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清明节那天，驱车与儿女们至郊外山上的墓地，为父、母亲扫墓，先到父亲的墓前祭奠完毕，又来到母亲的墓地，母亲是土葬墓，隆起的一杯黄土及大理石墓碑，已有20年了。孩子们先清理了墓上的杂物，又在上面培了一层新土。祭拜完毕，望着地上燃着的纸钱和香火上升腾着几柱青烟，不由地勾起对我母亲地无尽追忆。回来后，坐在电脑旁敲下了这篇文字。
　　 母亲生于1916年初冬，虽说已是民国，可仍然是一个乱世，前一年竟然上演了一出袁世凯称帝的闹剧，接下来又是军阀割据与混战，闹得国家积贫积弱，民不聊生。到母亲成年的时候，更是遇上了战乱，日寇入侵我中华大地，烧杀掳掠，无恶不作，社会动乱，百姓流离失所。直到母亲25岁那年，才遇上奶奶委托的媒人去外公家提亲，母亲这才嫁给了父亲，了却了她人生中的一桩大事。那个时候的姑娘家到这个年龄出嫁，算是晚的了。
　　 婚事举办得很是简朴，一个新的家庭总算是诞生了。婚后回门的那天上午，母亲穿着红色的衣服，与父亲一块儿回娘家，行至半途，空中传来隐隐地轰鸣声，须臾，两架日机飞临上空，母亲的衣服红的是那么的显眼，父亲怕日机发现，情急之中牵她躲入街旁一处人家。日机在别处扔了两颗炸弹，炸塌了另一处民房后飞走了，父母这才有惊无险地躲过了一劫，小两口在娘家吃了中饭，于当天下午平安地回到婆家，奶奶悬着的心这才放下。
　　 父母的青年时代就是在这样的乱世中度过的，其中有说不完的酸甜苦辣，道不尽的悲欢离合。
　　
　　 二
　　 母亲宽额秀眉，眼神慈祥，体态大方，勤劳本份。父亲先是在乡村小学教书，挣钱养家，为了抚养接二连三出生的孩子们，经姑父引荐，父亲辞去了乡村教师的工作，被聘到一家煤矿工作，直到全国解放，一直在煤炭系统工作。母亲则一直在家操持家务，抚育子女。14年内，父母先后生下了我与弟妹六人。
　　 细想起来，母亲算是我的启蒙老师。听父亲说，在我两岁多的时候，过完春节，她抱着妹妹牵着我在门前玩儿，门楣上有新帖的对联，她竟试着教我识字，我也跟着她学了起来，几遍之后，竟将对联上的字认了下来，见我的接受能力尚可，第二天母亲又把别人家对联上的字也教了我。再以后父亲找了本《三字经》来，要她继续地教了下去。以致我在上学之前，已能认下二三百个字了。有此基础，我小学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我的这位启蒙老师，没有任何学历，从没上过一天学堂。外公家的家境不很宽裕，只能供两个儿子上学识字，学会些算学知识，为长大谋生之用，在这样的家庭里，女孩子是决无可能进学堂念书的。以后我曾问她：“妈，你没上过学，怎会认得这许多字？”
　　 她回说：“跟你舅学的呗！他们天天在家里温习功课，我也凑了过去，緾着他们教我识字，我学得特认真，不懂就问，慢慢地就上路了。”就这样，母亲跟着两个弟弟学识字，识字水平日见长进，以后连报纸都能看得下来。这样的水平当儿子的启蒙老师，我以为足够了。可惜母亲只学了认字，没学写字，以致以后连自己的名字都写得很是吃力。
　　 我不到六岁就上小学了，因为年幼，恋母之情特浓。以至上一年级的时候，还是离不开母亲，上学由她送我，陪着我一块去学堂，上课时我在教室里坐着，她必得在教室外候着。有次上课的时候，我在教室里没看到窗外的母亲，以为她走了，一着急竟离开坐位，不顧一切地跑到教室外找她，谁知她仅仅是换了个地方，我在教室里看不见罢了。母亲将眼中蓄满泪水的我送回教室，她又站在窗外我看得到的地方候着。我的这一举动，让同学们大为惊异，在他们面前出了个不小的洋相。老师也从此领教了我的恋母情结。
　　 母亲的识字水平，不但能看报纸，还能看得下小说，未出嫁前，她就看过像《绿牡丹传》，《薛平贵与王宝钏》等民间的传奇小说，每到夏夜全家都在屋外乘凉，我们躺在凉席上，要她讲故事，她就将她看过的这些书中的故事讲给我们听，母亲故事讲得很好，引人入胜，我们都听得很是入迷，每晚我都是在母亲的故事声中入睡的。长大后，我也看了这些书，发现母亲讲述的情节，与小说的内容一般无二。
