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十八岁，已经近四十个年头了。近期流年社团十周岁生日，举办以“青春”为主题的征文活动，我颠过来倒过去想了好几天，许多陈年旧事，还真是像在眼面前蹲守的老狗，期盼的眼神里全是渴望。于是，我想把散落在岁月里的珠子用心穿起来，挂在颈项上招摇。
　　 1984年，我考入上饶师专。大学生活与高考前生活，有天壤之别。有了可以预期的未来，我卸下包袱，曾经被压抑的天性，在童年之后有了第二次放飞的机会。
　　 九月中下旬，我拖着简单的行李，到上饶师专报到，班主任俞老师在广场上迎接新生。俞老师1983年毕业于江西师大，是一个比我大不了几岁的小伙子，那是他第一次当班主任，对工作和生活充满热情。
　　 初来乍到，一切都是陌生的。我抠抠缩缩走到竖着“八四政教”标牌的报到台前，还没开口，俞老师就伸出了他的右手，并欢快地叫道：“童天怡！”我愣怔了一下，才回过神来。
　　 俞老师那时不过二十岁左右，略显秀气的脸庞上有一双特别明亮的眼睛。他笑时嘴角上扬，眼角上几条清晰的折子，既显出他的热情，也增加了他老成持重的感觉。
　　 被俞老师叫出名字，我有几分得意，心理上的陌生感也一扫而空。我办完报到手续，还想与他多寒暄几句，无奈陆续有人走上前来，我只好缄口，但也不急于离开，而是站在报到台旁，看那些即将成为我同学的人来来往往。那些第一次见面就被俞老师叫出名字的同学，大概都有与我一样的感受。在听到俞老师亲切的称呼后，先是错愕，接着是惊喜，然后是庆幸。他们的心理感受都写在脸上，被我这个旁观者看得一清二楚。
　　 我人高马大，报道那天又穿一件类似运动服的夹克衫。衣服以深绿色为主，领口、袖口、下摆为咖啡色毛线织边，两只袖子上，从肩膀至袖口各镶了两条白边。我的装束，让俞老师误以为我爱好体育，是个运动健将。他一见我，就打定了让我当女体育委员的主意。
　　 因为这个缘故，体育老师借我当拐杖的时候多，也可以发号施令。后来学校组织篮球队、排球队，我也是成员之一。
　　 开学不久，学校如期举办秋季运动会。当时，在运动场上，我们班有一位谢姓男同学尤其令人瞩目。他参加撑杆跳比赛，端着长杆助跑的豪迈，尤其是撑杆触地，他那充满活力的纵身一跃，吸引过许多人的目光。
　　 主席台发布的现场报告激情四射，那是我即时写下的文字。随后，我自己参加了发铁饼和跳高两个项目的比赛，分别获得第四名和第一名的好成绩。据说我刷新了上饶师专女子跳高纪录，并且成为以后数年最高纪录的保持者。
　　 一时间，我名声大噪，“铁饼姑娘”的外号不胫而走。许多年后，我才知道，在上饶师专读书期间，我还有一个在男同学中流传更早的外号——“138”。据说是因为我圆脸，长得胖，体重大。其实那时我才110多斤，只是脸盘大夸富罢了，身子还是蛮轻盈的，要不然哪会有载入上饶师专体育运动史的成功一跳？
　　 或许是因为当了体育委员，激发了我的运动潜能，我越来越活跃。
　　 那时没有电话手机，要召集一大群人搞个活动还真不容易。同寝室的女生好办，在激动人心的卧谈时刻就可以把一切敲定，难就难在邀请男同学加入。
　　 刚进学校，男女同学大多不说话，同性之间“人以群分”，很快就三五成群了。我与祝玲、建越因同寝室的缘故，又趣味相投，一周不到，就开始了三年同吃同住，亲密无间的生活。
　　 那时，学校条件差，我们班女同学进校时住在两套老旧的职工宿舍里。两套房子相互咬合，每套三个房间。我们三个被分配在其中一套的最外一间。外间原本有一个窗户，但因教职工居住时加建了一个厨房，挡住了光线，白天屋里也是黑乎乎的。又因为外间最小，两张双层床分开摆放占地方，我们干脆把两张床拼在一起，把三床褥子叠放在下层床铺上，同床共枕。
　　 同床睡，自然要同锅吃。三年时间我们仨饭菜票都放在一起，打饭、打开水、去教室同进同出，形影不离。
　　 除了吃饭、睡觉、上课，我们还有大把的空闲时间。那时候，我表姐在上饶地区农科所上班，尚未成家。晚饭后，我们三个人喜欢绕过学校操场，从后门散步去表姐那儿坐坐。
