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夏秋冬，四季轮回，各具色彩，可诗可叙，可颂可扬。四季中我偏爱秋天，对秋情有独钟。诗人笔下的秋天有诗情画意，文人笔下的秋天有收获温暖。硕果累累，丹桂飘香，春华秋实，即是文人对秋之赞美。人生征途上，总有重要的节点被铭记，对我而言，1978年秋天的故事最是难忘的，不仅因是收获的季节，还为情暖如春，不是春天胜似春天，这年秋天，我高考中榜。岁在辛丑孟夏，述说别样秋之情愫，体味秋之美秋之梦秋之韵，回望春耕夏播秋收冬藏（春季补习、夏季高考、秋季录取、冬季入学），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时代造化人，思到心酸处，叩首谢邓公。“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宵。”（引自《秋词》[唐]刘禹锡）————是为题记。
　　
　　 （一）引子
　　 今年高考的第一天，早晨驾车上班，看到在一些学校附近到处布满了路障，年轻的警员骑着摩托车来回巡视，方知一年一度的高考来临了，心头为之一震，看到高考，凝重的记忆冲破闸门倾泻而出，让我不由得想起自己跨世纪的两次高考经历。
　　 高考如此牵动人心始于何时我不得而知，但从上世纪的77年恢复高考之后，高考就一再被关注并一再被强化。曾听人说没经历过高考的人生不是完整的，说得也许有点夸大其词，不过，我认为，经历过高考的人比没经历过高考的人会对人生多一层感悟。
　　 掐指一算，今年是恢复高考制度44周年，高考对于那些经历过的人来说，总是要在其人生的轨迹上留下深深的印记；高考对我而言，终生难忘。迄今为止，自己两度参加高考是我印象最为深刻的一场人生经历。作为人生拐点的高考，距离我已近半个世纪了，回忆当年的高考经历，感触良多。高考留给我的深刻记忆，除了拼搏、奋斗、坚持、不弃，还有些许遗憾，其中几多感慨，几多无奈，几多惊喜，几多苦涩，它是一段难忘的回忆，浸透着汗水、艰辛、酸楚，容纳了理想与现实，信念和勇气。
　　 44年在时间的长河里自然是倏忽一瞬，但在人生的道路上却是漫长的一段。和千千万万参加过高考的人一样，我因两次高考，由一个农村孩子，通过高考进了城、上了中专、当了工人、穿上了皮鞋、吃上了国家粮，而改变了命运，改变了人生轨迹。那是我20岁时期的命运转折，那是父母多少年的辛酸与盼望凝聚的时刻。而我的高考似乎又区别于他人，有别于如今的高考和中考，有属于自己的故事。因其另有一点独特：我是1974年初中毕业在家务农距离中断学业四年，连续参加了两次高考，不是现在的“复读”。一次是恢复高考第一年1977年的高考，因政审未过落榜；第二次是1978年，春天在利津县永新河水利工地复习，夏天参加了高考。连续考了2年勉强考上“中专”技校。在77、78级学生中，相信像我这样参加过两次高考而最终走出农村走进校园的人很多，我既是不幸者又是幸运儿，所以，应该感谢高考，感谢它给了我们农村孩子改变人生轨迹的机会。
　　 这些故事对我来说刻骨镂心，历经的岁月越长久，它梗概得沟魂越清晰。相信一定能感染打动那些即将经历、正在经历和已经经历过这一阶段的朋友们。
　　 我1974年初中毕业回村务农，那时还处在“文革”中期。因着教育要革命，高考早在1966年“文革”之初就停止了。我是农业户口，只能回家种地。身份如我者，属于读了几年书回家的人，既不是“下乡知识青年”也不叫“回乡知识青年”（非农业户口身份回到父辈故乡的知识青年）。下乡、回乡知识青年在农村时确实吃过不少苦，但他们和我这样的比起来还是幸运得多。于是，我没有任何非分之想地当起了农民，只是空闲时还喜好看点书，有时还学着写点东西。就是因为有这么点小长处，我就经常发个小通讯，被利津县广播站聘为业余通讯员，经常叫去办个学习班什么的。在“惹着队长干重活、惹着保管换秤砣、惹着会计钢笔戳、惹着书记没法活”的年代，我又怎么能不规矩就范呢？缘于此，我就心甘情愿在家务农。
