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
　　 词是如此，小说何尝不是如此。
　　 读陕北著名作家刘亚莲的长篇小说《又是秋风乍起时》，对此深有感触。难怪该小说入选2021年6月份中国好书榜。
　　 小说，我们时常能看到一种学养底蕴的境界。看张贤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你会发现他对佛洛伊德心理学认识之深；你看徐迟的报告文学，你会惊讶他自己也快是研究哥德巴赫猜想的专家了；你看《红楼梦》，你会感叹曹雪芹对大观园的描写，处处是园林行家的笔触。刘亚莲的小说也有这个味，比如她写永义和染坊，谈染业祖师梅葛二仙，说染坊春联“竿头悬翠色，缸内起金花”，聊印花布的扎染法，介绍上色“染一遍称玉白蓝，两个玉白蓝为毛蓝，两个毛蓝为深蓝，两个深蓝为缸青，也叫藏青”，无处不显示作者对民间印染业的谙熟。读这样的小说，我们感觉真真切切走入染坊，父亲是染坊的一把好手不再是一个形容词，而是活灵活现的站在我们面前，对塑造人物，为情节的发展埋下伏笔，都显示了其不可替代的价值。
　　 我常想，有些小说家写豪华的盛宴，不能在笔下把一碟一碟的美味佳肴端上来，写中医专家不能把五行生克医理的君臣佐使用药说几句，写书画鉴赏家总一笔带过，写谋略家却和平庸的人差不多，想不出什么好计策。所以看起来似乎总缺点什么。而刘亚莲的写染坊，有一种“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境界的感觉，而又不同于印染业的教科书，哪一处不是文学的笔调、刻画的需要呢？哪一处不是情节的一环呢？
　　 写民间的秧歌，走不同的阵图，她写道：“父亲最经典的阵图有，里外十二莲灯、蛇盘九颗蛋、天地牌子、枣骨子乱开花、三鱼一只眼、千里一朵云等等”，看来“父亲”的迷人之处不少，难怪有女人钟情。写“敖包”一词的来源，让读者也感到走入了内蒙。姐姐跟上父亲，过黄河走了，作者写道“母亲把目光拉得很长很长，长得能跨过黄河，系住对岸的吕梁山脉。”这分明就是诗，没有对诗意境深度的把握，也很难写出这样的句子。父亲因奶奶斥责“那女人”，而出走，“他从母亲身边走过的时候，狠狠瞪了她一眼，脚板很重，重到可以把院子里坚硬的地面踩出裂缝，这裂缝，吞没了母亲最后一丝的希望。”这儿写父亲的恼怒，写母亲的感受、心痛和失望而出现心理幻视“踩出裂缝”，无不是对人情世俗的洞察。对民俗的了解，也让人感叹，如陕北方言“拜老子”，窗纸暗了点清油让亮起来，甚至用民间验方车前子，等等。
　　 看来，学养来自无字之书和有字之书，也来自自己的生活实践和各种艺术活动。
　　 看刘亚莲的小说，语言境界可以用这么一个比喻“看山葱茏并有宝藏，看水澎湃又有骊珠”。或者说她的小说语言，表层鲜活生动而又富有灵性；深层蕴含丰富而又暗藏机巧。
　　 可见语言锤炼的功底。
　　 好的语言，不仅在炼字巧，修辞美，也在句式的恰到好处，句群的布局更具魅力。
　　 作者写金牙，“女人说这话的同时，把秋水般勾魂摄魄的目光黏在父亲的脸上，久久不肯挪开。”这里一个“黏”字，有炼意的高妙，既有诗歌炼意的蕴情，又有小说表现人物的心理活动、刻画人物性格的特点，并成为情节链上缀着的一个明珠。作者比喻父亲看晾好的布匹，“就像一个皇帝凝望着自己打下的江山”，生动地表现了父亲对凝结自己心血的布匹的珍爱，对自己劳作成就的自豪，对未来生活欣喜的期待。