　　 我们班女同学住宿条件不好，男同学更差。他们四十几个人住在腾空了的，原先存放体育器材的仓库里，孤伶伶地杵在运动场边上。男同学课余的时候，不是在运动场里奔跑，就是在运动场边闲聊。每回只要我们三个人的身影拐过屋角，踏进西头的跑道，从东边的男生宿舍门口，就会传来类似“大铁锅”的喊叫声。因为离得远，我们听不真切，他们也不敢太放肆，会在我们走近时噤声，当时我们并没有自作多情地联想。后来，胆大的男生告诉我们，他们在喊“大姐夫”。虽然我们还没怎么打过交道，但显然他们早已知道，祝玲在我们三个人中是老大，我们都称她为“大姐”。
　　 男同学大胆的试探，并未让我们过分反感，一来二去，我们熟悉起来了。那时，我已经有了男朋友，与男同学接触无所顾忌，每次都是我大大咧咧地与他们商量一些事情。
　　 我表姐在农科所工作，单位安排的集体宿舍，是一套三居室的房子。她与几个刚分去的年轻人同住，但除我表姐外，其他人家在上饶，大多时候三居室只有我表姐一个人住。碰到表姐出差，我就会邀一大伙人在她那儿聚聚，各显其能做些好吃的改善生活。
　　 当年，我们很穷，手里没有多少闲钱，一个人出个三五毛，总嫌不够。于是，男同学自告奋勇，大显身手，主要是利用夜间，去田间地头用手电筒照些泥鳅、黄鳝、青蛙和螺蛳，有时也顺手牵羊，弄点蔬菜，再用凑来的钱买上一两瓶饶州酒，就可以美美地喝上一顿了。
　　 等到一个个喝得声音大脖子粗，摇摇晃晃地回学校，才发现学校的后门关了。
　　 铁栅栏门，喷了银灰色的漆，大约有三米高，最上面焊接了梭镖样的尖头，在寒夜里露出一副冷冷的面孔。男同学不在话下，三下两下就攀爬过去了。女同学虽然惴惴不安，但凭着酒劲，也不甘示弱，一个个被挂在门框上，上不去下不来，狼狈极了。忽然间，只听得“卟嗵”一声，一个男同学从最顶端跳进了校园。朦胧中，只见他双手着地，虾蟆似的蹲踞了一下之后，猛然跳起，转过身，指挥门外的男同学，攀上铁门并用手托住女同学的脚，往上送。他自己则在里面重新攀上铁门，做好接续下送的准备。
　　 如此往复，上上下下六七个来回，折腾到后半夜，我们才回到寝室。
　　 男同学住仓库，睡大通铺，毫无秘密可言，加上有的人胸无城府，喜欢炫耀，我们翻墙回学校的事，第二天就尽人皆知了。
　　 篝火晚会，在当时又是引发轰动效应的又一条“罪状”。那天吃过晚饭，我们十几个少男少女肩扛手拿，浩浩荡荡经过男生寝室，出后门向后山走去。每个人手里都拿着几样东西，有吃的，有为点燃篝火准备的工具材料。记得当时我手里拿着一大瓶酒精，还有从我们寝室外废弃的厨房里找到的火钳。
　　 在后山靠水塘的位置，找一开阔地安营扎寨，放下手里的东西，我们分头去捡拾柴草。有男同学砍来粗壮的松树枝，纵横交错架在一起，用那些写完的作业本当纸煤，枯干的柴草一下子就蓬蓬勃勃地燃烧起来了。可是好景不长，等到柴草燃尽，新鲜的松树枝仍然烧不起来，闷闷的、湿湿的浓烟追着人跑，熏得我们眼睛红肿，睁也睁不开。好在天还未断黑，我们又在附近搜罗了一遍，抱来一些柴草。这回我们吸取教训，没有一古脑儿把所有柴草塞进火堆，而是慢慢把火引燃，一点点加入柴草。待细火慢烧了一阵，那些松树枝“噼噼啪啪”欢闹起来，我们一张张年轻兴奋的脸被映得通红。
　　 有人唱歌，有人表演小品，有人朗诵，有人讲故事，欢闹的场面激动人心。约略半个小时以后，火势渐弱，我们重新加进去一些松树枝，但一时半会烧不起来，我赶忙打开那瓶酒精，把它全部倒了进去。火苗舐着酒精，“轰”的一下，猛地滚起两个大浪，把我们吓了一跳。好在，只一小会，火势就稳定了，我们又可尽情玩了。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折腾，篝火晚会渐近尾声，我们围着火堆，拉起手跳将起来，唱着当时流行的《年轻的朋友来相会》，转了一圈又一圈。
　　 我们这边玩得开心，早有人把我们的行踪报告了老师。第二天，老师找我们谈话，我作为班干部首当其冲。我们一群人接连被约谈后，心中都有些愤愤。我们只不过张扬了一下青春，妨着谁碍着谁了？
　　 一个周末，我们十来个人相约去龙虎山玩。去的时候大家手里还有点钱，乖乖的买票乘火车到鹰潭。当天晚上在一个女同学家里打牌、聊天坐了一夜。第二天在路上拦辆大卡车到上清镇，然后我们开始乘船爬山。那时的泸溪水真清，溪水里的小鲳鱼窜来窜去，把我们在水波里荡漾的青春脸庞，搅出菊花似的图形，更像是心无芥蒂舒心开怀的笑脸。
