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是傍晚，位于清江大道第三个拐角处的“咸亨酒店”利川分店，像往常一样开门。生意不是很好，也不是太差。几位酒客饶有兴致地喝着，但并不怎么说话。大伙儿都低着头，刷着手机。只是在举杯的时候，气氛才活跃起来：“兄弟们，干了。”于是发出玻璃碰撞的声音，在昏暗的灯光下，发出斑驳的回响，仿佛是木头捶在泥土上一样沉闷，又好像是铁锈一般无息地飘落在影子里。
　　 随后，店内就恢复了平静。偶尔有人进，也有人出。熟人会打一声招呼，陌生人会一直不认识。
　　 突然，一个穿着中山装的老者走了进来，径直到曲尺型的柜台前面。来人身材高大，青白脸色，皱纹间夹杂些伤痕，一部乱蓬蓬的花白的胡子。虽说穿的是中山装，但是又脏又破，仿佛有十几年没有洗过了。用瘦长的手指，敲了敲柜台。“来一碗酒，一碟茴香豆。”然后，他从口袋里掏出四枚硬币，排在桌前上。
　　 正在柜台后面玩手机的我寻着声音，抬起头来，被吓了一跳。这不是孔乙己吗？他不是因为偷了丁举人家的东西，被打死了吗？怎么突然出现了。我竟然一下子结巴了起来：“你…你…你是…”
　　 他笑了笑，“我是孔乙己的儿子。因为战乱，搬来利川，已居住了多年了。”原来，孔乙己还有儿子，并且活着，大概六十岁的样子。这不知道是惊喜，还是尴尬。
　　 “不好意思，我们这里不卖碗装的散装酒了，只有瓶装的。也不卖茴香豆，只有酱卤的菜。”我小心翼翼地说。
　　 “这都是我祖上养成的习惯。”他轻叹一声，“在我这里要失传了。”在他的叹息里，分明有很深的遗憾。“那就给我来一瓶二两的小瓶，还给我来两个鸡爪。”说完，他把排在柜台上的四个硬币，向我这边推了推。
　　 孔乙己的儿子拿着酒和鸡爪，找了一个角落的位置坐下。屁股刚一落地，又弹了起来，“你会写茴香豆的茴吗？那可是一个有四种写法的字。”我拿出手机屏幕，点了点，“现在什么都可以搜索，别说是四种写法，就是四十种写法，也应有尽有。”他听了之后，显得很颓废，脸涨得通红，回到座位上，一言不发地喝酒，啃鸡爪。他抿一口酒，很享受的样子；然后用舌头“舔”着啃一下鸡爪，仿佛更加享受。
　　 从此，孔乙己的儿子，就常来。他有时喝酒，有时不喝，只是坐在酒店门口对面的花台上，呆呆地看着“咸亨酒店”的招牌。他喝酒后，有时会付钱，有时候不付，让我记在账上。但是他欠的酒钱，每个月的月底就都结清了。
　　 偶尔，也有好事者嘲笑孔乙己的儿子，“读书人，窃书不算偷也。”每每这个时候，他就会翻脸，“有什么好笑的，有什么好笑的。我现在是‘宝贝疙瘩’了，你们还想怎样？”
　　 他来的日子越多。店里关于他的消息，也越来越多。总结起来，也能了解个大概。
　　 孔乙己的儿子，一生都是单身。在年轻时，当过村里的“贫协干事”，倒还能够混吃混喝，风光了一阵子。后来联产承包了，由于“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也没有心思干活。据传，他从来没有缴过农特两税，三提五统。在第二轮承办的时候，他在村民小组会上说，“你们都是一大家人了，我还是一个人，我的那块田是不会拿出来调整的。”乡亲们也没有跟他计较，至今，孔乙己儿子的田，比别人要多五厘。
　　 在上世纪计划生育管理得很严格的时期，孔乙己的儿子，在看到“超生户”被吆猪赶羊，拆屋下瓦之后，颇有些洋洋自得，“我才是遵纪守法的模范。”有乡亲们取笑他，“想不想有个媳妇啊。”“想不想管你们什么事啊，又不是没有睡过女人。”