　　 正当我安分守己以此为业的时候，社会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文革”浩劫十年，以“四人帮”的倒台为标志宣告结束。1977年冬季，劫后复出的邓小平积极推动，支持恢复了中断11年的高考。一时间，有准备的、没准备的，水平高的、水平低的，老三届（1963、64、65年入学的高中生）的、刚毕业的，几百万人参加高考，阵容浩荡而悲壮：夫妻同考、兄弟姊妹同考、父子母女同考，凡是在范围的都想一试身手，对此我是充满信心和希望的。大家都明白，恢复高考历史给了我们非常好的机遇。当年的同学、老师们分别给我捎信予以鼓励，昔日的同学也纷纷说我有了出头之日，就连不怎么识字的乡亲们也都笑着向我说自古土是埋不住金子的。跟所有考生一样急于通过高考一举改变自己的人生命运，飞出小地方，争取大出息。十年寒窗（从64年小学一年级到74年初中毕业），四年劳苦，等此一搏。按当时的规定，大学和中专是能兼报的，我义无反顾地报考中专，也就是说我参加的不是当今实实在在意义上的“高考”。
　　 然而造化弄人，我77年高考的分数超过了中专录取分数线，体检也没有任何问题，但这年我却没能拿到本应拿到的入学录取通知书。我磨难的高考故事至此才算真正开始了！
　　 绝大多数学生只与高考结缘一次，我却与高考结缘一世，刻骨铭心。
　　
　　 （二）落榜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1977年10月，恢复高考的消息发布，广大青年欢欣雀跃，奔走相告，顿时感到光明在前，生活充满了希望。在1977年12月临考前一段时间，大多数准备高考的青年和家长都有一种兴奋的情绪，全民都在议论恢复高考这件事，整个社会的神经都被高考所牵动。每个中学都为自己的各届毕业生辅导备考，每一场辅导课都挤满了听众，每一个精于辅导的老师都十分受人尊敬，每一个善于答题的备考者都受到人们的钦佩。
　　 1977年的高考是在冬季，考试时间全国统一，但试题好像是以省为单位拟就的，而阅卷似乎是在地区。成绩虽然不公布，但当时的保密还没有严格到现在的程度，只要在招生机关里有熟人是能打听到分数的，录取线也大体是清楚的。我的分数是大大超过了我所在地区中专录取线的。当录取通知陆续发出的时候，我还在家认真而焦急地等待。有时实在按捺不住，也走出来竖起耳朵四处打听。能够了解点情况的人好像有意回避我，慢慢地我也逐步听到村里对我考学的议论，后质询公社教育组最终真相大白。
　　 全国高考从1966年“文革”开始中断，到70年代后以基层推荐的方式代替考试招收工农兵学员，政审鉴定是非常严格的。1977年“文革”刚刚结束，“两个凡是”还左右着全国相当的局势，刚刚恢复的高考自然也不例外。档案里设有考生所在单位的“政审鉴定”栏目，像我这样的考生所在单位自然是生产大队了。我村书记（那时因是村革委会主任故人称张主任），对我的政审是很“关注”的，先写了我“身体有病，国家不能培养这样的人”之后，坚定不移地结论我“政审不合格”。最终白纸、黑字、红章，一个政审不合格的结论放进了我的高考档案。
　　 在那个噩梦刚醒的年代，社会思维的惯性还很强劲，谁会为一个政审结论不合格的考生去多做什么呢？政审老师也无奈。第一次高考，我落榜了，不是因为成绩不够，是因为政审不合格。我这个政审不合格者，并非地富反坏右后代，原因有二：父亲原国民党员、我身体有病。父亲国民党员不可辩，但所谓身体有病是1974年我因胃穿孔动过手术。或许是在农村不知轻重地干了些与年龄不相称的体力活，以致积劳成疾，1974年我患了一场大病（胃穿孔），手术后半年完全康复。政审不合格，这不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了吗？还是我的前辈嘱托得我好：来日方长，小不忍则乱大谋啊！面对那些关心我的人们，我由衷感念，我说“考学志愿倘不遂，三进考场心不灰”，当然这是后话，第二年即如愿了。
　　 第一次高考落榜，因与再上学擦肩而过，当时，很失落，很绝望。那年，我村同考的3位考生只有发小薄学锋考中烟台水产学校（后任东营市海洋与渔业局专家退休），看到他在家长的陪伴下高高兴兴去烟台上学时，我几乎绝望了。不是因为分数没过线，而是因为政审被刷下来了，我别无选择，只能接受命运之神的安排。
　　 恢复高考首批录取之后不久，有关方面发文1978年7月继续招生，两次招生之间只有半年之隔。78年的春天来了，虽初暖乍寒，但毕竟绿回大地，各种花朵也次第开放。虽有“三进考场不灰心”之信念，但我也不能坐以待毙。我找到村书记，挑明了我参加高考没被录取是大队政审的原因，主任除支支吾吾予以否认外，剩下的就是顾左右而言他了。其实我也知道，居人矮檐下是不能不低头的，胳膊再硬是扭不过大腿的。我对继续参加高考的申明是坚定的，但请求主任日后开恩的语言也是真诚的。主任的语言也很温暖，说青年人要有志气，上大学是好事，在家务农干出成绩也不是没出息。这时离7月的高考还有不到4个月。77年冬天高考通知的时间比较急促，考生大都没有多少准备，而78年的高考因为备考时间较长，竞争势必就更加激烈了。有首次高考的体验，我对新的高考又充满了美好的憧憬。然而我高兴得太早，万万没想到备考之路陷阱重重，艰难困苦几近令我灭顶弃之！
