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姥爷早年离开家在外闯荡，在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里学习了文化知识和绘画技艺，在我很小的时候，他就在蚌埠市某小学做了一名美术老师，直至退休。
　　 每年的假期，姥爷会抽空回到老家来。暑假也许不一定，但过年是一定要回来的。
　　 他每次回家，都捎带回很多东西。比如，送给小孩的玩具，给老人的点心，还有各式各样的烟花。这，不光给我们小孩子们带来了莫大的惊喜，也给全村的男女老幼大年初一的上午带来一场狂欢的聚会。
　　 这烟花，一般是在饭场或村子中央的井台旁边燃放，周围挤满了看稀奇和凑热闹的村民。每燃放一颗，都招来众人的惊呼，大家一致抬头望天，寻找燃放后的遗留物。过一会儿，就会有哪个半橛子兴冲冲地跑过来，对大家宣称他找到了降落伞——从烟花里面弹射出去的小小的彩色纸伞。烟花的燃放时间，当然是晚上最好，但是那样的话，就不会有这么多人挤在一块儿热热闹闹的了。
　　 过年的时候，姥爷还有一项保留节目，就是大年三十晚上的年夜饭。只要姥爷在家里过年，他一般都会在除夕亲自下厨，从置办菜品到亲自烹调，总要弄出一大桌子丰盛的菜肴。其中，糖醋鱼和米粉肉这两个菜，是他必做的，这也成为我们这些小孩子，尤其是吃货老二最欢迎的节目了。
　　 有姥爷在家操办的春节，热闹，喜庆，充满乐趣。
　　 二弟是个馋鬼，成天嚷嚷着要吃肉。姥爷喜欢这样逗着他玩，“元，回来把你屁股上的肉割掉一块，放在锅里给你烀烀吃，好不好？只给你一个人吃，别人都不给。”傻乎乎的二弟只要听说有肉吃，自然是高兴的。当看到别人都在笑他时，就醒悟过来，知道自己是上当了。
　　
　　 二
　　 姥爷平时不能回家的时候，偶尔会写信回来让姥姥到他那里去。我小的时候，一刻也离不开姥姥，就会随着一块儿去，所以我的童年，有一段时间是在蚌埠度过的。那里有姥爷工作和居住的学校，也有大姨和三姨的家，还有小莉、小俊、三毛以及红星、大卫那帮孩子们。二年级的时候，我还在那里借读过一个学期的功课。
　　 姥爷的宿舍外面，劈出半间来，作为木工房。几个木工师傅成天不停地在里面推啊刨啊，敲敲打打的，不光修补一些坏了的课桌椅，还要制作一些所谓宣传道具。比如，最常见的那种木头制的步枪，可以供师生们排练、演出或军训使用。
　　 离木工房这么近，有一个明显的好处。那成堆的刨花可是引燃煤球炉子的好材料，还有那些木头边角料剩下的小木块，方形的，楔形的，甚至圆柱形的，既可以做玩具，又可以涂上色，做绘画基础课的教具。所以，木工房的存在虽然带来了一些噪音和粉尘污染，但是也给姥爷的生活和工作带来了几分便利。
　　 姥爷所有的生活空间，就只有那一间二十几平方米大的屋子，既是卧室，又是饭厅客厅，还是他画画的工作间。小小一间房，具备了各种功能，因此也就显得有几分杂乱。为了省电，他平日里都仅点一只15瓦的白炽灯，只有在作画的时候，才通过转换开关，打开那只60瓦的大灯泡。那时候，他需要安静，我和小莉姐就不能随意地跑来跑去，只能在床里面那个狭小的空间里呆着。小莉把姥爷那些空的颜料盒子拿出来，一只一只地首尾相接在一起，摆成一长列，说那是火车，我们就推着那些颜料盒子在床上蜿蜒着行走……
　　 记得有一次刚到蚌埠的时候，姥爷正在画一幅毛主席的画像，那是在一张很大的硬白纸上面作画。姥爷始终小心翼翼地，不敢出任何一点差错，因为要画得非常非常像才可以。所以，他每次作画，都要打开那个很亮的灯泡，其他人也都不敢高声说话，不敢随意走动，气氛很肃穆。