　　 在前几年，开始精准扶贫以后，孔乙己的儿子，第一批被建档立卡。之前，他也是吃救济。光是房子，国家就给他修过四次。衣服，被子，都是别人捐赠的。他倒也怡然自乐，“这都是祖上集了德。”他还自嘲，“往上数三千年，我的先祖也曾教化三千弟子，育有七十二贤人。”祖上曾经的风光，好像自己的落魄也变得光亮了。
　　 正因为如此，孔乙己的儿子，迷上了“上大人”，简直到了爱不释手的地步。无论是五角一块，只要有人在打，八九不离十都会有他。但是他的牌技奇差，不会算“番”，不会算“和”，往往会因为“诈和”而赔偿，在“四个荷包一样重”之后，和他一起打牌的人就会散伙。在散伙时，孔乙己的儿子，往往心有不甘。他通常会用巴掌在桌子上一拍，伴随着额头上突起的青筋，不服输地说，“怕我给不起钱？我是有国家保底的人。”在他说这句话之后，人们就哄堂大笑，散了。
　　 在这个时候，孔乙己的儿子，显得特别落寞。回到安置房里，倒头大睡，一般倘若是太阳晒不到屁股，他是不会起来的。而他的安置房，从来都不收拾，乱七八糟的，推开门，就有很大一股味道扑鼻而来，让人作呕。而想要进去的话，“放脚的地方都没有”。有帮扶干部去看他，让他把那些肮里肮脏的东西扔了，凑钱给他置新的，他却拒绝了，“万万使不得，这些都是祖上留下来的。你们若要去买，把钱给我就行了。”他有两句口头禅，一句是。“穷怎么啦，只要我快乐就好。”还有一句则是，“老子不脱贫，你们走不脱人。”在孔乙己的儿子看来，作为五保对象的他，每一个月有五六百块钱的工资，也算是有钱人了。在说，他现在生病了住院，有医疗保障，不需要自己掏钱。让他去福利院，他是不会去的，因为住在那里，“一点都不自由，像索子捆起一样。”在村子里，他还可以和老太太开开玩笑。——虽说常常都是被骂得狗血淋头，但是他觉得很舒服。
　　 话虽这样说，但孔乙己的儿子，还是喜欢去医院。“现在住院钱都不用交了，不去白不去，去了也白去。”有好几次，在门诊看了，本来是不需要住院的。可是他偏要住，“不住院不给报销，你们以为我不晓得啊。别当我是傻子行不行。”而住多久，则是全凭他高兴。
　　 孔乙己的儿子，还有一个嗜好，就是去唱孝歌。村里有人去世了，他不会悲哀，反而觉得很兴奋。因为他可以去把孝歌“包”过来唱。在这时候，他会受到主家的尊重，由此感到活着的价值和存在感。以前唱孝歌是不要钱的，也属于帮忙的范畴。现在由于唱的人少了，就成了生意。一晚上两包烟，还有一百块钱左右的收入。记得孔乙己的儿子在年轻时，唱孝歌也闹过笑话，吃过亏，还挨过打。有次，他喝醉酒了，将“上回来到溪林坝，遇到几个娘卖麻”一句，翻来覆去唱了半夜。“好人不跟癫子斗”，人们似乎到最后都不去听他唱歌了。
　　
　　 孔乙己的儿子，本来是有大名的。但是人们又好像都忘了，只记得他有一个绰号，名曰“懒福”。——大概是人们觉得，他虽说懒，却很有福气，能活到古稀之年，倘若是像他的父亲那样，生在旧社会，恐怕早就呜呼哀哉了。
　　 对于懒，孔乙己的儿子自己也不避讳。他常以“站起的菩萨站一辈子，坐起的菩萨坐一辈子”来嘲讽那些勤爬苦做的人。人们习惯了，也不跟他计较。其实是勤劳的人，不愿花宝贵的时间去搭理他。也不愿搭理，因为：“懒福”就像一桠刺，只要一带，就会跟着去别人家里，赖着不走，混吃混喝。吃了嘴巴一抹就走了，原先会有点儿感恩，时间久了，就会觉得别人欠他的。吃了，还会到处去说坏话，说人家招待不周。
　　 孔乙己的儿子，还是经常来喝酒，所欠的酒钱，也会在每个月领了五保金后还上。时间长了。对于“懒福”的过往和现在，人们慢慢地厌倦了打听和流传。这世界上，仿佛有他不多，无他不少一般。
　　 只是这世界上，多了一个无解的命题：孔乙己不是似乎的确已经死了，他的儿子，是从哪里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