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老是做着同一个梦：我背着背篓，扛着一把锄头走向田野。
　　 我那时候已经坚定了一个信念，——这一辈子都不会离开故乡风岭村的，从此我就与那片土地里的泥巴杠上了。每天的日子里我会像父亲一样，鸡叫两遍就起床，煮饭、煮猪食、收拾扁担箩筐……在炊烟里开启一天的生活。然后趁太阳落山前扛着锄头，背着一背青草或者赶着一群猪羊回家，又在炊烟里结束一天的劳作。
　　 最后我会仰望着东升之月，在茅草房围着的小院子里摆上水薄荷煮的草茶，一边抽着叶子烟，一边想：“今年春天种下的苞谷应该有个好收成了罢。”
　　 如果一个农民，不把生活的希望放在炊烟的升起和熄灭中，他一定在做着白日梦，他也就失去了当农民的本分，——或者一个没有炊烟升起的村庄，只能算一片竹林，也许算是一个遗迹。
　　 我爷爷常常说：“当农民就是面朝黄泥背朝天的一辈子”。所以那时候我迫切地希望自己有一亩三分地，我可以在那块地里任意地发挥想象，——即便我在地里种上无用的草，也没有人会管得着。只是父亲也许冲着我破口大骂：“你个懒龟儿子，你看看你地里全是草！哪里还有当农民的样子！”
　　 所以我那时候梦想着做一个优秀的农民，像父亲一样。我每天都会去自己的田地里巡视一遍，扶正一棵长歪了的棉花，拔掉一根不开花的余枝，然后用锄头铲除田埂边上的刚生长出来的野草……当我卷起裤腿，把两只脚深深地陷进水田里时，除了感受到水的温暖外，我会觉得自己的腿与稻子的根是纠缠在一起的，——稻子生长一寸，我似乎就拔高一尺。
　　 父亲这一辈子完全继承了爷爷那辈人的观念，对土地的依赖，远远超过对儿子的依赖。“一撮土，就是一口饭”，这是我那时候常听到村里老人讲的一句至理名言。
　　 土对于农民，是红色的财富；黄色的金子；黑色的银两。
　　 有时候，我和几个小孩子在村口的土路上玩“分土地”游戏，用刀划出四四方方一块平整的土来，然后把小刀从空中用力掷下去，根据小刀插在地上的边线位置，把圈着的土地进行再分割，直到那四四方方的土地被全部分割完，获得最多的人便被称为“地主”。
　　 成为“地主”的孩子可以把土地租借给别的孩子，游戏又可以继续下去。更多的时候，“地主”是被众人打倒的对象。没有土地，就不是农民；土地多了，也不是农民。所以，对土地的拥有要适可而止。
　　 土地不属于任何一个农民，它是镰刀和锄头的战利品。最初的土地是归属于草、树和野花的，也属于羊、马和狼等四蹄野兽的，当那个只靠两足直立起来的动物来到这个星球后，土地就有归属权。——人类一切的呐喊和争夺，一切的野心与阴谋，最终都是为了土地。
　　 许多年后，我回想起在故乡生活的时段，会突然觉得那时候自己的生命就像田地里的泥土，或者是水田里的淤泥。只要气候和雨水合适，就可以在上面种上各种庄稼，哪怕是一些不知道名字的野草，我也会用全部的热情使它们生根发芽、茁壮生长。
　　 不过我希望在那里撒上草籽，还有花种。春天来了的时候，绿绿的草坪上开着各色的花，就好像夏天我去雪山草原看到的那样，——一片绿，一片红，一片黄，一片紫……于是我的生命从此就会五彩缤纷，艳丽得让人看了就眼红。
　　 但更多的时候，我是跟随父亲一起去田地里劳动的。我会趁父亲抽烟的空隙偷偷懒，停下来歇一歇。我从土地里掏一块软软的烂泥，任意地揉搓——我把它搓成房子，四方八面的，有光滑的墙，光滑的顶，芦苇秆做的窗子明净而有艺术特色；然后我又把它捣烂，给灶蚂鸡做一个窝，圆柱形，前后有门洞，倒像一个外国的教堂一样……烂泥是田地上可以任意把玩的土。
　　 如果一个人的生命里没有揉搓过泥巴，我想他长大后也一定听不懂灶蚂鸡叫声里的诗意。
　　 年末的冬季，父亲会把菜园里的土捣碎，再加些水，脱了鞋子，光着脚在上面踩，直到土软糥而稀烂，然后再添上铡成小段的稻草混合成泥。一团团泥经过再次揉搓，可以筑成灶，又经过烟熏火燎，泥干了，发黑了，然而却牢固地附在灶壁上。
　　 余下的泥可以糊在有裂缝的土墙上，风一吹，泥干了，然后开春又脱掉，第二年冬天我们又重新再糊上。烂泥年年糊墙，却年年掉落，经不住岁月的风吹雨打。
　　 我把腿上的黄泥洗干净的时候，就离开了故乡。但在我的脚下却带走了一些泥土，它们残留在我第一双皮鞋底子的下面，时间与足迹未能磨平的鞋底，有深深浅浅的沟痕。那些泥在沟痕里纹丝不动。
　　 我人生第一次得意，喝酒醉得不醒人事，那双从故乡穿出来的皮鞋就不知落在哪里了。我没有去寻它——很多丢失的东西，寻是寻不回来的。
　　 听妻子说，那一夜，我醉得真像糊墙的一堆烂泥。
　　 后来我几乎再不饮酒了，可那一堆糊墙的烂泥却留在了心里……
　　 2021年7月12 日于金犀庭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