　　 据姥爷说，曾经有个很有名气的画家，画了一幅巨大的毛主席彩色画像，挂在百货大楼的外墙上。后来，那幅画被别人发现有些地方画得不够准确，就说他恶意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把画家给抓了起来，受尽了各种折磨，后来还被人给打死了。听起来真的好恐怖啊！所以，不能出任何一点微小的差池，还不能不画。因为这是校方交给的任务，还必须完成才行。
　　 学校的大喇叭里成天高声播放着一些革命歌曲，时不时地，还会插播一条最高指示：“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三
　　 那个特殊的时期，学校教室的那些窗玻璃，随时都有可能被满怀革命豪情的红卫兵小将给砸了。因此教学楼的下面，经常就会有一些碎玻璃渣子，碎铁屑什么的。
　　 我和小莉姐经常去捡拾这些废品。在靠近学校院子西侧的墙角处，有一个垃圾堆，也是我们经常光顾的场所。修旧利废，勤俭节约，变废为宝，是那个时期所提倡的。我们这样做，并没有什么害处，也得到了姥爷各方面的鼓励和支持。
　　 但是，我们一直得不到那些大块的铁一类的金属，因为捡拾废品的可不止我们两个，像样点的，甚至稍大点的硬纸片也早就不知所踪了。我们只能拾到一小段锈铁丝，一块指甲盖大小的铁片之类的东西。往往几天下来，收获甚微，加上那些碎玻璃、废塑料、硬纸片，再加上姥爷平时画画用剩下来的颜料锡管，只要凑够十几斤。
　　 收拾好这些废品，姥爷会用一只旧纸箱子装了，捆好，再用一根棍子穿过去，让我和小莉姐抬着送到废品收购站去。
　　 我们抬着摇来晃去的装废品箱子，走得可不近呢！要经过百货大楼，穿越二马路，再通过一处铁路道口，废品收购站就在道口那边几十米远的地方。我们排着队等待废品站的工作人员给我们的物品进行分类、过磅，接过卖来的钱，一般是几毛钱，多的时候有一块多钱，再循原路返回。
　　 我们每次都把卖废品的钱原封不动地交给姥爷，但有一次例外。那一次，小莉姐在一个卖五香蚕豆的小摊贩面前停下来，好像再也迈不开步子似的。最终她买了五分钱的蚕豆，分给我一半，我们把蚕豆放在手心里，站在街边，望着马路上的人来车往，慢慢将东西吃下去。那几颗蚕豆的香味儿，简直妙不可言。
　　 在此之前，我好像从来都没有吃过那样美味的东西。
　　
　　 四
　　 更多的时候，姥爷不是在作画，而是写美术字。学校出于宣传的目的，需要大量的美术字来做标语、对联，姥爷不光要写，还要动用美工刀、剪刀、浆糊之类，将那些红、绿、黄各色亮闪闪的彩色纸，剪出各种字的形状来。在此之前，要先用2H的铅笔，在上面打上字的轮廓线，类似于一个个的空心字。
　　 我在一边观察着，看得多了，就对空心字的写法产生出极大的兴趣，没事的时候，也一个人拿起铅笔，在一旁偷偷地进行练习。那段时期，我正在学校二年级的一个班里借读做插班生。在一次算术课的课间自习时候，我拿出铅笔，在作业本的空白处练起了空心字，一共写了五个大字：“毛主席万岁！”那一次写得挺顺，也颇有些洋洋自得，很有几分夸耀的意思，就放在课桌的明显处。很快，便轻易地就被班长——那个各方面都几乎完美的小男生给看到了。
　　 正在这时，教算术的李老师走了进来。
　　 班长一把抓起我放在桌子上的作业本，举到李老师面前，以一种十分严重的强调语气说道：“老师，你看，你看！他在毛主席上面画小孩头！！”他的口型，就停留在最后一个头字的发音上，就那么一直撅着，似乎充满着阶级斗争的警惕与敏感神情，也一直关切地望着老师。
　　 李老师看了一眼作业本，转过头来，以一种冰冷戒备、充满敌意的目光望了我一眼，抓起作业本，转身就夹在了自己的包里……下午放学以后，我回到姥爷的住处，还没来得及写作业呢，就见姥爷搬了一把椅子放在门边，手里抓着一把塑料米尺，叫我到他的跟前去。
　　 我凭直觉知道出事了。
