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以一直抗拒香烟，源于那个烟头被称为“香烟屁股”的年代。
　　 老爸五十岁前是个标准的“烟枪”，据说是得到了爷爷和老太爷的真传。老爸的爷爷，也就是我的老太爷，原是浙江宁波的一个大地主。我的爷爷，地主家的少爷，除了吸烟喝酒，还有一个“打女人”的“嗜好”，至今我们都不知道奶奶死于何时何地。好端端一个家，败在爷爷的手上。
　　 不过，爷爷对我们五个孙子的保护可谓强悍有力，功不可没。左右四邻从不敢企图欺负我们，这个人称“侉老头”的丝毫惹不起。南蛮北侉，爷爷应称“蛮老头”。
　　 小时候，爷爷总是鼓动我们弟兄几个去街头捡拾香烟屁股。那时的香烟没有过滤嘴，烟民们吸到两个指头抵不住烟头火焰的炙烫，才不舍丢弃。当然也有另例的，烟头还剩两厘米时，潇洒抛出。如此，我们派上了用场，捡拾这些阔绰烟民丢下的香烟屁股。
　　 街上有的是空烟盒，可以存放拾到的香烟屁股。运气好，一晚能收获满满一盒。我们常去百货公司，糖果烟酒店，饭店，电影院和剧场门口，这里光顾的人多，地上烟头多，不管熄灭了还是散发着垂死的烟气，容易看得见。
　　 无论多久，爷爷都会等着我们回家。他迫不及待抓过烟盒，倒进搪瓷盘子，两只手迅速撕掉烟屁股的白色裹纸，一捻，烟丝松散开来。等烟屁股全成了烟丝，一起再搅拌几下后，捏一小撮烟丝压放到烟竿的烟窝里，另一头衔到嘴里，掏出火柴枝猛的一擦，火柴着了，点燃烟窝里的烟丝，不等有烟冒出，这边衔着烟嘴的口深深一吸，爷爷始终炯炯有神的眼睛便贪婪的闭上……
　　 小孩子做事皆是冲着好玩，一时兴起，地主少爷出身的爷爷自有一套哄骗的法子，花一分钱买十几个炒熟的蚕豆，临出门时发一个给我们，回家时再发一个，如果捡拾的香烟屁股够混得上一天，奖励就不止一个，有时蚕豆也会变成糖块。
　　 最能激发我们捡拾香烟屁股动力的，还是熏烧猪头脑子。每个月，泰州的大伯寄来八块钱的生活费。一旦有钞票，爷爷第一反应就是买酒买熏烧。猪头肉贵，爷爷看上了两角钱买到一大把的白色猪头脑，用荷叶包着的。他一边对着瓶口喝酒，一边用筷子夹猪头脑给我们吃。平时几乎见不着猪肉，闻不到猪荤，能尝到柔柔软软的猪脑子，我们犹如神仙一般美滋滋的。只是后来的我好像比普通人思维迟钝，学习成绩平平，以至于四分之差与高考擦肩而过，悲惨落第。痛定思痛，我怀疑一定是大脑发育关键期食用了过量的熏烧猪头脑。
　　 对于爷爷抽烟，起初并无反感，直到有一次，他坐在床铺上吸烟烧着了蚊帐，引发火灾，差一点被烧死，我才开始痛恨起香烟。
　　 老爸老妈不由分说，齐声痛骂爷爷的嗜酒嗜烟，将他所有的烟具一股脑儿扔进了垃圾池。然后，老爸气得没完没了地抽烟。
　　 为什么老爸能抽爷爷不让抽？我不服气又不敢问，老爸说自己从不在床铺上吸烟。老爸只挑价格极低的烟，绝对不抽捡来的香烟屁股。
　　 他丢下的香烟屁股却是短得无法再短。抽到最后了，他改用大拇指和食指的两个指尖轻轻捏住，吸了又吸，直到冒出的烟呛得睁不开眼，指尖实在吃不消热烫了，才触电似的一扔，落地的香烟屁股早已不成样子。
　　 老爸确实不在床铺上吸烟，他深刻吸取了爷爷的教训。他时站时蹲，有时随手拉一张凳子坐着，我坚信如此抽烟能提振大脑思考敏捷。他的确是一位能工巧匠，别人提出任何要求，都能很快画出图纸，制作出成品。他随意惯了，根本不用烟缸，食指一弹，烟灰随处飘落，桌上、衣服上、地上尽是灰白，无一幸免，整个屋子乌烟瘴气。
　　 最不可容忍的，还是老爸随处扔在地上的不灭的香烟屁股。那时，一到暑假，我们就变成不穿鞋的光脚小屁孩，奔走于家前屋后，晚上洗了澡才会穿上破旧凉鞋。终于有一天，我一脚踩在老爸的香烟屁股上，烫得嗷嗷直叫……
　　 正是那个时候，有了我今生今世的誓言。即便后来担任单位的负责人，公烟私用易如反掌，我也不为所动。并且，女儿谈男朋友时，用实际行动旗帜鲜明地捍卫了我的坚定。
　　 一晃，香烟屁股早已灰飞烟散，然而，疫情再度来袭的昨天看到了一则“网易新闻”：“新冠病毒对烟民‘集体免疫’？尴尬数据显示烟民不易感染”。尽管甚是好笑，不屑一顾，我还是认认真真写下了五十年前那段关于“香烟屁股”的回忆。
　　      
　　 （写于2021年8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