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婚姻生活，或幸福、或心酸、或迷茫，都似乎只是一种微妙的触觉、听觉，再加上视觉的复合体。情感，真真切切，婚房，简简单单。
　　 “XX，你已经老大不小了，工作四五年了，不能再拖了，应该考虑一下你的婚姻问题。我给你找了一个，农村的，不远，就在三善堂，父母都贤惠，粗活细活都行，能干得很。”叔父一边抱个二曲酒瓶，一边絮絮叨叨地说。一旁的婶婶说道：“多管闲事，年轻人的事情，与你啥关系。”婶婶的一句话，惹恼了叔父，顺手扬起一节木棒。“你才几天没有揭皮，给是皮子又痒了。给我滚远一点！”
　　 其实，我知道叔父对我的读书问题、工作问题、婚姻问题都极为关心，专管大事，不像父亲，只管吃穿、学费、病痛之类的小事。读书的时候，他会随时关注我的学习情况，装作很有学问的样子，给我讲“凿壁偷光”“鲁班学艺”“王羲之吃墨”，讲孔子的《大学》《论语》，讲三国红楼，讲水浒梁山。实际上，他大字不识一个，在觥筹交错的时候，在热热闹闹的小茶馆，他听了不少古典文学中零零散散、支离破碎的东西。特别是考上大学之后，遇到亲朋好友，他总是那句话：“你看，我侄儿，煤油灯下也读出个大学来。”然后，嘴角上扬，再呷上一口酒，显出一幅很得意的神态。
　　 还在高中读书时，在农具厂当采购员的叔父就常常带我一起出差，上昆明，下四川；常常把自行车借给我，回家骑上自行车，比现在开一辆宝马、奔驰还威风；常常把我叫到家里，上“政治课”。主题是婚姻问题，具体内容是找对象的标准，必须是农村人，不一定漂亮，但一定要本分、善良、贤惠，有一定的涵养。他总是采用传统的教学方式授课，只有他说的，没有你说的，如果你胆敢提出反对意见，他就跟你反目成仇、破口大骂。一节课远远超过四十五分钟，甚至达到两三个小时。我只能左耳进，右耳出，装模作样地认真听课。
　　 没想到八十年代在金沙江畔的炎山中学，几十个教师全是男的，距离市区虽然一百多公里，但连客运汽车都没有一辆，公路不像公路，土路不像土路，好不容易坐上一辆货车，时速也就二三十公里，得走六七个小时，一个学期只有期末才能回家。一回家，父母、叔父就催命似的，这里介绍一个对象，那里又介绍一个对象，然后又是如何计划盖婚房，购置家具、手表、自行车，等等。
　　 那个年代，一个无限丰富而又贫瘠的时代，家家都穷得叮当响，仅少数人家拆除茅草房，换成了新瓦房。为了我找个对象，父母硬是省吃俭用，节衣缩食，把一分钱搬成两半来用。买几车青瓦、木料，找了几个亲朋好友，先请先生算个好日子，才开始动土。挖好基坑，买几车方方正正的石头，把灰浆拌匀，就开始砌基脚。然后是拉水、拌土，再找两幅墙板，夯土的夯土，挑泥巴的挑泥巴，拍墙的拍墙。三五天之后，需停工几天，等墙体干涸之后，再继续磊墙，先安好大梁，需炸几串鞭炮，图个吉利。最后把青瓦盖上，安上大门、窗户，就算大功告成。
　　 在农村，有了婚房散发出芳香的泥土气息，就算里面一无所有，找对象就有了一线希望。
　　 父母和叔父更是喜上眉梢，走东串西，这二十几岁还没有对象的女孩还真是稀缺。我说，找个单位上的吧。叔父马上翻脸不认人，“哼，你有工作了，了不起，不得了了，连祖宗八代都不要了！”很是无奈，就算你在市级的演讲大赛中获一等奖，你在参加辩论赛时滔滔不绝，你在给初高中学生讲课时风趣幽默，你又能咋样。
　　 人的一生是一场游戏，就两个礼，一个婚礼，一个葬礼。都与过节一样隆重。不同的是，一个是生的时候，一个是死的时候。一个是此岸，一个是彼岸。很多时候，“礼”的选择很无奈，而且，你根本没办法按照自己的思路走下去。一个秋天，连自己都没有预料到，通过亲友的介绍，与彝良的一位农村女孩相遇，没有期待的爱情，没有精彩的故事情节，更没有灵魂碰撞的火花。仅仅是一种白头偕老的约定，一种微妙的触觉、听觉，再加上视觉的作用。父母、叔父也无话可说。接下来自然是关于婚房的装修、买家具、请客等等一系列的事情。