　　 作者写金牙走了，“陈箱档只淡淡的回了一句：哦，晓得了。声音低沉，像一股从峡谷里吹出的阴风，带着深不见底的忧郁”。作者明白，人的语言，有时其蕴含的意思、情感和心态，不在语言表面，而在语调。就像同样是一个答应的“嗯”字，爽快的答应，犹豫的答应，不耐烦的答应，生气的答应，语调都会不同。这个比喻，实在用的很准确，很生动，而又耐人寻味。
　　 姐姐秋儿被带走了，于是“别人的时间都是一一闪一闪地过，而母亲的时间，则像蜗牛一样一寸一寸地爬，这每一寸，都划在她滴血的心上”。我们常听这样的话，“一日不见，如三秋兮”；或者“欢娱嫌夜短，寂寞恨更长”，看来人们对时间长短、时间位点和时间顺序的感觉，时常和人的情感、心理状态有关，作者这样精彩的句子，也正反映了这一点。
　　 杰出的小说家，写法一定有自己的一套，不会老跟在前辈的屁股后转悠。
　　 刘亚莲的这部长篇小说，总能看到一些散文写人叙事的影子。这样写，看起来有些“散”，却更接近生活，所以就更显得真实，更富有人间烟火味，也就更能动人。
　　 比如第11节，写豆子哥给小狗黑子起名，写编蛐蛐笼子，写吹叶哨，写和豆子哥一起听母亲讲神话故事，一起遛鸟等等，都是互不关联的生活小事，是散文的写法。从整个小说来看，先写父亲，再写豆子哥，最后写萍儿和李翠萍。也有些“散”。
　　 散而有味，有何不可！ 把“散”融入小说，张弛有度，更容易把时空纵横的生活片段组织起来，也更具有生活感。我讨厌过度的冲突，讨厌安排好几条冲突线，没有悠然自得的生活描写，这分明是娱乐至上的写法，是通俗小说的技法，给人非常虚假的感觉，纯文学很少这样写。
　　 小说当是虚构，散文当是写实。她的小说是一种纪实性的小说，所以许多情节也像散文一样，就是生活中发生过的，所以顺手拈来，就有真之可信，善之价值，美之魅力。
　　 作者有在内蒙找姐姐的经历，所以给人感觉写的真实总是大于虚构。如找姐姐的路上晕车，晕得难受，“心肝肺都被抖成了碎片，肠子断成一截一截”，何等真切。能找到姐姐，只因有人把自己错认成姐姐，让自己猛然醒悟此人应该认识姐姐，而随后真的找到，这戏剧化的一幕，虚构很难想出此等巧妙的转机。拿出小时玩过的染色杏核，想唤起姐姐的回忆，又是多么的合情合理。姐夫看到妻子找到了亲人，出门去买鸡买鱼，高兴的“拿着篮子出门后忘了穿外套，穿了外套出了门又忘了拿钱”，多么感人。写姐姐潜意识里喜欢蓝色，是因为她们就生在一个“挂满蓝色布匹的那个小院”，又是直撞读者的心扉。
　　 散，散得何等的有独特性，散得何等的有艺术性。
　　 过去常听说，主题当鲜明；现在却常听说，主题当扑朔迷离。主题鲜明，是情节剪裁的单向性；主题朦胧，却是情节剪裁的立体性。一个视点集中，像牡丹园看牡丹；一个视点却更生活化，像春天在郊野看百花。如《红楼梦》，鲁迅先生说；“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这样看来《红楼梦》就具有这样的特点。正如余秋雨所说“伟大的艺术作品，没有清晰的主题思想，也没有简明的结论。”我见过海明威的《老人与海》，那老渔民是失败者，还是胜利者，主题难琢磨。也有人写小说会安排几条主题线，想来个多主题小说。也有人，把人和故事写出来，不以主题来剪裁，而写得更丰满，至于主题不硬塞给读者一个主题，而让读者去思考，这是对读者的尊重
　　 那么刘亚莲《又是秋风乍起时》怎么样呢？有个文友说不知写什么，我听了这带着贬义的评价，却分明感到是褒奖。
