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婆婆临死的时候，我不在她身边。但听父亲说过，在咽气之前，她还问过今年的公粮交了没有。当听到父亲善意的谎言之后，她说了一句“这就好了”，随即喉管里就“呃”的一声响便离开了人世。在死亡的前几日，她还向父亲无所顾忌地讲道：她这一生尽管饿着肚子，也要把公粮交了才心安的事，言语之中流露出了一种谁也不欠谁的自豪感。
　　 听到这些话以后，又联想起爷爷早于婆婆离世了的事情来，我便随口问父亲，爷爷在死之前，是不是也提到了交公粮的事？父亲说，你爷爷死的时候，他还在歧坪中学读书，也没听你婆婆说过，也许是没说吧。他死得太突然了，完全有可能来不及说就咽气了。父亲眼角流出的那伤感的泪花，让我一下子后悔了。
　　 正在尴尬之际，就听沉默片刻后的父亲在自顾自地说道，他们与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对交公粮的事印象深刻着啦……
　　 我从小生活的环境，与婆婆一辈子也没能离开的环境一样，同是作为土地的子民，我所历经的交公粮的时间，与婆婆所经历过的交公粮的年代，其间虽只有几年的重合，但我们的体验注定是不相同的。
　　 现在，我脑子里的这些记忆，有的已经因“过期”而模糊了，有的也只保留了一些大致的轮廓来。当然，不管模糊了也罢，还是有些许记忆也罢，要是通过回忆、努力地回忆一下，多数还是能够复活的。
　　 无疑，我的当下正在做着这件有意义的事情。因此，下面的内容便是通过我的努力，它们才得以复活过来的新生体。
　　 我想，父亲之所以在婆婆临终前，拿善意的谎言安抚她，那完全是因为在集体耕种的年代，交公粮的事是由一队之长的生产队长来决定的，别人一点儿也代劳不了。
　　
　　 二
　　 我所知道的，并且还能记起交公粮的事，也主要集中在那几年。以后年间的事，因我的不再参与而无从谈起了。
　　 在我们生产队，队长是个说一不二的人，谁也不敢去挑战他的威权。你比如说，他说明天要去交公粮，一是谁也不敢请假，二是谁也不敢拖延到后来才去，也许就是因为他方方面面的权力太大了，尤其是在交公粮这件事情上，他的权利简直大到可以一手遮天的程度，所以当有什么责任追查下来的时候，他是首当其冲该问责的人，别人就是想替他扛着，也扛不下来的。
　　 有一年的秋天，本来上半年生产队的小麦刚一晒干，他就安排大伙立马交粮，还得到了区粮站的表扬。可下半年的玉米、稻谷一直囤积在队里的仓库里，都快过年了，也不见他安排人力去上交。最后，是区粮站把状直接告到了区领导那里，区领导又把责任追查到公社的领导们那里来了。公社领导直接派出了强有力的工作组，由书记直接带队，来我们队里蹲点，总要问为什么竟敢恶胆包天不交公粮？
　　 生产队长始终都没能把这原因解释清楚。他又怎能把这原因解释得清楚呢？弄得在撤他职的时候，还给他戴上了一顶妄图压着公粮不交的大帽子。好在“又红又专”的贫农身份，最终为他保驾护了航，否则后果真不堪设想。但他还是被撤了职，临时被指定接替他工作的人，想立即把交公粮的任务给完成了，也好在关键时刻抖抖自己的威风，可他到底还是没能把这事像预想的那样给办好。仓库里堆着的，只是些来年春天要播种到地里的种子粮。这事使接任者尴尬不已。
　　 第二年，全村男女老少犹如众星捧月一般，力促老队长出山。这不，老队长才在众望所归中官复原职了。
　　 多年之后，真实的情况又传到公社书记那里，原来那年旱情严重，眼看大伙儿饿着肚子无力劳动，队长才把收入不多、依然还要上交的公粮分给大家。他的想法是等明年年份转好了，再把上一年的公粮一并补上。在当时，他根本不敢壮胆实情相告。本来他已经大着胆子把不该做的事给做了，哪还最再说出来呢？有些事，做比说好，才没什么把柄被人抓着。但在那个视粮食为生命的年代，他的这个想法无异于异想天开，又敢去哪儿“上报”呢？最后，害得那个临危受命的“短命”队长，也在不明就理中、还来不及行使更多的权利，就匆匆下课了。
　　 三