　　
　　 （三）发配
　　
　　 考学，对每个学生来说都是一生的重大转折，尤其是对我们这些50、60后的农村青年而言，久处知识饥渴状态的77、78级学生都有一种强烈的求知欲，高考好似鱼跃龙门。
　　 人们说春天是容易让人发困的季节，而1978年春天的我却格外有精神。与我遭同样命运又再次备考的王学理当时在村里是赤脚医生，卫生室与大队部毗邻，是单独的房间，有办公的桌椅。劳动一天后，晚上我们就来这里挑灯夜战复习备考，疲惫了就在地上铺上褥子和衣而卧睡一会儿。说实的，有时是要通宵达旦的，毕竟白天的劳动强度并非很大，但夜晚的复习仍然继续。那段时间边劳动边复习确实很疲劳，但对备考的我们来说太无所谓了，我很知足、很充实、很惬意。他文科棒，我理科强，我爷俩（我们是发小，有表亲，他叫我表叔）相互学习辅导，取长补短。
　　 上学时处在文革后期，同龄人或许还记得：有高考时张铁生的交白卷，有黄帅的“不学ABC，也能做接班人”的影响，本就学业不扎实，没学到多少文化，加之土里刨食荒废4年，学到的那点可怜的知识都就着粘粥饭一忘而光还给了老师。坦率地说，务农4年中哪有时间学习啊？4年之后再读泛黄卷角的课本，如读天书，一切几乎从零开始，可想复习之难度……只好临时抱佛脚，死记硬背。当年的“考友”里，有志文科的背功都相当了得。学理贤侄（我们有表亲）即是典型，他背题时是这样的：把在复习课本上要记住的重点题撕下来拿在手中，十冬腊月，穿着件小棉袄，笼着手在外面溜达，弓着个腰，嘴里念念叨叨，看上去像个跳大神的老太婆。我俩相互提问时：来，考你一考。他才把手从袖子里掏出来，袖子里还有高考复习材料，他把这东西递给你。不管你问哪道题，他先告诉你答案在第几页，第几自然段，然后就像炒豆一样背起来，在句尾断下来，告诉你这里是逗号还是句号。当然，他背得一个字都不错，连标点都不错。最后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山东师范学院（现山师大）——对这种背功，我是真心羡慕的，也是望尘莫及的。至于我自己，一背东西就困，那种感觉和煤气中毒以后差不太多。跑到外面去挨冻倒是不困，清水鼻涕却要像开闸一样往下流，看起来甚不雅。我觉得去啃几道数学题倒会好受些。
　　 我记得当年准备了一道政治题，叫做十次路线斗争，它完全是我的噩梦。我记不住错误路线代表人物的名字，“十次路线斗争”每次斗争都分别是反左或反右，需要一一记清，弄得我头大如斗。坦白说，临考前一天，我整天举着双手，对着十个手指一一默诵着一二三……总算是记住了十次所有的左和右。——可恨的是，这道题还没考着。
　　 那年，我是在大队的“场院”里劳动，集中收获庄稼、打晒收藏粮食、圈养牛羊、管理生产工具等。我干得好好的，大约是78年过年初几的一天，我正吃早饭，很少到我家串门的主任突然来了。我真有点诚惶诚恐，坐立不安，而主任却和颜悦色。他告诉我说，过了十五要我上扶，去永新河（草桥沟）水利工程。主任这个决定对我来说是突如其来，我又正在复习的关键时期，不愿意去是自然的事，但我不能说影响复习啊，说完，主任就倒背着手走了。望着他渐行渐远的背影，我的眼睛真的模糊了。对了，写到这里我要补明一下，我所在的大队是当时县里树的学大寨典型，大队主任兼着公社常委、县革委会委员，省里都很出名，在县里、公社里说话很有分量，一般干部是不容易和他说上话的。主任让我上工程我能不去？真不去将又是何等结局？我近乎空白的脑子里只剩下了听天由命。稍事镇静后，我就决定去上工程了。“高考”过不了政审关不成“白考”了吗？我得服从，我得好好表现，考好考歹在其次，我需要过政审关啊！当天上午，我到北岭供销社去买小推车上用的襻（两头固挂在手推车把柄端、中间搭在推车人脖子上用作助力的带状绳索），正月十六，我卷起铺盖卷，推上我的独轮推车，捎上我复习的课本和资料，和全体社员一起驶向30里开外的永新河工地。此次我虽知是刻意发配，但我心里倒很释然：命里摊一斗，走遍天下是十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