　　 人的一生只有一次婚礼。这些年，人们已经习惯了现代的婚礼仪式，无论生于城市还是生于农村，都是几十辆婚车，富裕的宝马、奔驰，拮据的大众、五菱，清一色的黑或是清一色的白；不少农村小伙、姑娘结婚也要在城里买套房子，即使在农村，也是一套小洋房，至少一二十万的装修，几万元、十几万元的家具。新娘、新郎照片的照片是甜蜜的，气球是红色、粉色的，LED灯串是浪漫的，电子蜡烛是唯美的，心形便利贴是杠杠的，或者中国风，或者外国味。有钱的没钱的，都要办得热热闹闹、风风光光。就像演一出戏，导演就是新娘、新郎。
　　 我们村子的八十年代，再穷，几乎每一家结婚也很是风光的。只要高音喇叭一播放音乐，大门上贴着大红喜字和对联，院子里砌几个大灶，支几口大锅，几个厨师叼着烟眯着眼在油锅旁炸肉炸菜，就一定是在办喜事。洗菜、淘米、切肉、刷盘子都是邻居婶子大娘嫂子。一桌菜八九大碗，上一盘菜，都抢着夹，基本上都是光盘行动，如果剩下几个酥肉或者肉片，老奶些就用纸张包起来，拿回去给孙子孙女们吃。那时候穷，老百姓平常是吃不起肉的，但手头再紧的人家，也要备几个“大件”，肘子、烧鸡、红烧鱼、蒸排骨、红烧肉等等。男人们喝酒，行酒令此起彼伏。碗碟“哗啦啦”地响，油锅“滋滋”地响，鞭炮也“噼里啪啦”响起来，就意味着新媳妇来啦。
　　 小时候特别喜欢看别人婚礼的热闹场面，亲戚朋友去参加婚礼都得带上一匹六尺长的红布，十元至五十元的礼钱。一边给新郎挂上红布，一边要说一些吉言吉语“挂花红，卸花红。挂上花红，喜气洋洋。新娘脸盘圆又圆，养个儿子状元郎。”这个环节叫挂花红。村里都是回族同胞，撒喜果是穆斯林特有的风俗之一，就是往新郎新娘身上抛撒核桃、枣子、桂圆、板栗、瓜子、花生等干果，让小孩子们去抢，以示祝贺和喜庆吉祥，早生贵子；其次是闹房，闹房在先秦时期就已经成为结婚仪式的一种风俗。属于年龄、辈分相差不多的年轻人的一些恶作剧，也是对新人的祝福，有的比较文雅，有的比较粗俗，关系越好闹得越厉害，闹得越厉害大家就越开心；然后是入拜天地，只见新郎身上披着红，笑眯眯的，新娘蒙着红盖头，跟新郎拜天地，主婚人在一边高喊：“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扶入洞房。”新郎新娘就手牵手地走进洞房。
　　 八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曾经备受推崇的“三转一响”“72条腿”开始悄然退位，取而代之的是四大件：冰箱、电视、洗衣机、录音机。
　　 “你看，我们家穷，要么请你二大爹给你打个衣柜，做张床，其他你自己想办法？”父亲很难为地对我说。
　　 结婚只有婚房没有家具肯定不行，不说买冰箱、电视、洗衣机、录音机，除了女孩娘家的几床铺盖陪嫁，房子的粉刷、打地皮大概需要一千元，简单的木床、衣柜、桌子、餐具、大概就需要两千元。随便请个三五十桌客人，至少也是两千元。我一个月工资四十多元，就是从八十年代降低到七十年代的标准，这婚也结不起。
　　 “妈，我们去旅行结婚行不行？”
　　 “什么叫旅行结婚？”
　　 “简单地说，就是去几个城市、风景点走一转。”
　　 “结婚不办婚礼、不办酒席，这还叫什么结婚呢？不过，这个也好。你爸和我结婚也就贴个喜字，挂张毛主席画像，请几桌客。只要艳艳同意就行。随便去几个小城市，不要去大城市哈。”
　　 那个年代，旅行结婚也算是一种时髦。比举办传统婚礼简单、自由，没有那么复杂，那么排场。于我而言，选择面对两个人独自见证自己的婚姻这种方式，就两个人随意折腾，最主要的是可以节省两三千元的开支。
　　 结婚照是我们人生之中的第一张照片。新娘没有化妆，素面朝天。没有昂贵的戒指，没有漂亮的婚纱，洁白的面纱，连一件红色的礼服也没有，却依旧“一生一世一双人。”我和艳的结婚照都是黑白的，穿一套普通的西服，胸前贴朵大红花。
　　 如果说那是个白衣飘飘的年代一点也不过份。与一件白色的“的确良”衬衣，一条蓝布裤子和一双白球鞋，一支手电筒，一个军绿色水壶有了美丽的相遇，就有了新婚之旅，我们的爱情也有了时代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