　　 当然普通人看小说，也许并不会思考主题，他也许会对小说中富有哲理的句子倾倒，比如可能注意到刘亚莲小说中所说，“人一生中的许多麻烦，多半是由于太快地点头或太慢地摇头”之类。或者“母亲常说，一个人的心小了，所有的事就大了；心大了，所有的事就小了。”而对读者的影响，更多的是对一些小细节或小情节，有所感悟，而融入自己的思想。只要这小说，有生活气息，能生动地表现人的个性，能体现洞察世间万象，就会在读的时候，有触动人心灵的一瞬。你会在哪儿艺海拾贝，是多是少，谁也说不准。甚至有些思想结论，读者倘若说出来，你会感到意外。如我看作者写金牙骂人，“明知道是个破车还非要走夜路，转世投胎也不在乎迟走几个小时。“这黑天半夜荒山野岭的，下车后被狼叼走，你就没有祖宗了”，我脑子中闪现的是只要经常做一件事，你就会成为天才，你看金牙这骂的，很有语言天才的味。
　　 写到最后忽然想到一点。
　　 作者用第一人称来写，我们看她的小说，就似乎随时能看到她叙述时的情态，笔调也随之或庄或谐，而在庄谐间进入“她”的内心世界。无须多说，随意举一例。
　　 她在内蒙包头哈业敖包镇白铁铺找到姐姐，姐妹相逢心是暖的，却写道“又是秋风乍起时，窗外，风也萧萧，雨也潇潇。”这反差中形成一种衬托，技巧何等娴熟。写到这戛然而止，给我们留下无限的想象空间，又是大智慧的笔墨流露出的表现自信。而这“庄”的笔调，又让我们感到“我”找到姐姐后，由兴奋趋于平静的心理，为下一节自然而然转入回忆做好铺垫的一笔。
　　 而幽默也是一种境界。
　　 幽默不同于诙谐，读者思而微笑是幽默，触而爆笑是诙谐，所以幽默更需要一种智慧。抿嘴微笑还是捧腹大笑，也许是二者的面部表情特征。
　　 幽默有酸幽默，甜幽默，苦幽默，辣幽默，种种不同。往往反映了不同的语言环境中幽默之人的不同心态。
　　 矛盾的统一，也许是幽默的内部结构，是和谐与冲突，合理与悖理，也是也非，有机结合的产物。
　　 比如这部小说，有这么一段：
　　 豆子哥画的黑子像极了，画完后，还不忘在画像旁边歪歪扭扭地写上“刘黑子”三个字。自作主张让黑子与我们同姓，我是同意的。
　　 中国人历来骂人会有“狗”这样的字眼，没有谁会说狗是自己的本家。所以从常理来说，这有些荒唐；但从“变理”来说，也即在一定的条件下，又是合情合理的。
　　 豆子哥，喜欢“我”，自然就喜欢这个“刘”姓，这是心理学中的晕轮效应的表现，所以他喜欢的黑子，也觉得该姓刘；“我”对豆子哥的依赖、信任和感情，对小黑的疼爱，也决定了“我”对这个用姓的态度。所以当我看到豆子哥这个对黑子戏谑的称呼，而“我”又严肃的说“我是同意的”，觉得是一个甜幽默，人物甜，读者感觉也甜。
　　 而这也让我想到了一句歌词“就像老鼠爱大米”，谁会把自己比喻为老鼠呢？又有谁会把所爱之人比喻为大米呢？形似神不似的不和谐，却有幽默的效果，这蕴含矛盾冲突的语言就会有独特的魅力。
　　 再比如这么一段：
　　 我讨厌二狗子还因为有一次我们在河里打水漂，英勇无比的豆子哥只打了五下，可二狗子却打了八下。尽管二狗子很讨人厌，但他有一条新卡其裤子，所以，豆子哥让我处处让着他。
　　 这讨厌他，荒诞而又合理；这让着他，也荒诞而又合理。幽默自在其中。
　　 写小说，没技巧不行；有技巧，没学养的滋润，就会不厚重；有学养，没有高深的审美理念，就会走入歧途；有审美理念，没深刻的思想，就会缺少灵魂。作家刘亚莲长篇小说《又是秋风乍起时》，能把这几者能完美的结合起来，实在令人叹为观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