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用贺知章的《回乡偶书》来对照姚筱舟先生的一生，真是太贴切了。
　　 1949年5月5日，铅山解放后，16岁的姚筱舟，与数十名高中同学一起投笔从戎，离开家乡。2019年5月在二儿子的陪同下，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回乡省亲。这次时隔70年的返乡之旅，了却了老人最后的愿望。同年9月1日，姚筱舟病逝于陕西铜川，享年86岁。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每当听到这熟悉的旋律，我都会想起一位命运多舛的老人，一位86岁时在故乡深处踯躅独行的老人。他，就是《唱支山歌给党听》的词作者姚筱舟先生。
　　 姚筱舟，1933年3月出生于铅山县石塘乡。他的祖父曾是前清知县，父亲早逝。学业靠他在国民党任军联部少将的叔叔资助。解放前夕，时任国民党海军兵工厂上校军官的哥哥与叔叔一道去了台湾，从此音讯全无。
　　 在铅山中学读书时的姚明星，经历动荡之后，觉得自己有如孤舟，随时面临飘泊的命运。投身革命前夕，他把自己的名字，由“明星”改为“筱舟”，沿用一生。
　　 姚筱舟入伍后，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毕业分配在二野工作，曾荣获“进军大西北模范”奖章。1951年冬，参加抗美援朝，1954年归国转业，落户陕西铜川矿务局任技术员。1957年初，因采煤工人违规操作，引发火灾，14名矿工遇难。虽然当时姚筱舟并不在场，却被认定为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受到撤职下放、管制劳动处分。
　　 姚筱舟先生被下放到焦坪煤矿挖煤，有一段苦闷的日子，是工友们乐观向上的精神感染了他。落难时可贵的温暖，让姚筱舟重新振作起来，也让他与工友们的关系也更加贴近。工友们休息时哼唱的歌谣和顺口溜，如：“党是咱的妈，矿是咱的家；咱听妈的话，建设好咱家”，还有：“旧社会，咱像冬天里的葱；新社会，咱成了国家主人翁”等，成了他创作的不竭源泉。
　　 在《唱支山歌给党听》中，姚筱舟先生把“党”比作“母亲”的灵感，是在工友们当中获得的。1958年的一个夏夜，他写下了《唱支山歌给党听》这首诗。全诗共分三段，除了现在流播很广的前两段外，还有“母亲给我一颗心，暴风雨中一孤萍；亿万红心跟着党，乘风破浪齐跃进。”1958年6月，诗歌先后在西安的《工人文艺》和《延河》杂志上发表，署名“蕉萍”。
　　 1962年，《唱支山歌给党听》被收入《新民歌三百首》。雷锋将前两段摘抄于日记中，并把“母亲只能生我身”改成“母亲只生了我的身”；把“党号召我闹革命”改成“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同年8月15日，雷锋同志牺牲后，毛泽东主席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雷锋日记》流传甚广。上海作曲家朱践耳为其谱曲，1963年3月21日《文汇报》首发，注明歌词摘自《雷锋日记》。
　　 等大家冷静下来，细加推究，才发现雷锋并不是真正的词作者。雷锋在他的日记本中明明白白地写着，摘自辽宁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新民歌三百首》，作者蕉萍。后来，作曲家朱践耳顺藤摸瓜，在焦坪煤矿找到了真正的词作者姚筱舟。
　　 《唱支山歌给党听》，先由上海实验歌剧院的“当家花旦”，年届而立的歌唱家任桂珍唱红，她也因此而获得“北有郭兰英，南有任桂珍”的美誉。后经在上海音乐学院深造的才旦卓玛深情演绎，《唱支山歌给党听》更是风靡大江南北，成为家喻户晓、耳熟能详的红歌经典。
　　 我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出生，是听着这首歌长大的。关于这首歌，有两次记忆特别深刻。
　　 因为父母是老师，我上学时，还不到五周岁。那时没有早教，我也没有进过幼儿园，读一年级是真正的发蒙。语文从识字开始，算术从识数开始。恰逢“读书无用论”最猖蹶的年月，音乐、绘画、体育等所谓副课，更能激发大家的兴趣。
　　 夏晓云，一个下放知青，在学校做民办教师，上低年级音乐课。她戴一副眼睛，人长得白净，个子高挑，穿着整洁，又有城里人不俗的气质。她与几位女知青住在一个大教室里，与我们家同住一排，隔了几间房子。学校的脚踏风琴放在她住的教室里，课余的时候，年轻的男女老师经常聚在那里，有的弹琴，有的唱歌。我常湊在里面饱耳福，虽然被笑为五音不全，但夏老师的歌喉还是打动了我。