　　 本来老队长就不是个一心为私的人，不然，他干吗要把“扣”下来的公粮都分给大伙呢？后来事实也证明了，公社书记之所以力排众议、相信他在第二年完全能把所欠的公粮给补上，才敢担保并帮助着协调关系的举动是正确的。
　　 那时候，我大概小学快毕业了，对交公粮的事已经有了明确的记忆。假期里，去仓库早上背粮食出来翻晒、下午又收仓入库，夏天打白雨，怕粮食受损，忙得不亦乐乎，就见队长到仓库来给管理人员交代，一定要晒干、风好，不要去到粮站了、一验收就不合格了。要随时准备好，哪天说交公粮了，立马就要拿得出来……。
　　 我还记得老队长兴匆匆来仓库时，两腿的姿势总在摇摆着，那是他走路常有的姿势。在视察完了仓库存粮后的临走之前，还风趣地说道，粮食晒干了要立马转移走。不然，沾了便宜的老鼠，连句感谢话都不会说。
　　 他那走起路来并不怎么好看的腿，要不是知道情况的几个大人们说，是在朝鲜战场负的伤，里面还有弹片没有取出……恐怕大多数们还真蒙在鼓里。当这个秘密传开之后，大伙儿便猜测说，难怪他敢压着公粮不上交，原来是有秘密武器呢。交公粮的时候，我为了挣那些背着粮食上街的工分，一共赶上过两次。第一次，也就是在小学毕业那年，老队长亲自带的队，第二次是相隔了两年、我上初中之后的一个假期，那时的老队长因为年老而离职，新上任的年轻队长，也并没缺席于浩荡的背粮大军中。
　　 两次相同的地方在于，全队男女老少早早集结于晒场上，等装满背篼过完秤，嚷嚷着向区粮站进发。当然，还有一点也是相同的，那就是到了粮站后，都没能逃脱要重新“风”与“晒”的命运。大伙只盼能早去早回，留下足够的时间以防万一，两次都是披星戴月才回家。粮站门口空旷的晒场上，返工的“交粮户”们命运相同，场地不够晒，连风车也要排队等候。积压在粮站周围的人们，人山人海似的干耗着。
　　 第一次我背的公粮，在坎坎坷坷的山路上，被隐没的障碍物拌了一个趔趄，玉米散落了一地，几个叔叔阿姨们忙扶起我，又把玉米粒收拢来，在水里冲去了泥沙，用衣服沾干了水。他们还一直担心着怕被检查出来了会作降级处理。没想到，那毒日头的阳光竟帮了忙。尽管时间上耽误了不少，可在等级的评定上还算心满意足，所以大伙走在银白色的月光下，心情舒坦极了。
　　 第二次，也就是新队长挂帅的那次。粮站站长走到我们的人群里，先用眼睛搜索，没发现目标，便直接了当地问，那个老家伙怎么没有来？他已经卸任了，我来接他的班，还望李站长以后多多关照，善于察言观色的年轻的后生队长忙递上一支烟，没想到站长大人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完了，人群中有胆小的声音怕事地说，这下这个李站长可要认生了。但当粮食一秤完，拿到收据后，也是“上等”，大伙儿悬着的心才落了下来。
　　 我参加的这两次交公粮，对于见多识广的大人们来说，并没有什么新鲜感，他们顶多只会认为是到镇上去下了回馆子那么简单，可我就不同了。那时，能到镇上的面馆里用二两粮票、一角二分钱换一碗香喷喷的面条下肚，实在是件难得的事。对我来说，收获当然还不止于这些。
　　 在粮站空旷的小广场上，在等候毒辣的阳光把还有些湿气的小麦晒干的那段间隙里，我认识了后来我初中的同桌。她意识到了我们同命相怜的缘分可贵，在初中三年的学习阶段，我们几乎成了无话不谈的知己，只是到了中考结束，我们才无可奈何地各奔了东西，终至缘尽成了陌生人。
　　 四
　　 现在，我把我那个时代所知道的全部都呈现了出来。之所以全盘托出，并不是为了要从此毫无保留地全部遗忘。不，我并没打算那么绝情地去做。倘若把我曾经用时间和身体换来的记忆，要以遗忘的方式加以否定，那肯定也不是什么明智之举。
　　 交公粮是特定时代的产物，我的年龄决定了必然要赶上，不知这是不是我的命运注定？但那些并没有经历过，或者连听都没听到过的人们，拿来作为一种稀罕事加以收藏，那也是应该的。不过，人和人到底是不一样的。每个人不一定也都这样想。或许就有人把我的话当聊斋看、当天方夜谭来待之，这也是说不准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