　　 姥爷让我伸出右手，他用左手抓住我的指尖，右手挥动尺子，在我的手心里“啪”的就是一下。“你在教室里写的什么？你说，以后还写不写了？”他声色俱厉，两只手因气愤而索索发抖，接着又用尺子在我的手掌心拍了两下。
　　 说实话，姥爷打得倒是一点都不疼，甚至都没有打红。可是，我却不争气地大声哭了起来：“我不敢了，我以后再也不写了！”让我泪流满面的，不是身体上的痛楚，而是姥爷脸上那付吓人的神情，是他脸上那种深深的焦虑、绝望和忧伤把我给震住了。哭着哭着，在我的内心深处，慢慢地滋生出了仇恨的嫩芽，当时的我也许并不知道。在我童年的记忆里，那是姥爷对我施行过的唯一一次体罚，更多的则是疼惜和关爱。
　　 一天晚上，姥爷用充满神秘而又兴奋的语气对我说道：“我们今天晚上吃螃海！”我果然听到进门处的一个瓷盆里，发出了抓爬的声音。揭开盖着的箅子，就看到有五六只大螃蟹正在里面蠢蠢欲动。
　　 螃蟹是放在箅子上蒸熟的。出锅的时候，我惊奇地发现所有螃蟹都披上了一件红彤彤的外衣。姥爷认真而仔细地准备好吃螃蟹的佐料和工具，并向姥姥和我介绍说，以前的大户人家，吃螃蟹时还会有一套专门的工具，包括小叉子、小剪子、小锤子之类。我听了甚感惊奇。那时候，虽然市面上的螃蟹卖得很便宜，由于姥爷的工资比较低的缘故，还是偶尔才可以吃上一次。
　　
　　 五
　　 童年时代的我，有过几次去蚌埠的经历，差不多每次都是和姥姥一块儿去的。记得有一次，我们一大早就来到通往县城的公路边上，在那里等待进城的班车，恰在这时，爸爸收到了一封姥爷从蚌埠寄过来的信。
　　 他展开信纸，站在那里读了一遍，眉头不由得皱了起来。
　　 “信里边说些啥？”妈问他。爸爸把信的内容给她读了一遍，信的大意是说，姥爷最近刚刚生过一场感冒，身体很虚弱，右手还起了甲沟炎，整只手又肿又痛，连挤牙膏都很费事，怕照顾不过来，所以这一次，希望就姥姥一个人去。
　　 “小林就不要来了”，我得知了信里的这详情，立刻就闹着要回去，而且整张脸都开始发起烧来。本来，我想跟着去一个向往已久的繁华都市，一切都已经准备好了，却忽然得知，那个地方的主人其实并不希望我去。瞬间，那敏感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打击，整个人仿佛都变得无地自容起来。见状，家人开始对我进行劝说，妈劝我，小姨也劝，说是没事的，真去也就去了。可我就是死活不听，觉得自己一点面子都没有了，无论如何闹着非要回去。
　　 怎么办？眼看车就要来了，爸忽然心生一计：“我来给他姥爷写封信，说明一下情况。”
　　 解铃还需系铃人，由“信”引发的意外情况，当然还要由“信”来解决，爸爸这一招可真是太高明了。只见他说干就干，立刻从身上掏出一支笔，趴在邮局营业部的柜台上就写了起来。
　　 短短两分钟时间，爸爸的这封信洋洋洒洒一挥而就，然后将信纸折叠，让姥姥揣在衣兜里，到达后亲自交给姥爷。
　　 “好了，这下没事了。”小姨对我说道，“等你姥爷看了信就会明白，一定会欢迎你去。”
　　 家里人都知道我是一个特爱面子的小孩，即便是最想要的东西，也不会自己主动开口要求。在公社农技站，小姨就是这样向她的同事小宋介绍的，说我非常爱面子，特别讲意思，而且还很实诚，知青小宋满怀兴趣地打量着我这个既爱面子讲意思，同时又很实诚的小孩子。
　　 汽车来了，妈妈、小姨将姥姥、爸爸和我送上车。有了那封信作保证，我终于同意了家人的劝解，就坡下驴，也使得一场风波得到了平息。我们乘坐公共汽车来到县城汽车站，爸爸给我和姥姥买了票，他一直站在汽车站的院子里，目送着汽车离开……
　　 对我来说，坐在汽车上观看沿途的风景，是一种十分惬意的享受。窗外的景色一直都在变，公路，田野，小河，树林，都仿佛匍匐在地面上，随着汽车的行驶，像一个大转盘一样缓缓移动。