　　 母亲对几个孩子教得很严，总是遵循着严于律已的原则，从不许我们在外惹事生非。偶而，我们与外面的孩子发生了一些小纠葛，母亲总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先说自己孩子的不是，对别人的孩子则极尽劝慰，好言安抚。她的这一处事原则，常弄得我们兄弟几个愤愤然憋着一肚子气，有理也无处说，很是委曲。可这是妈啊，妈要你忍下，就只能忍下。
　　 八岁那年，正逢建国一周年，我们县城是1949年10月8日解放的，那次是县里举办地第一次国庆活动，很是隆重。我们住在离马路不远的地方，听说要举行国庆庆祝活动，都很新奇，一定要好好地看看。游行的队伍快到了，母亲抱着老四，牵着我们三个挤进路边观看的人群中，引颈观看，远处，一辆盛装的彩车徐徐开来，越来越近，车前挂有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大幅肖像，下面是“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的红底金字的大型横幅，扩音器里播放着“东方红”的乐曲，车上插满了彩旗，一路上鞭炮齐鸣。彩车从我们面前徐徐驶过，其庄严隆重，让我深为震撼。车后是不尽地游行队伍，人们手拿彩旗，笑逐颜开，跟在车后一路逶迤前行。彩车过后，留下了一地红色炮屑，也留下一路的情热与喜庆。
　　 回到家里，母亲很有感触地说：“这国庆节，好热闹啊！”
　　 父亲也说：“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国庆节，是先烈们用生命换来的，来之不易，当然得隆重些。”
　　 我也是第一次见识到这等壮观的场景，小小的心灵为节日的神聖，为活动的盛大场面所折服。
　　
　　 三
　　 上小学时，我每晚都要在灯下做家庭作业，母亲则培在一旁纳鞋底。鞋底是用一层层的布粘起来的，有十多层，很厚，得用针穿上线，把这厚厚一摞布，一针一针地缝合为一体，缝合地密度很高，纳好的鞋底，拿在手上很是厚实。做好鞋底，还要做鞋面，鞋面也是由三四层布用奖糊粘着，然后剪成鞋面展开的图样，再弯曲成鞋面的样式，在后部鞋跟处用针线缝合起来。把鞋面的底部折弯一条边，与鞋底贴合，再用一前端带钩的锥子穿上线，一针一针地用线把鞋面与鞋底缝合起来。做好一双鞋，确是件挺费事的活儿。
　　 那时候小城镇没有皮鞋和胶鞋卖，镇上的人都习惯穿这种自制的布鞋，穿着它极为舒适而且便宜。我家人口众多，也都是穿这种布鞋。这制鞋的任务都是母亲一人，凭着她的一双手，无声无怨地承担下来。
　　 母亲每晚在灯下纳着鞋底，我在一旁做着功课。纳鞋底是做鞋的主要工序，她右手中指上戴着铜质的顶环，顶环外圆两端留有光滑的边，闪着亮光，外圆的中部布满许多小凹坑，用以顶住针尾不至打滑，中指用力将针向上顶去，针尖将厚厚的鞋底剌穿，再将针后的线拉出并用力拉紧。一只鞋底得缝上上千针，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母亲不停地穿针引线，传出“嗖嗖”地拉线声。
　　 在纳鞋底的过程中，母亲的一个动作当时叫我一直不明就理，莫明其妙，我发现她每拉了几针后，总会将针尖在一侧的发际间抹几下，然后再扎。这莫明之处直到长大后，才悟出其中的妙处：发际间总有些分泌出的油脂，针尖在发际间抹了几下，就抹上了油脂，油脂可起到润滑的作用，有了油脂的润滑，刺穿鞋底可以省力。我估摸着这动作，可能是母亲从外婆那传承下来的。
　　 母亲不单负责家中制鞋工作，全家除了父亲之外，她与孩子们穿的衣服都由她缝制，从裁剪到缝纫都由她一人完成。这也许又是她从娘家带来的一项叫“女工”的技能。母亲做成的衣服，根据不同的对象，样式各有千秋：她自个穿的是大开襟式的，从斜面扣着的，扣子是用多股线緾绕成的一个园疙搭，与多股线绕成圆环形的扣眼扣在一起；襁褓中孩子的衣服，不做扣子，用带子系着就行；长大了的男孩则做成上下有四个口袋的中山装；女孩则是列宁装，纳了腰下面两侧做有口袋，且是倾斜式的。每到年底，她都会将布料买来，然后摊好在桌上，用画块和尺子在布上画好线，剪裁出来，再用针线一件件缝出。每逢过年，我们都能穿上一套母亲自制的新衣和新鞋。
　　 五十年代初，我十岁的时候，患了一场大病，很是严重，可说是死去活来。先是畏寒，冷得直打寒颤，之后就高烧不止。我们住的小镇上，没有医院，只有一家私人诊所，父亲很是焦急，频繁地去诊所找医生看病开药，一直不见好转，后来将医生请来家中，医生经实地观察并仔细诊断后，才确认是伤寒。我当时高烧不止，体温常达41度，鼻翼也一煽一煽地，母亲坐在床边为我人工降温，看着被病魔折磨着的儿子，心急如焚，流尽了眼泪。
