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读到一个笑话，问：三面红旗是什么？答：国旗，党旗，团旗。历史的标准答案应该是：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
　　 1958，这是一个令人难忘的数字，历史走到1958，中国注定要发生一点什么。1958年不同凡响，啊，那是一个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年头！
　　 1958年，中国共产党八届二次全会根据毛泽东的创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在这个总路线的照耀下，有了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1958年，大跃进的神话说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共产主义要求物质财富极大丰富，思想觉悟极大提高。于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广泛动员，开始了扩充财富的神奇赛跑。
　　 1958年，中央决议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让农业放起了“卫星”。4月，河南省遂平县嵖岈山地区的20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成卫星集体农庄，再后又成立了人民公社。6月，农庄在《人民日报》放了两颗小麦高产“卫星”，先是宣布“5亩小麦每亩平均实产2105斤”，继而又声称“有2亩9分地总产量达到10238斤6两，平均每亩亩产3537斤7两5钱”。卫星集体农庄顿时闻名全国，并引来了众多的参观者。嵖岈山卫星公社出台了一份《1958年到1962年全面规划(草案)》，该《规划》涉及发展的各个方面，极尽冒进吹牛本事。其中有：(一)提高粮食、油料、棉花、烟叶和其他经济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具体要求是：从1958年到1962年，粮食平均亩产1，8000斤到4万斤；棉花从300斤到1000斤；烟叶从500斤到3000斤；麻类从500斤到5000斤；蔬菜从5万斤到15万斤；芝麻从300斤到1000斤；甘蔗从2万斤到4万斤，达到每人平均80斤糖……总之，到1962年，卫星公社将是：
　　 “坚决执行总路线，乘光驾电赶苏联；
　　 全面实现电气化，工厂林立像鞍山。
　　 牛羊成群猪满圈，绿林遮日不见天；
　　 苹果结的赛西瓜，棉花桃儿像鸭蛋；
　　 鲤鱼长的比船大，粮食收的堆成山；
　　 年年喜庆大丰收，米面鱼肉顿顿餐。
　　 房子全部换新里，户户住在楼上边；
　　 街道修成柏油路，五彩电灯两边安；
　　 澡场戏院电影院，人民公园养老院；
　　 青年男女入大学，各个学的红又专。
　　 祖国建设需人才，人人都是技术员；
　　 儿童送进托儿所，妇女产期住医院；
　　 吃饭都是食堂化，苹果罐头作另餐；
　　 出门坐着小卧车，夜宿沙发去安眠；
　　 休息时有俱乐部，假期逛逛嵖岈山；
　　 大干苦干三年整，幸福生活乐无边。”
　　 （二）……
　　 呵呵，好像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就在明天！
　　 看，牛皮吹得多大，农业卫星飞得好高，设想多么宏伟诱人！我亲眼见到周围的稻田、旱地里插了牌子，亩年5000斤、3000斤，数字后边任你加“0”！上级来检查外地来参观，就将其他田地的庄稼整合到一田一地之中。人们觉悟也“极大提高”，各机关、食堂都在附近设了小摊，放上香烟、糖果等货品，任人们自己取用，钱丢进玻璃缸中。我亲眼见到区公所门外的“无人售货”，每天货出去了，钱没有回来，于是不久小摊也没了踪影。
　　 人民公社的根本特征就是“一大二公。”一大指公社的规模大，二公是指公社的公有化程度高。按薄一波的解释：“大，人多(几千户，一万户，几万户)，地多，综合经营，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人多势众，办不到的事情就可以办到；大，好管，好纳入计划。公，就是比合作社更要社会主义，把资主义残余(比如自留地、自养牲口)都可以逐步搞掉。房屋、鸡鸭、房前房后的小树，目前还是自己的．将来也要公有。人民公社兴办公共食堂、托儿所、缝纫社，全体劳动妇女都可以得到解放。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那里将会逐渐没有政权。”于是，1958年，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开门纳客”。但是，它给我留下的是永远难以忘却的痛苦烙印。因为快小学毕业，我们双河公社三大队的四个孩子都转入了学校寄宿。初冬，天已渐冷，正是收红苕的季节。一个星期六，全校上下都去了农村支农“抢收抢种”——就是挖红苕。我们干劲很大，半天就完成了任务，老师就践行诺言，提前放假特许住宿生们回家一趟。我们四人归心似箭，马不停蹄地回到了亲人、伙伴身旁。五点钟我们兴高采烈地坐在了公共食堂的八仙桌边。全生产大队超千号的人仅设了两个公共食堂，彭家大湾偌大一个院子，屋里屋外院坝露天，到处摆满八仙桌，无论是谁坐满八人就开席。开饭时真的是大呼小叫热闹非凡。能和社员乡亲们一起体验公共食堂，心情好激动。我们坐满八人了，端上来一盆水煮红苕外加一大碗泡酸菜，有人开始连汤带水往八个黑陶碗中舀红苕，随后筷子也发上来，我们端了碗准备像学校一样俏皮地喊一声：“现在开饭，开始！”正要张口，只见伙食团管理员袁应福叔向我们一边摇手一边走来。他在喊：“喂，喂，几位秀才，你们不能在这里吃。”“为什么？”我张大嘴巴，问。“你们的口粮已经带到学校去了！”我们目瞪口呆，四个学生万般无奈红着眼睛离开了餐桌，惴惴地跑到路口大树下，委屈的眼泪怎么也控制不住。天色慢慢黑下来，就餐的人也陆续散去。福叔端着一碗红苕来到我跟前，说：“现在大队粮食奇缺，开伙困难，我们有点焦头烂额。不严管不行啊，我得公事公办！谁让我是你的叔呢，这是我的一份，你吃吧。”听了他的话，我鼻子一酸，泣不成声，哪里还吃得下去。唉，共产主义并没到来！
