。他们一个主外，一个主内。男人每天蹬着三轮车出门，四处找单位收购废旧报纸和书籍，中午吃饭时便满载着收获回来。女人赶紧帮忙卸车，沏茶倒水，端菜端饭。之后，男人休息，女人忙着整理归类报刊杂志和各种书籍。待到男人休息起来，蹬车出门，女人仍在认真仔细地忙碌分类。
　　 看到这些，我心里纳闷，不都是废旧物品，有必要这么认真分类吗？后来才发现，收回来的这些废品，经过女人的梳理分类，可以卖上价格不等、又远远高于出售价好几倍的价钱。比如，分类出的各种书籍和杂志，她就让男人拉到街上，摆在最繁华的马路旁边。她一边干活一边零售，即使每本卖一块钱，一天也能收入一百多元。等到最后挑得实在不好卖了，又让男人拉到旧书店去卖，也是一笔可观的收入。如此的反复筛选，层层赚钱，到最后就只有把剩下的和那些废报纸、废纸削一起，装满大卡车直接卖给了造纸厂。
　　 我粗略地算了一下，如此的经济收入也远远高出我的工资。
　　 但说实在的，他们非常辛苦。勤劳吃苦的农民本色在他们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也许正是这一点，我不但和院里的工人兄弟主动接触，更和几个农民兄弟打得火热，动不动就和他们称兄道弟，相互交流。刚来时的那种烦躁心情没有了，继之而来的是对这个大家庭的热爱和相互之间的情深义重。比如做饭，基本都在同一时间，也采取同样的办法：凳子给门外一搬，煤气灶给上面一放，该炒菜的炒菜，该烧水的烧水，该下面条的下面条。
　　 这个时间，也是最热闹有趣的。大家一边忙碌，一边不停地说笑：你问我做的什么饭，我问你喜欢吃咸还是淡；你给我介绍臊子面的正宗做法，我教给你水煮鱼片的最新配方。那种亲如一家的热情劲，早已没有了刚来时的生疏和隔阂。尤其是你给我送把菜，我给你端碗饭；你帮我带带孩子，我替你推推车子；谁家夫妻吵架了，有人主动劝解，谁家遇到喜事了，大家争相祝贺。这种亲如一家的气氛，让整个院落温暖如春、快乐祥和。
　　 后来房东儿子结婚，人人主动参与，高兴地就像自家人办喜事一样，帮忙、祝贺、道喜，直至酒足饭饱、曲终人净才各自回家，把一桩本与己毫无关系的婚礼，举办得风风光光、热热闹闹，“让模糊的印象逐渐镌镂上心头，鲜明得不能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