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参加工作，住先生单位分配的福利房。小楼一共六层，点式结构，每层四家住户，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各霸一角。不知什么原因，楼天生缺了四个角。我们住一楼，便自筹材料，把缺角补成了一间小房子，把一套二居室变成了三居室。房子建成，招来了城管，说是违章建筑，要拆除。不得已托了熟人说情，小房子才没有夭折。
　　 “我们的套房，怎么通到小房子里的？门开在哪里？”住了近十年，居然忘得干净，只得向先生求证。
　　 “把阳台的一侧墙和玻璃都拆掉……”
　　 “砌了两个台阶下去？”
　　 “是的。”
　　 小楼朝阳的一面是两个大套，三室一厅一厨一卫；朝北的一面是两个小套，两室一厅一厨一卫。我们住的西北房是最后一套，没得挑，但我却挺喜欢。我们的阳台外一度有卖烧饼的炉子，卖酸辣粉的摊子，足不出户更可纳尽市井之声。一楼出门便捷，抬脚就到了户外，不像楼上那样需迂回数遭方可脚踏实地。一楼懂得人回家的心情，不用人耐着最后的性子，拼着最后的体力，便可得到渴望中的舒适。
　　 楼的北面，隔着几米宽的道路，有一排储物房。我家的储物房也是最后一间，亦没得挑。我家储物房除了杂物，还放我的自行车。每天清早，我把自行车从小房子搬出来，每天晚上再搬进去。
　　 小楼西临大路。往里面去是一个金矿的家属区。我们是不大往里面去的。“金矿很乱。”点式楼的老人们说。相对于城市，金矿是一个独立的小社会，富裕、狂躁，居民和我们也不相熟。再说里面除了楼也没什么消遣的地方，比如小花园什么的。我们通常出门都往外面走。路的对面是一个企业的大仓库。进过那个大门，但具体的格局不记得了。那仓库的围墙很长，普通的红砖墙似乎在炫耀：我们是大户人家。围墙到头，拐弯，有一处澡堂，应该也归那企业所有。澡堂对外营业。我们这一片居民，终于也沾上了一点儿大户人家的光，虽然票钱是少不了的。从澡堂子前面继续往前走，就到了道口。道口右手，是一处货场，也是小火车的终点站。每次从小楼去市里，都要经过道口。有火车将要经过的时候，道口的挡杆会提前放下来。人们便立在杆外等候。
　　 说小火车，不如直接说小货车比较好。因为铁路是专线，火车是专为大坝送货的，主要是送煤。小火车是绿皮火车，时下早成了大家怀念不已的慢时光的代名词。火车行进时“哐哐当当”响，还时不时地长啸一声。
　　 小货场还是蛮干净的，但近墨者黑，道口的地面上总是黑乎乎的，不是煤屑，是煤色。小货场人也少，我曾经在那里学会骑摩托车。
　　 小城本来不大，所以，即使点式楼处于城市边缘，也不觉得很偏僻。相反，它有个得天独厚的优势：靠近黄河。这是最让我心仪的地方。城市位于黄河南岸，我们位于城市北边。沿着与城区相反的方向，走上一两百米，水泥路分了叉：往右前方延伸，通向一个古镇，古镇下去便是摆渡了悠悠时光的茅津古渡。那时渡船还很多，但不是古老的人工渡船，而是动力轮船。所以，渡口充满了现代气息。探访黄河古意，要沿水泥路往左前方去，那是一条凹凸不平的土路，沿途有古树，沟畔有灌木，很有几分车辚辚马啸啸的感觉。
　　 我们的家也就60多平，暗厅。一张硬木长条沙发，一张普通长几，一张可以折叠的高脚方桌。厅墙上挂山水画，方桌上铺蓝白格子布。墙壁刷白灰、绿墙裙。厅是暗厅，但有白玻与厨房相隔。厨房窗户大而明亮，厅亦能够分得几许天光。
　　 要说我们的房子最大的亮色，当属儿子的“画作”。他两三岁的时候，用我的眉笔、口红、唇线笔在墙上画山水。绵延不断的水系，峭拔和缓的山峰，随着墙壁和门出现又消失。一楼到底有些潮湿，后来墙灰膨胀剥落，儿子的画变成了“墙塑”。他也慢慢长大，终于不再稀罕那块“宝地”。
　　 有一年春节我们带娃走舅家，回来时冷锅冷灶，满屋萧瑟。儿子说：妈妈，我觉得我们好可怜啊。那段时间，他的小伙伴们家里都搞装修，铺地板砖，包三合板的墙裙，家里很有几分新气象。
　　 我觉得有些对不住娃娃。虽然我们不缺吃不少穿，到底没能给他一个优渥的环境，让他小小年纪便有了“我们是不是很穷”的担忧。
　　 不过很快他便把“穷”字忘到了脑后，和一群小家伙上蹿下跳。那一群孩子，孩子头儿是三楼大套的女孩儿，比儿子大五岁。隔壁的男孩儿与女孩儿同岁，因为小儿麻痹，腿脚有些不便。二楼大套的女孩儿年纪小一些，二楼小套的男孩儿比儿子小俩月。五个小家伙，嘻嘻哈哈结队跑进我家的防盗门，穿卧室到阳台，一路跑到我们加盖的小房子里去。等到隔壁男孩儿的妹妹一路寻来，寻到小房子时，那一群早出了小房门（小房装了对外的铁门），又从前门转回到我家客厅了。
