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三国演义》是家喻户晓的经典小说，对这样的古典名著进行赏析，那简直是太岁头上动土——胆子不小。但是最近重读《三国演义》，对小说中关公这个人物情感的描写体会极深，就好像突然间茅塞顿开，大有不吐不快的之感，故而斗胆写写自己对《三国演义》中关公这个人物情感描写的认识。
　　 《三国演义》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章回小说，是历史演义小说的开山之作。也是第一部文人长篇小说，与《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一起被列为“中国古典四大名著”。
　　 《三国演义》大致可以分为黄巾起义、董卓之乱、雄群逐鹿、三国鼎立、三国归晋五大部分。主要描写了从东汉末年到西晋初年近百年的历史风云。小说中塑造了一群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关羽是小说中的一个主要人物，在民间名声尤大，小说中的关羽，姓关名羽，字长生，后改字云长。因其髯长二尺，故人称之为“美髯公”。小说第1回中写他“身长九尺，髯长二尺，面如重枣，唇若涂脂。丹凤眼，卧蚕眉，相貌堂堂，威风凛凛”；后来又加上“跨下赤兔马，手中青龙偃月刀”，从而构成了《三国演义》中关羽的整体形象。
　　 作品中还多处表现了关羽的忠义性格。实际上，作品中突出表现的正是关羽“义”的一面，关羽在《三国演义》中是作为一个“义”的典型而出现的，“义”是关羽性格的基调。可以说，《三国演义》中的关羽是“义”的化身，是中华民族精神当中“义”的人格化。
　　 人物性格的塑造是很多作家刻意追求多年的事情。一般而言，能够成功所造出经典人物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因为多数作家抓不准人物的个性特征。而个性是一个有广泛概括性的概念，在作家进行人物性格塑造的过程中，应该把着力点放在人物的个性方面，个性的主要表现在人物的情感特点方面。因此，抓住人物的情感特点和情感逻辑的描写，就会创造出有血有肉的、生动感人的经典人物来。《三国演义》中关公这个人物就是这样创造出来的。小说一开篇就是“桃园三结义”，“义”这一思想也就自始至终贯穿于整部作品之中，尤其是通过关羽这一形象，典型地宣扬了“义”的思想。
　　 人物的个性可以分为思想个性、民族个性、语言个性和行为个性等。但是这还不是人物个性的焦点，人物个性的焦点应该是情感个性。亦情感的独特的逻辑性。比如《三国演义》中关公、曹操、诸葛亮、周瑜等人物的情感逻辑是怎样超越理性逻辑的，这一点创作技巧值得我们仔细研究，研究它对于我们搞好文学创作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现代作家在进行小说创作的时候，应该学习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那样多考虑人物的独特情感逻辑。这种情感逻辑具有其特殊性，不能任意处置，它是人物自己的意志和理性无法左右的一种内在的逻辑性。从这一点上说，我以为《三国演义》写得最精彩的并不是诸葛亮，因为在诸葛亮身上，表现最突出的并不是情感，而是理性的智慧。凡是写他理性如何强大的地方，在艺术上都不是十分成功的。相反，写他理智和情感有矛盾的地方，例如挥泪斩马谡，就比擒孟获要生动多了。像“草船借箭”这样紧张的军事斗争，不可能万无一失，而孔明居然没有任何紧张情绪，作者的目的是为了强调孔明的智慧超群，把智慧强调到绝对化的程度，就把人的感情全部扼杀了！这在实际上从艺术的角度看削弱了诸葛亮的感染力。“借东风”则进一步把诸葛亮神话了，虽然情节很生动有趣，但是作为人物内心深层次的情感结构完全被超人的智慧淹没了。在中国古典小说中有一系列这样的人物，《水浒》中的吴用也是诸葛亮式的神话人物；而入云龙公孙胜更是被神话了。这两个人物，尤其是公孙胜其实是概念化的人物。这些人物没有活人有血有肉的情感，似乎不是血肉之躯，好像劣质的机器人一样，缺乏生命力和感染力。如果我们现在创作这样的人物，就不接地气，不能感染人，因为现在人们的欣赏水平提高了，读者更喜欢有血有肉的生动的艺术形象。