　　 找到病因后，医师为我多次注射了盘尼西林，出了好几身透汗，体温这才慢慢降了下来。医生告知说：“孩子这次病得不轻，怕要掉一层皮。大病初愈，只能吃粥。切不可吃难以消化的东西。”母亲尊医嘱一直给我喂米汤和粥。又过了些时日，体温恢复了正常，我用手在身上随便一搓，发现搓下的竟是些黑色的卷曲着肮物，母亲见了，说：“难怪医生说你这次要脱一层皮，这搓下来的不就是已脱掉的老皮，里面是新长出的新皮。看来医生没有唬人，是真的。”病后第一次下床，竟然是头部一阵弦晕，站立不稳，更不能迈步，母亲立马扶住我上床，又在床上休息了好几天，最后洗了个热水澡，洗去了一身秽气，这才恢复了正常。
　　 我的病渐渐地好转了，母亲却为我急瘦了一圈。
　　
　　 四
　　 快到十二岁的时候，我考上了县城的中学，因学校离家很远，只能读寄宿，读寄宿的学费挺高，一学期的学费比父亲的月薪还高，父亲无力一次交清，只好找教导处申请两次交清。
　　 入学后，一人在学校生活，一切都得自理，我从未离开过家，感觉很是不适，尤以洗衣最是为难，在家里我从未洗过衣服，加之生性寡言，同学间交际很少，就特别地想家，每逢星期日，雷打不动，无论如何是要回家的。有个星期天，母亲上星期曾嘱咐我把被子拿回来洗，那天我拿回来了，母亲也帮我洗净，晒干缝好了。下午三时我搂着被子很是不舍地跟母亲说：“妈，我走了。”
　　 “好，下星期再来。”本来我心中就很是不舍，听母亲又这样叮咛着，她又将烙好的两张烙饼用纸包了塞进我的衣袋，叮嘱说：“路上饿了吃。”这馨馨地母爱让我忍俊不住，鼻子一酸，放下了夹在臂弯的被子，朴到母亲怀里好好地痛哭了一场。母亲抚着我的头，不住地劝慰着：“不哭，不哭，咱得去上学呀，这可耽误不得。”用手帕帮我擦干了眼泪。我这才止住了哭，拿了被子离家返校。那时候，深沉的母爱，似一根无形的绳，时不时地牵扯着我这少小离家游子的心。返校的路上，心中仍被这柔情牵扯着。每到星期日，我都必得回家一趟，直到初二的下半期，才慢慢地缓释些。
　　 这以后，我慢慢地长大了，且早早地参加了工作，婚前，一直将每月工资，除去伙食及少量地开消外，全部交与母亲补贴家用。
　　 弟妹们也都长大了，一个个地参加了作。不久我也结婚了，在单位举行了婚礼，第二天父母在家里举办了一次家宴，把妻娘家的两个弟弟也请来了。父母喜上眉梢，母亲连连地给儿媳夹菜，并特意夹了块红烧大肠给她，说道：“孩子，吃吧，咱家把这称为肠吃常有。”妻恭敬地接了，说道：“谢谢妈。”
　　 这之后，弟妹们也都相继成婚，第三代也开始繁衍开来。七十年代末，父亲也退休了，家里的事情少了，只有小妹还没出嫁，母亲比过去清闲了不少。可她是个闲不住的人，家务活不多了，她自个儿着摸着，竟又搞起了编织，收集了一些别人不用的塑料编织带，坐在那儿，竟然编织出好几个栏框来，让儿女们一家拿去一个，用于买菜。这些菜栏大小适中，挺结实也挺适用的，妻子拿着它买菜，好多人都问她，是从哪买来的。母亲做出来的活儿，总是叫人挑不出毛病来。我估摸着，这编织菜栏的手艺绝无可能是她从娘家带来的，她的自学能力特强，没准是看到谁在编织，站在一旁看了几次，也就学会了。
　　 有了充裕的时间，她从娘家带来的“女工”，这会儿又亮出了两手，一个是剪纸，一个是剌绣。每逢过年，孩子们家门上贴着的大红“喜”字和窗上报晓的雄鸡，都是出自母亲之手。她特别钟爱小妹，小妹结婚的枕头上，一对栩栩如生鸳鸯戏水的剌绣，便是她的得意之作。之后她将剌绣和剪纸传授给了她最心疼的小女儿。
　　 因为闲瑕，居委会的几个干部，知晓母亲与邻里关系一直处得很好，办事也挺认真。见她现在有了空闲，特意找上门来征求她的意见，让她担任居民小组的小组长。对此，母亲甚是意外，可她有自知之明，自忖，虽说邻里关系甚笃，可当了小组长，必得处理那些家长里短地事儿，她自知自个不具备这能力，向主任说明了这些后，理性地谢辞了。我听了这事，确实为母亲的贤能高兴了一把。说道：“妈，若不是你自谦，差点儿就当了个最基层组织的负责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