　　 龙虎山为喀斯特地貌，“大地之母”的自然景观神奇壮观，吸引不少人前往观看，甚至朝拜。民间打趣说：女人看了羞答答，男人看了笑哈哈。那时，我们都很单纯，还从未经历过乌山云雨。男女同学在一起，都不好意思直面“大地之母”，只能偷眼快扫，看个大概。
　　 从鹰潭到上饶有趟夜里十一点多钟的慢车，我们晚饭后无处可去。于是，三三两两提前混进站台，在里面走来走去。那时，火车很挤，我们好不容易上了车，都在过道里站着。我们一晚上没睡，又马不停蹄地走了一天，其疲乏程度可想而知。据说有同学站着，也打了一个盹。
　　 车厢里闹轰轰的，没有人查票。到站的时候，大约是凌晨三四点钟，我们呼拉拉从车上下来，为免目标太大，依旧分头行动。有好些同学随人流混出了车站。我们仨，还有两个男同学被截住了，被工作人员带进值班室。值班室里有两位老同志，对我们进行盘查，他们面目和善，我一点也不紧张。已经出站的同学，轻叩值班室的窗户声援我们。有位老同志说：“我知道窗外那些人，与你们是一伙的。他们既然已经出去了，我们也就不追究了。只要你们说出是哪的，补了票，就放你们出去和他们汇合。”我们磨蹭了好久，都不愿实情相告。两位老同志轮番启发、诱导、恫吓，有一位男同学终于抵挡不住，极不情愿地掏出了学生证。
　　 他们倒也没有食言，证实我们是一群穷得叮当响的学生，就按我们的说法，从鹰潭开始补票，并未罚款。可是他们核实身份的电话打到学校，又一次坐实了“坏学生”的指控。
　　 没多久，实行班干部轮流试点，我卸任女体育委员。我们的所作所为，还惊动了系里，系主任亲自找我们谈话，我和刘姓男同学被认为是急先锋，大姐被定性为“幕后策划者”。如今几十年过去了，我对当时的情况依然是一头雾水，至今仍不清楚，谁才是真正的“幕后策划者”？
　　 我父母是老师，从小到大都在父母任教的学校读书，成长的天空从来都被他们罩得严严实实。单纯的成长环境，养成了我开朗大度不计较的性格，对那些可能的中伤，我从来没有深究细想过，只有过一瞬间的后悔，后悔自己心智尚不成熟，着急忙慌就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我天生有些傻，对这些事还真不以为意，贪玩的毛病终究没有改掉。后来，我还因为逃课出去玩，在班上做过检讨。
　　 不期然被打入另册，我依然阳光自信。临近实习，组织试讲的陈老师听了我的课后，直夸我说：“童天怡，是天生的当老师的材料。”我心里美滋滋的，颇有些阿Q。
　　 大二时接任我们班主任的肖老师，在我的毕业留言册上写了一大段话。曾经我无数次读过这段话，虽然在不同的处境下有不同的理解，但总能给我力量。
　　 “朋友不在于多，只要真心诚意，彼此心灵相通；所谓的成熟是经历了许多失望之后。
　　 女人总是用眼泪或微笑去对付人生，男人则是用沉黙或咆哮。你不妨女人男人的本事都学学。
　　 真正的强者不在于一时一地的得失，重要的是当我们在人生舞台作最后一次谢幕时，我们能平静而自豪地说：我对得起我自己。那时，上帝也会原谅我们的过错。
　　 祝你成功！”
　　 这段话，我当时就看得泪眼婆娑。我自认为肖老师了解我，以此安慰、激励、祝福我，并对我寄予了殷切的希望。这么多年，我们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在我心里他既是良师，也是益友。
　　 从幼年时期的晴朗天空，到十八岁脱离父母管束，渴望自由飞翔的天空，虽然遭遇过风雨，但总归没有身陷绝境。一辈子随遇而安，我从来没有过特别的追求，只在庸常的日子里播种收获，只在庸常的日子里付出爱和接受爱。十八岁天空中那些许阴霾，并未遮住我生命所需的阳光，反而锤炼了我特立独行的个性，大半辈子坚持下来，我依旧是个缺乏心机的人。因为我相信心机太深，坑人害己。一个人一辈子处心积虑，未必真能获得并长久拥有。
　　 既然“上帝也会原谅我们的过错”，何不遵从本真，率性而为？何不听老师的话，努力做到“我对得起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