　　 有一天，夏老师指挥几个男同学把脚踏风琴搬进教室，随后她清清嗓子说：“同学们，今天我教唱《唱支山歌给党听》。这首歌是雷锋叔叔作词的，雷锋叔叔是毛主席的好战士，大家一定要认真学会哟！”那个时候“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深入人心，“雷锋”这个响亮的名字，我们也不陌生。
　　 还有一次深刻印象，来自中学时期学习夏衍的《包身工》。读那样的文章，我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似乎“芦柴棒”和“小福子”被打、被折磨的场景就在眼前，与“旧社会鞭子抽我身，母亲只会泪淋淋”如出一辙。夏衍最后写道：“黑夜，静寂得像死一般的黑夜，但是，黎明的到来，是无法抗拒的。索洛警告美国人担心枕木下的尸首，我也想警告某一些人，当心呻吟着的那些锭子上的冤魂。”夏衍的话是一种暗示，受压迫、受剥削的民众正在觉醒。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有了初步觉悟的广大民众，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夺过鞭子抽敌人”，才能翻身做主人。
　　 对这位老人有了深入了解，再回到石塘，我有一种贴近老人，听到老人心跳的感动，接受到信念的感召。
　　 铅山县石塘镇是姚筱舟先生的故乡，他在那里虽然只生活了十七年，但正是这十七年的养育造就了他豁达、坚韧、顽强的品格，造就了他执着、笃定、坚持的信念。
　　 石塘是一个千年古镇，它因纸业而兴盛，因水运而发达，曾经是闽赣交通要道和货物集散地，享有“武夷山下小苏州”的美誉。明清时期，石塘“连四纸”声名远播，铅山因此以造纸业成为江南五大手工业中心之一，曾经与上海松江的棉纺业、苏杭的丝织业、景德镇的制瓷业、安徽芜湖的浆染业并肩而立。
　　 手工业的发展和交通运输的便利，使石塘在宋元时期，甚至更早就打破了地域的局限，打破了农耕文化的局限，许多与工商业文明同期共生的思想观念、文化意识、处事方式不断渗透，并与当地原有历史积淀相融合，石塘因此而具有独特的风格。在她的陶冶下，每一个从石塘走出来的人，都打上了她的烙印。
　　 如果说那段繁华的历史，对姚筱舟先生的影响，过于间接，那么石塘作为红色故土，对他的影响显然要直接得多。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石塘是赣东北苏区革命老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著名的“新四军石塘整编”就发生在这里。
　　 1931年4月27日，方志敏率领红十军进攻闽北时，攻占了石塘，建立了石塘港背乡苏维埃政权。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国共两党实行了第二次合作。当年11月中旬，闽赣省边区红军游击队根据上级指示，600多人在石塘集结，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第三支队第五团”，下设三个营和一个机炮连。在此基础上，进行扩军。经过宣传发动，赣东北各县，尤其是石塘本地参军的热情空前高涨，原先600多人的队伍扩充到1500余人。部队整编期间，第五团团部用“新四军石塘军政训练班”的名义履行职责，对爱国青年进行轮训，后大多走上抗日前线，许多人在皖南事变中牺牲。
　　 1941年1月6日，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统治集团将被俘的新四军将士、爱国进步人士和从东南各省搜捕来的共产党员约1500人囚禁在石塘，由“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训练总队第三大队”的“军士大队”负责看管，成为“上饶集中营”的重要组成部分。
　　 十多岁，正是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形成时期，家乡的红色革命和黑色恐怖，都给姚筱舟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正是从那时候起，跟共产党走的信念在他心里扎下了根。姚筱舟先生出生于旧家庭，又有多重海外关系，在那段动荡的岁月，所受的苦可想而知。但即便如此，自入朝参战提交第一份入党申请书起，他五十年孜孜以求，初心不改，直到2001年，建党八十周年之际才加入党组织。当时，他用如歌的行板，动情地说：“赤心五十载，一支忠诚歌——我心如歌!”
　　 “我心如歌”，那是一支深情的歌，是一支献给党的忠诚之歌。虽然姚筱舟先生在组织上入党，经历了半个世纪的考验，但他在思想上早已入党，《唱支山歌给党听》就是他在思想上入党时的铮铮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