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某作家写了一部小说，内容是揭露某村贪官和黑社会相勾结，把村里搞得乌烟瘴气，民怨沸腾，后来可能问题得到了解决。小说肯定写得不错，被某影视公司编剧看中了，购买了改编权，进行了改变。这编剧也是才华横溢。你说他怎么改的？真是奇葩：将黑社会变成了振兴乡村的积极分子，将贪官改成了廉洁自律的好干部。
　　 我不知原作者是否同意，或者既已出卖了改编权，拿了钱了，也就无权过问了，但我总觉得，任何一部好作品，只要跟商业结婚了，就很难继续保持女子的纯洁。
　　 类似的事并不少。前几年抗日神剧盛行，小鬼子不堪一击，我们的英雄能手撕鬼子。当时我也有些怀疑，这战士就是二郎神，或者是英国文学家约翰•弥尔顿所作长篇诗歌里面的那个力士参孙，也不一定能用手撕裂一个人的肉体，何况一个凡人。这不是胡说八道吗？可是，就那样的电影却出了一部又一部，直到抗日老战士提出抗议，这类神剧才慢慢地退出屏幕。
　　 但是，要找这类的作品并不难。影视商人们最聪明，他们很会跟形势。为了提倡读书，就把一个地方写得“遍地书香”，读书蔚然成风。但我仔细观察，现在农村年轻的大都外出打工去了，因为打工是他们的主要收入，每天累得精疲力竭，没见几个看纸书的，至多休息的时候看看手机。年纪大的，除了个别退休教师，还有可能在网上看看古代诗词什么的，大多数除了在田间劳动以外，就是在街头坐着看行人过往，或聊天，或下“五斜棋”，当然也有在街市上做小生意的，却极少抱着纸书来读的。你就是把诺贝尔奖奖金得主的大作无偿地送给他们，他们也毫不动心，哪来的遍地书香呢？
　　 由此我想到了编剧的尴尬。我们的剧组是独立电影剧组，是自费拍摄的，拍一个电影很不容易。但是为了获得主管部门的认可，播放出去扬扬名，我们在选材和处理材料的时候伤透了脑筋。写一个农村故事，要是光写好，就像人家结婚上门赶喜的那样，编出一套套的快板，光说过年话，一句孬话也不说，那还成什么故事！电影是讲冲突的，没有冲突就没有故事，要是光明一片，这也好，那也好，一片和谐，这故事冲突怎么设计？这样的剧本拍出来人家看吗？如写这个村里的环境治理吧，我们要写村里死猪扔得到处是，腐烂后造成环境污染，领导肯定不满意，因为这影响他们的政绩。但如果把村里环境写得仙境一般，干净得连一点污染也没有，这又不符合现实，也就不存在环境保护的艰巨性了，也就没有故事了。到底故事冲突怎么设计呢？我们的《鸡笼河畔》就把矛盾冲突放在一个家庭里，由父辈和孩子的矛盾冲突代替村里的冲突。这样就减少了麻烦，因为不影响领导的形象。但是这又来问题了。好心人跟我说：“你应当多歌颂领导，写他们治理污染的成绩。”可这样又得将矛盾转到村里。即使按照污染——治理污染——污染被治理的公式来写，领导也未必满意，因为你先写了污染，影响了领导的形象。但要是把污染轻描淡写一番，那治理污染的任务也就很轻了。很轻，怎么表现领导的政绩呢？真是编剧难，难于上青天呀。
　　 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老百姓总希望有一个和谐的生活环境。因此自古以来，好多作家特别是戏曲家都喜欢创造出一个大团圆的结局。这也可以理解。但是如果把这推向了极端，那就只能虚构神仙世界，描写风花雪月，才子佳人，歌舞宴乐，粉饰生活，制造太平景象，掩盖社会矛盾。那些作家似乎也懂得阴阳平衡的道理，有一灾难，立刻用大团圆冲掉悲剧气氛。鲁迅在《论睁了眼看》中举例说：“剧本《小张屠焚儿救母》却道是为母延命，命得延，儿亦不死了。一女愿侍痼疾之夫，《醒世恒言》中还说终于一同自杀的；后来改作的却道是有蛇坠入药罐里，丈夫服后便痊愈了。凡有缺陷，一经作者粉饰，后半便大抵改观，使读者落诬妄中，以为世间委实尽够光明，谁有不幸，便是自作自受。”太生动了。
　　 在同一篇文章中，鲁迅又说：“中国人因向来不敢正视现实，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由这文艺，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而至于自己已经不觉得。”
　　 这里批评的是人们回避生活中的矛盾。作家看到了矛盾的存在，却不敢正视这种矛盾，只好对读者进行瞒和骗。但是他们无法自圆其说的是：既要写反腐败，说明腐败是存在的；既要写打黑，说明黑社会是存在；既要写扶贫，说明贫困也是存在的；既要写环保，说明生态环境有问题……一件事总有两个方面，不可能只有正面没有反面。作家如果只会说一些过年话，不敢揭露阴暗面，只是一味地歌颂，那就变成了阿谀文学了。前些年，我见过一位报告文学作者，把他单位的大小官员全都写遍了，出了一本书，其实是把领导们夸了个遍。任何领导都聪明能干，廉洁自律，政绩满满。我看那书上作者的彩照，就感到这人很会拍马，当然我是不懂相面学的，即使懂也不能以貌取人，不过是一点感觉而已。
　　 文学，特别是现实主义文学，必须忠于生活，真实地再现生活，也就是说按照生活本来的样子来写。作家尤其不应该故意歪曲生活。法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扎克自称是法国社会的“书记员”，也就是这个意思。恩格斯说，巴尔扎克“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这说的是，一个作家无论他是什么观点，只要按照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来反映生活，其作品必有一定价值。巴尔扎克是保皇党人，但当他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罪恶之后，便真实地描写了资本家的丑恶。虽然他的作品也是对被推翻的封建制度的一曲无尽的挽歌，但这并不影响他作品的伟大，因为他忠于生活，并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法国的社会生活。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是旧社会遗留的各种残余还是存在的，社会发展中也不断出现各种矛盾。能不能正视这种矛盾，并真实地反映这种矛盾，是看你是一个真作家还是假作家的重要标志。你写的东西天花乱坠，但叫人一看就是虚假的，你的作品就失去了任何价值，因为你毫无社会责任感，对国家和民族，对人民太冷漠。当今，敌对国家磨刀霍霍，要灭我中华，作家的责任应当写一些爱国主义的作品，以教育人民，使大家清醒起来。而你只是一味地描写歌舞升平景象，使人忘记国耻，一味沉浸在享乐之中，这就等于用作品来麻醉人民。
　　 忠于生活，真实地反映生活，揭露社会的矛盾，这是为了解决矛盾，并非为了否定生活。我们反映社会生活，也要抓住社会本质。大作家的优秀作品之所以优秀，就在于其作品真实地反映了社会本质，并非将一些偶然现象都写进作品中来。如全国人民同仇敌忾地抗击疫情，这是主流，反映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的本质。但是如果抓住一些不足之处，极力夸大渲染，以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否定抗疫成绩，这就是反现实主义的。再如你抓住毛泽东时代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来否定那个时代，也是反现实主义的。并非要求你把那个时代写得一片光明，没有阴暗面，但是你的立场和角度应该摆正，叫人觉得你是恨铁不成钢，而不是看了后憎恨社会主义制度。
　　 最后用鲁迅的一段话做结：“世界日日改变，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的时候早到了；早就应该有一片崭新的文场，早就应该有几个凶猛的闯将！”
　　 2021.6.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