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60年代初期，我出生在贵州息烽县最边远、贫困、落后的原王家坪公社合箭大队小竹苗生产队。1976年5月在合箭大队小学读五年级时，被推选为学生代表，参加了息烽县黑神庙区组织召开的为期半月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辩论会。
　　 听说我当了学生代表，爸妈、哥姐、还有大嫂替我高兴得不得了，夸我在学校聪明好学，如此下去，将来一定有出息。为让我风风光光参加会议，妈妈把家里用来为大姐购置嫁妆的一点积蓄，都拿出来给我制了一套新衣服，买了一双新鞋子。
　　 这是我打小第一次这么长时间离开爸妈，单独出门在外。小时患有支气管哮喘病，经常会因感冒引发，发病后就会喘累，喉咙里会发出滋滋的哮呜音，严重时还会呕吐，吃不下饭。虽然体弱，但顽皮，爱说好动，脾气不好的我，真让家里人放心不下。
　　 记得临近开会的头天晚上，妈妈给我弄了许多好吃的，不停地往我碗里夹菜。吃过晚饭后，坐在堂屋里，一家人千叮咛，万嘱咐，要我在开会中遵守会议纪律，只听就行了，实在需要发言，就问问同去的校长，千万不要乱说话、犯错误，不要给全家人丢脸等之类的话。
　　
　　 二
　　 那晚，在公社上班的大哥也赶回来了，他告诉我，当今社会帽子满天飞，棍子随便打，大字报四处贴，千万要小心。接着摆起了一些人做错事，说错话，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的活生生的事例。
　　 某地一个公社革委副主任，名叫郝亮，年轻气盛，在文化大革命的运动中表现突出，批斗有问题的干部或群众时，总是冲锋陷阵，不辞辛劳，是个前途无量的干部。
　　 一天，郝亮在抄一个地主家的屋子时，在地主家大儿子枕头下，查找到一本详细记载着谁分他家多少田土的账簿。看到记账簿后，立马被认定是“变天帐”，是企图等待时机，反功倒算，是典型的现行反革命份子。这家伙当即被揪出来狠狠批斗，打得半死，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不久，郝亮在组织公社、大队干部批斗地主儿子的一次会上，拿出那本“变天账”和《毛主席语录》，一块儿放在桌子上，说着说着激动了，就站起来，脱稿讲了一席话：“那些被推翻，被打倒的狗地主和他们的崽儿们，日日夜夜做着死灰复燃的黄粱美梦。你们看，这个反革命分子就是一个典型，他在阴暗角落里做的‘变天帐’，和《毛主席语录》一样大。我们贫困农民在党的领导下，好不容易推翻了地主阶级，分到了土地，过上了好日子，他还在那里想变天，我们岂能答应。”他在讲话时，左手拿着毛主席语录，右手拿着地主儿子的“变天账”，举过头顶，给大家看，的确一样大。
　　 郝亮话音未落，一个参会的大队干部站了起来，指着他，大声吼道：“郝主任是现行反革命分子，说地主儿子的‘变天帐’与《毛主席语录》一样大，那‘变天帐’敢和伟大领袖《毛主席语录》相比吗？”这一吼声，让参会的人像在睡梦中震醒过来一般，刚才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听到郝主任这样说过，就纷纷站了起来，举起拳头，挥臂高呼“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郝亮！”。
　　 一些人立马冲上台去，把郝亮绑了，拉他和那个地主儿子站在一排，现场进行批斗。从此，郝亮变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
　　 又一回，有一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年轻后生，名叫铁石，一大早去大哥所在的公社办事，在公社办公室里，听到一位干部在高声训斥一个社员。原由是这个社员家有一块地，被隔壁邻居家的一个刁蛮女人侵占了一部分。这个妇女反而恶人先告状，跑到公社找到那位干部流泪诉苦，装可怜，说隔壁那家男人，看到她丈夫前两年生病死了，见她又是一个弱女子，就欺辱她。
　　 这位干部听后，二话没说，就吩咐民兵把那个男人揪到公社革委会，不问青红皂白，就拍桌瞪眼，大吼大骂：“古言讲，男不同女斗，山不同水斗，你一个大男人，居然敢霸占一个孤寡女人的耕地，我看你是吃了豹子胆不成……”
　　 那个男人从未见过这种场面，吓得尿都窝在裤裆里了，颤颤巍巍地说，“领导，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
　　 “这他妈还有天理吗？谁讲的男不同女斗？无论是男是女都要讲公正公平，我看惹老子毛了，尖子蚊我都敢同他斗”。
　　 原来，铁石在公社办公室外遇到了那个挨批评男人的老婆，无意中询问到整个事情的真相，“一个大路不平旁人铲”的正义感撑着他的胆子，他想都没想，就站了出来，挑战了这位干部的底线。