　　 最激动人心的，还是过了怀远接近蚌埠市的时候。在逐渐变得昏暗的夜幕之中，星星点点的灯火点缀着雾蒙蒙的田野，视野里忽然展现出一片建筑物的奇景，灯火璀璨，星光交汇，金碧辉煌，激发着人们最大胆的想象，显示出某种未知的奢华与繁荣。
　　 汽车经过几个车水马龙的街口，最后终于在长途汽车站停车下客。姥姥和我来到机动三轮拉运旅客的地方，只见姥姥掏出一个上面写有学校地址的纸条，交给三轮车夫。年轻的三轮车夫看过纸条，就立刻启动车子，拉着我们风驰电掣般地向前行驶。在一阵令人眼花缭乱的左拐右拐之后，三轮车戛然停下，只听车夫说声“到了”，我们抬起头一看，果然，姥爷学校的大门映入眼帘。
　　 姥爷听到声音，迎了出来，看到我们就说，“小林也来了？”
　　 姥姥急忙把那封信从大襟褂子的里面掏出来，交给姥爷。姥爷展开信看起来，一边看一边点头：“嗯，来了好，来了好。”然后将行李提到屋里。直到这时，我悬着的一颗心总算落了地，知道姥爷欢迎我的到来。时至今日，我还是想不明白爸爸当时在信里都写了什么。
　　
　　 六
　　 多年以后，当我到南京上中专时，每一次途经蚌埠，都会前去看望姥姥和姥爷。自己的外孙考上了南京的学校，姥爷感觉很自豪，逢人便说。一次我和他从外面回到学校，碰到了一位笑盈盈的女老师。
　　 “陈老师，这是你家的外孙吗？到南京上学去了？真不错哎，真有本事！”
　　 姥爷高兴地点头，对我介绍说：“这是李老师，你可记得了？你小时候在这里上学，她还教过你数学呢。”
　　 李老师变了，我差点都没出来。快四十岁的她，身体发了福，一副和蔼可亲的样子。但我还清晰地记得九年前的她，个子瘦瘦高高，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走起路来高跟鞋底敲打着地面，显得十分盛气凌人。
　　 我冷冰冰地看了她一眼，什么话也没说。只见她满脸灿烂的表情瞬间凝固了，讪讪地借故离开，场面显得十分尴尬。那时，我的膈应不入时，以及缺乏礼貌的行径，一定让姥爷感到很难堪，会给他的人际关系带来某些不利的影响。如今的我，早就掌握了一些为人处事的原则，知道在邻里交往中，应该保持一种适度圆融随和的态度。
　　 可在当时，十五岁的我不懂那么多，忽略了最基本的礼貌原则，难以抑饰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和极端情绪。现在想来，李老师当初说不定也是出于某种好意，想要通过私下处理的方式，保护我和姥爷呢。要不然，她认为那件事情很严重，向上级通报，在那样的一个时期，也是情有可原的。
　　 这个世界，难道有过完美的时期吗？如果未曾有过，我又怎能要求它处处都能顺遂心意呢？反过来说，如果没有恶，怎么会有善呢？如果没有敌对和猜忌，又怎么会有人与人之间的谅解与宽容？
　　 我知道我应该原谅过去的一切！因为时间久了，已经给过去的经历蒙上了一层又一层朦胧的薄纱，消弭了许多曾经尖锐的棱角和印痕。可我难忘心灵曾经遭受过的伤害和打击，难道年少的我不应该适当地表达一下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吗？
　　 现在我知道，那只是一种软弱的行径。真正的强大，应该是包容一切的内心的平静。何况，那个年代，几乎所有的人都陷入了一种无意识的狂热状态，我又怎能要求一个年轻的女教师，从一个六岁孩子细腻的情感入手，而不管不顾当时主流的意识形态和身陷险境的可能，给我一些最温暖的呵护呢？
　　 没有先知先觉。要知道，在每个阶段的社会活动中，平凡而庸俗，琐屑而渺小，才是老百姓市井生活应该具备的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