　　 《三国演义》对诸葛亮的神化，曾经引起鲁迅的不满，他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曾经评论：“多智而近妖”，鲁迅的用语相当尖锐，不说被“神”化了，而是说被“妖”魔化了。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一书中，特别称赞关云长的描写，这是因为关云长在理智上不那么强大，而是经常性的“感情用事”，用现在的话说，是“性情中人”。他的理智时不时地与感情相矛盾，而且经常被感情压倒。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一书中曾经特别引用关公在华容道释放曹操那一段说明这个道理，并对此做出很高的评价。试想：关公为什么放走曹操呢？是不是感情用事呢？答案是肯定的。
　　 《三国演义》中，作者在这一段把关公放在理智和感情的尖锐矛盾中去煎熬。在这之前，作者还特别交代过，诸葛亮不相信关公能够完成俘虏曹操的任务，而关公却主动要求派他前去，并立下军令状。这对于关公的理性来说，已经到了无可选择的地步了，可是到了关键时刻掉链子，作者听从关公的感情，选择了违背理性的行为。这才说明了关公是性情中人，他把“义”字看的很重要。
　　 《三国演义》第五十回十分深刻地揭示了关公强大的感情逻辑如何占了上风的过程。这一点描写得十分精彩。本来从理性逻辑来讲，放走曹操（刘备的主要政敌），是不忠于刘备的表现，其后果危机事业和自身的生命安全；而俘虏曹操，则是忠于刘备的表现，肯定能够得到升迁和厚赏。然而，按照关公的情感逻辑，曹操当年俘虏了他，不但没有杀他，反而抬举他，还请傀儡皇帝封他为“寿亭侯”，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的确与他有厚恩。关公此人十分重视“有恩必报”的原则。曹操身边的张辽，很懂得关公这个感情用事的性格。于是提起往事，让关公放走曹操，报答当年的厚恩。这种对人物性格的描写和揭示，正是罗贯中的高明之处，也是《三国演义》的魅力所在。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最危险的事情就是以“理性逻辑”代替“情感逻辑”。由于“理性逻辑”在日常实用中和科学研究与学校教育很接近，占着天然的优势地位，因而，作为一个人，他的社会经验、文化教育水平越高，理性逻辑越强，理性逻辑代替感性逻辑的可能性越大，也就意味着描写起来越加困难。倒是描写小孩子，文化水平不高的底层群众，以及原始部落的人们，情感逻辑比较容易捕捉得到，容易挖掘出来，写作起来比较容易成功。
　　 当然，每一个文明社会的成年人，特别是具有审美素质的文化人、作家和文学爱好者，都具有丰富的情感体验。但是这些情感逻辑有时候与日常生活中的理性逻辑相违背，因而处于被压抑的地位。久而久之，人们就用理性逻辑代替了情感逻辑。例如，上课的时候从窗户外面飞来一只鹦鹉，从感情逻辑上讲，学生多么希望老师捉住鹦鹉，给大家讲一讲鹦鹉的品种，属于什么类别，有什么生活习性？在自然界中存在的数量、地理位置等等。但是，老师将其放了出去。因为按照教学计划，今天的这个时段是数学课。如果是中学生，可能学习一元一次方程。但是，如果是在幼儿园课堂上，老师放走了鹦鹉，孩子们会表现很不高兴，甚至有的小朋友会哭鼻子。可是，这是在法官教育的课堂上，他们可能会无动于衷，因为他们有强大的理性逻辑，足以战胜情感逻辑。所以一些弘扬正气描写英雄人物的小说，总是写主人公如何抑制住自己的感情，强忍眼泪坚持原则，成为一个先进人物的。这是一个不错的好套路，但也不能用的太过平凡。
　　 经过阅读《三国演义》，使我深深体会到，作为一名作家，特别是写小说的作家，需要引起重视的是，我们应该保留一份童心，在接受理性教育的同时，保留一份情感逻辑的空间，不能让感情被理性吞没。纵观《三国演义》的全部内容，我们随处可见作家罗贯中对不同人物的感情逻辑的深刻理解，作品中每一个人物都头自己感情逻辑的特殊性。这就是罗贯中的大成功。我们学习古典文学作品《三国演义》，就是要学习经典作家的写作技巧。作为一名二十一世纪的现代作家，我们应该向罗贯中学习，这是一名作家应该进行的职业训练和必修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