　　 这位霸道无理的干部听到声音后，心想是谁这么狂，敢这样说话，真不知天高地厚。抬头一看，是一位年轻小伙，随即跳了起来，大声叫道：“真他妈反了，敢把我一个堂堂的公社干部当成是一只尖子蚊，这是侮辱党的干部，是现行坏分子，快把他抓起来。”
　　 几个民兵蜂拥而上，绑了铁石。那位混淆视听的干部一气之下，给年青社员铁石扣上了一顶“坏分子”的帽子。
　　 还有我们家三叔和幺叔，也是不慎重，不小心，在前些年大跃进时期吃了大亏。
　　 曾经当过兵，参加过入朝志愿军战斗的三叔退伍后，当上了大队主任，当时自己人年轻饭量大，又生怕老百姓挨饿，就谎报了大队的粮食产量，上级领导察觉后，给他扣上了坏分子的帽子。
　　 幺叔读过几天私塾，认识几个字，生产队长安排他用油漆写宣传标语，本想在墙上写“大跃进万岁”几个字，可写完了大跃进三个字后，天黑了，打算明天再接着写后面的字，不知是谁在深夜，偷着添上了“拖死人”三个字，“大跃进万岁”变成了“大跃进拖死人”，结果幺叔深更半夜被抓走，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
　　 三叔、幺叔犯错后，经常被红卫兵揪去批斗。幺叔在一次批斗中，被红卫兵拳打脚踢，差一点被打死。
　　 听了大哥给我摆的这些故事后，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烙下了深深的印痕。那晚，我躺在床上好久好久没有睡着。
　　
　　 三
　　 黑神庙区辖五个公社，参加会议的有公社所属学校的校长，还有各公社推选的5名学生代表，共计200多人，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会议在黑神庙小学坝子里召开动员大会后，就以公社为单位分组展开讨论。会议结束的那天下午，召开了总结大会，全面总结半个月会议所取得的成果，安排今后反击右倾翻案风工作。
　　 会议召开期间可热闹了。大喇叭里，不停地滚动播放《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国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通知决定》，会场周边的墙上窗台上挂着、贴着、用石头压着一张张的大字报，会场成了一个大鸣、大放、大字报的天地。许多校长，学生代表等参会人员，结合自身学校的问题，踊跃发言，大胆揭露，一些不是自己的问题，只要有人提出来，是对是错都要接受，不能狡辩。
　　 有一天，轮到我发言了。我想到在学校读书时，我家离学校有20多里远，到学校小路爬坡过沟，坎坷不平。学校规定每个学生每学期要上交学校200斤草木灰，用于学校种地使用。那时，我生病走路都吃力，哪有力气背灰，爸妈就只好请其他学生给我背，有时还亲自替我背灰去交。还有，学校每周要组织学生铲灰、下地除草、摘菜叶等，雷打不动要劳动1天，影响了学生的学习。
　　 想到这些，我就实话实说：“我们学校要求每个学生每个学期要挑200斤灰到学校交，每周还要参加一整天的劳动，我认为这不妥，学生应该以学习为主，这个能不能改改。”我说完后，其他几个学生代表也有同感，附和着同意我的想法。
　　 这下子，可惹恼了校长，校长马着脸，生气地责怪我不该乱说，应该在发言前征求他的意见。
　　 那天晚上，我生怕说错话被批斗，心里着急，睡不着觉，深夜时下起了大雨，气候骤凉。第二天，我受凉哮喘病发了，又喘又累，只好躺在床上，请了假。
　　 在公社工作的大哥知道我病了，立马在街上买了一条几斤重的大鱼来看我，带我去医院打了一针，买了一些药，第三天，病情好转，又坚持着参加开会了。
　　 大哥看我时，听到校长说我在会上揭学校的老底，就悄悄的跟我说：“你来开会时，我们不是跟你讲过，叫你不要乱说吗？还好你是学生，说错话不追究，要不然有你受的，学生在学校劳动是不忘劳动人民的本色，长大能成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有用人才。学校组织劳动有啥错，记住了，不要乱说了哈。”
　　 后来，我再也不敢乱说话了，认真听别人讲，履行了学生代表职责，圆满结束了那次会议。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全党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对过去的错误全面进行了纠正，一个充满希望，充满活力，充满生机的中国从此迈入了新时代，跨上了新征程。
　　 岁月苍桑，人到老年，回首一生，我曾当过县、乡党代表和人民代表等各类代表，可我记忆最深的还是小时候当过的学生代表，尽管那个错误的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它毕竟是我人生中的第一堂课，我永远不会忘记。
　　
　　 2021年8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