　　 1958年，中央还通过《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的决议，于是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我们小学也搞了炉子，让学生到处拾废铁投入土炉炼钢，后来配合搞公共食堂，竟把家里的铁锅也砸碎，充作炼钢原料。大炼钢期间，我做了“沙模”，把一些破锡壶碎片和牙膏壳融化掉，倒入模子冷却铸出了用来吃饭的小勺子，不仅自己享用还送了几个给相好的同学，美美地收获了他们的赞尝。
　　 全民除“四害”（苍蝇、蚊子、老鼠、麻雀）是大跃进中的重要一幕。我们学校每周会放假两个半天，去汇合各路大军，在山上、田畴去赶麻雀，漫山遍野人流如潮，挥动竹竿、旗帜，呐喊震天，十里八乡围来追去，麻雀有翅难飞，纷纷坠落。据统计到1958年11月份全国总共消灭麻雀19.6亿只，大多数麻雀都是因为不能落地而累死的。每周的战果统计，灭鼠以尾巴为证，麻雀死要见尸。各级比赛评比，随时表彰先进。双河街上有一位我很崇拜的伙伴，大名叫杨清洁。他的形象令人想起小学的一个课文：“小铁锤，十五岁，矮矮的个子，很结实。”他善于使用弹弓打麻雀，几乎弹无虚发，毎天能收获三、五十只。还能自制火药，用霰弹枪轰击麻雀群。被评为除四害小英雄，参加了南充地区级别的表彰大会，十分荣耀。他还是“花甘蔗”只赢不输的圣手，可以在竖立着的甘蔗顶上挽三至五个圈（似示让度）再劈，往往也能一劈到底。他吃甘蔗是从来是别人花钱的！我对他五体投地，感觉自已只是凡胎，而他却有些侠气仙气，仿佛是从《三侠五义》或者天宫中走出来的人物。好长一段时间我心甘情愿当他的小跟班，学习打弹枪和用“一硝二磺三木炭”制作火药的技术。
　　 1958年，毛主席指示全国各级各类院校开展勤工俭学活动，团中央做出决定，强调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于是从大学到小学，勤工俭学活动风生水起。双河完小打破班际界限，根据个人爱好组成了好些勤工俭学小组，我先参加了理发组，后来又去了木工组，在那里我学会了使用锯子、凿子、推刨、墨斗等工具，还动手做出了小木凳、小木箱等实物。长大成家，我凭着这技术做成了几件适用小家具享用。
　　 1958年，文艺也在大跃进。大跃进的诗歌创作现象，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观。主要形式是新民歌。“跃进歌声飞满天，歌成海洋诗成山。太白斗酒诗百篇，农民只需半杆烟。”广大群众借天上的响雷敲打拍节，借天边的彩霞涂抹色泽，用极度夸张的手法，生动地反映我国人民生产建设波澜壮阔的气势，表现了劳动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的高涨。一位诗人以饱满的政治热情描绘了“大跃进”时期的“盛景”：“到处成了诗海，中国成了诗的国家。”几乎每一个县，从县委书记到群众，全都动手写诗；全都举办民歌展示会，到处赛诗。诗写在街头上，刻在石碑上，贴在车间、工地和高炉上。诗传单在全国飞舞。各地出版的油印和铅印的诗集、诗选和诗歌刊物，不可数计。让我开心的是，我居然成了“跃进小诗人！”那是一个诗人辈出的年代，重庆成就了诗人梁上泉。全国到处是跃进山歌的海洋，文盲诗人多如牛毛！田头赛诗会、炕头赛诗会、街头赛诗会、千人赛诗会、万人赛诗会，遍地烽烟。各个公社开展“一张纸，一首诗，一面墙”诗歌竞赛活动，就是人人动手，写了诗抄了贴上墙。记得有这样一首很有名的跃进诗：
　　 社是山中一枝梅，我是喜鹊天上飞。
　　 喜鹊落在梅树上，石滚打来也不飞。
　　 那是一个诗人辈出的时代，在我们重庆，梁上泉就是大诗人，而在我们村里，我就是当仁不让的“小诗人”。
　　 当时，继续扫除文盲的运动依然如火如荼，目标是让80%的人能读书，能看报，能写信。小学校的每个老师都要下乡，分片包干扫盲任务。老师常常会邀了我去夜校，协助他教大家识字。夜校也办赛诗会，为了营造气氛老师就动员让我打头阵。渐渐地我习惯了编写顺口溜。比如：
　　 青青禾苗绿绿秧，姐妹大战田中央。
　　 唱支山歌给党听，心里好比吃蜜糖。
　　 比如：
　　 雨过天晴出彩虹，中国有了毛泽东。
　　 三面红旗指方向，跟着领袖向前冲。
　　 又比如：
　　 我们种块试验田，水稻卫星放上天。
　　 你们亩产三千斤，我的水稻产五千。
　　 ……
　　 每次赛诗，我都会即兴献上一、两首，大家听了都使劲鼓掌，让我倍受鼓舞。不久，人们就给我封了“小诗人”的称号，而且渐渐传扬开去。后来，大队、学校出墙报、版报，都会有我一份。我作为通讯组、编辑组的一员，出版墙报、版报时，甚至有一票决定权，决定给谁插红旗、给谁插黑旗，谁谁谁坐汽车、拖拉机或板板车（这是当时各种竞赛中评比先进与落后的方式）。在那几年里我的粉笔字、作文水平，大有上长进。这些经历，让我增上长了一点文学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