　　 他们玩这样的游戏，反反复复，乐此不疲。我们加盖了小房子的家，成了他们捉迷藏的最佳选地。
　　 小朋友们跑进跑出的时候，对面住户的婶子正贴着防盗门往外看。那个婶子经常这样，站在门内，不说话。门厅里暗，不经意间便嚇得人一跳。老人那时有近六十了吧，头发花白，牙齿好象也不是很好。老人儿女均已成家，都不常回去。她的小儿子和我们年纪差不多，应该也有孩子。但不知道她为什么不用看孙子。或许是身体不太好？
　　 她那么有耐心地看孩子们玩，更多的是因为寂寞。叔叔上班时，家中就她自己。我去她家，经常会看到有洗过的衣服挂着不收。她说：顾不得收（意思是太忙了，顾不上）。她说这话的时候，依然袖手坐着。所以，不是忙，是太无聊了，无聊到提不起劲儿来作事情。我有这样的经验：家中人多的时候，要做饭，要洗涮，要打扫，忙得脚不沾地儿，事儿却摆布得井井有条。反倒是一个人的时候，百无聊赖，看到脚下有一颗瓜子皮也懒得弯腰去拈。
　　 有一年除夕，先生去她家。还是老两口，稀饭馒头炒白菜。先生有些感慨：到底是要过年了，咋就只吃那个？
　　 有时候很多事情也许无需问为什么。愿意，一个理由就够了，谁又会去穷究根由呢。但是还是会觉得凄凉。
　　 隔壁的小女孩儿开始哭起来。她追不上那一群孩子，甚至走得比较慢的哥哥。“你们就不能带她一起玩啊？”做妈妈的尖利的声音响起，带着明显的东北口音。其实做为孩子头儿的小女孩儿很有爱心，她很照顾腿有残疾的男孩儿。那几个孩子也都善良，从来不歧视男孩儿的身体残疾。他们一心要甩开小妹妹，最初大约出于普遍的孩童心理：不愿和比他们小很多的小不点儿玩。只是玩着玩着，这种心理淡了，仅仅当成了一个游戏而已。可是小女孩儿不懂，很受伤。
　　 隔壁大哥两口人很厚道。大哥原本也是这个单位的，后来调去了别的部门。如果不是因为儿子的身体残疾，他们不可能生二胎。那时政策管控很严，像他们这种情况属于特例，经批准才行。我们都为他们高兴，说小棉袄最贴心。
　　 因为孩子，我们两家的走动更多些。防盗门是常开着的，这家说话，那家便听得见，抬脚进门更是跟进自己家一样。
　　 斜对门的伯伯家来往少些。老俩口都白白胖胖，很佛系的样子。他们家有位姐姐，长辫子，模样儿好，也爱笑。一次和她闲聊儿，始知她月份很小的孩子没了。单位的男同事不知她怀孕，在她要坐的时候悄悄抽走了她的凳子，她坐了个空。一个玩笑，一条生命没有了。她说这事儿的时候很平静，没有咬牙切齿的恨劲儿，让人觉得她在说一件和自己不相干的事。那姐姐其实很性情的一个人，或者是懂得恨也无益吧，这让我觉得她的通达，反而不知说什么好。
　　 楼上的邻居很多也调去外单位了，但大家似乎很相熟。或许跟我们住一楼有关吧。一楼，是楼上人出出进进的必经之地。在小孩子们疯跑疯玩的年纪，一楼的我们没有隐私可言。正因如此，我们有了更多和邻居们交流的机会。交往多，熟稔了，便少了隔阂。甚至有不羁的邻居晚上十点还会敲开我家的门，要和先生小酌。于是拍个黄瓜，弄个花生米，两人对饮起来。夜阑人不静，星月窥私语。
　　 后来，对门、斜对门的叔叔相继去世。再后来，从我们开始，年轻的邻居们陆续搬出了点式楼。我们搬出后，那几个孩子还聚了一次。仿佛一次告别，我们和点式楼的距离越来越远，消息也若续若断。那一群孩子，后来从他们家长那里知晓，有出国的，有去外地发展的；有在政府部门的，有做机构培训工作的。腿有残疾的那个孩子，也有了一份稳定的、可以自食其力的工作。
　　 有时候想，点式楼自有它的温馨，也有它的局限。有时候又想，点式楼是以它自己的方式在积蓄着能量。像一枚烟花，用尽了它的力量，让美丽腾空、绽放。
　　 偶尔会想起点式楼。想起点式楼的时候，会想起那个菠萝。那时风行用一分钱纸币编工艺菠萝：把纸币一张张折成某种形状，攒成菠萝的形状，很逼真。我家有一个，一直摆放在桌子上。所谓熟视无睹，等到想起的时候却发现找不到了。心中那个堵啊！怎么就不见了呢，什么时候不见的呢。就仿佛那日子，一直就那么过着，昨天、前天、大前天，就在你眼皮子底下。忽然有一日，发现其中一个日子丢了。也许你依稀记得它的模样，却很难想起那日子里的皱皱褶褶，以及那皱褶里卷着的声色念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