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间，一位名叫朱侠的海南文昌人，带着家眷，经香港远渡重洋来到了新加坡，化名朱然，在南洋这片完全陌生的英属殖民地上，开始了艰难、传奇般的生活。
　　 新加坡华人圈有不少来自故乡的“乡亲”，经海南老乡介绍，朱侠到中共地下党组织在新加坡的联络人陈平创办的《琼潮报》工作，并化名为朱然。他的妻子则在育英中学当了教师。期间，朱侠结识了几位在新加坡和香港的中共地下党员。1947年，朱然带着中共地下党林树兰同志写的字条，去了一趟香港，到弥敦道面见在香港的中共地下党成员方方，方方让朱然去香港南方影业公司找杨少任经理详谈。方方特别告诉朱然，杨少任是我党的同志。杨少任了解到朱然在新加坡没有经商经验，其他的生意也无法展开，决定让朱然在新加坡办一个影业公司，代理苏联影片。于是，朱然与南方影业公司签订合同，主要内容是：由朱然代理南方影业公司提供的苏联影片在新加坡影业放映。这份合同经由香港政府盖印章，成为合法的法律依据。
　　 苏联电影在新加坡的放映，是朱然介入海外影业的第一步尝试。从香港回到新加坡，朱然便着手做 “影业”商业放映的各项准备工作。经过一段时间摸索，朱然逐步了解到影片放映与当地“管理者”各方面监管的内在关系；了解熟悉了新加坡当地的政治、经商的环境，了解了新加坡政府当时的文化、娱乐、电影放映业的有关法规条文。据此，朱然制定了适时开设“影业公司”的计划，报呈香港南方影业公司。很快，经南方影业公司牵线，朱然在新加坡认识了陈嘉庚先生，经陈嘉庚的大力帮助、与支持，在新加坡注册了《时代影业公司》，申报代理苏联影片的放映。当时在新加坡，首次放映苏联影片和“时代影业公司”开张，产生了一定社会影响。朱然---这位海南人的名字也就逐渐出现在新加坡各个新闻媒体上。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新中国的电影业也开始了新的征程。香港南方影业公司看准了新中国新电影的海外商机，要求新加坡朱然的影业公司扩大业务，争取获得新中国电影在新加坡的放映许可；1950年，朱然接受南方影业公司指示，在新加坡开始了一系列将新中国电影引进到新加坡影业市场艰苦的准备工作。
　　 虽然，中国在二战时期也是同盟国之一，但是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除当时与苏联建立外交关系外，其余同盟国里的国家，与新中国没有外交关系，由于这个 “关键”政治因素，当时新加坡电影市场除了部分苏联影片，绝大多数都是西方国家的电影。
　　 朱然与他的同事们，认真分析了当时新、马的影业放映市场现状，认识到新中国的“华语”电影在新、马存在巨大商机。英属殖民地新加坡，有着70%的华人，这些华人经过在新加坡多年的勤奋努力，已经在新加坡各个阶层有了稳定的生活基础，新中国的诞生，使这些背井离乡的华人，渴望了解到自己“根”的信息。朱然发现了这个能在新加坡开展“华语”电影放映的“观众”基础，但，这一商业行为，势必要牵扯到新加坡英殖民“管理者”的“政治化”监管，面对西方政治占领导地位的新加坡文化市场，让新中国电影进入新加坡，势必是一项艰苦的“宣传和争取”工作。
　　 于是，朱然先将原有的公司扩大为新星公司，并通过朋友庄希泉介绍，认识了与新加坡政界、文化部门有广泛人际关系的《南侨日报》总经理刘牡丹允许他向新星公司入股合作经营进出口生意。可是，尽管刘牡丹多次向新加坡有关部门进行沟通，放映新中国电影都没能获准。1954年，刘牡丹主动要求退股，退出合作。
　　 就此，南方影业公司调整部署，要求朱然进一步加大了争取通过放映许可的工作力度。朱然便直接找到与新加坡官方有联系的黄秉勋先生，直言请其帮助新中国影片通过放映许可。黄秉勋请出了当时新加坡教育部长周瑞琪（兼管影片审查），通过光艺影片公司经理何聚荣，主动邀请新任影片检查官，请她审查准备在新加坡上映的影片；又通过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立法会议员李光耀（新加坡独立后，任总理），向新加坡当局上诉，提议开会审理新中国影视放映许可。
　　 经过上下各方面努力，终于在1955年底，中国戏曲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首获在新加坡放映许可。朱然即刻电告南方影业公司，请示香港南方公司下一步工作部署。两天后，南方公司王逸鹏经理亲临新加坡，直接向朱然传达了南方影业公司计划新中国影片在新上映的具体安排：为了让新中国的艺术影片能长期在星、马放映，必须与当时已向我方提出合作要求的新加坡两大华人影业集团：邵氏公司及国泰机构，促成合作，这也是新中国影片能否长期在新加坡立足的关键之一。于是，朱然的《新星影业公司》参与《国泰机构》的合作，国泰机构占50%股份，许定国（振方公司经理，和朱然公司有生意来往）占25%股份，而朱然的公司所占25%股份，实际归属南方影业公司。双方成立了专营“国片”的《国星影片公司》，经理为朱然。此协议达成，朱然的新星影业公司成为新中国影片在新加坡的实际“代理人”。由此打开了新中国建国初期，在新、马正常上映新中国影片的大好局面，也打开了与当时国际著名的华人影业机构掌门人，星、马大资本家陆运涛先生合作的先河。
　　 第一部中国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在新加坡隆重上映了。当时的《国泰机构》属下的豪华影线，最有名望的重庆影院等，多点开花，轮番放映，获得极大成功。紧接着55和56这两年内，相继引入新、马放映的新中国戏曲片有《花木兰从军》、《天仙配》、《秋翁遇仙记》、《夺印》、《葛麻》；动画片《三只小花猪》、《神笔马良》和艺术片《中国杂技》等。从新加坡到马来亚的吉隆坡，在东南亚电影界，掀起了新中国建国初期第一个海外“新中国影片狂欢”的热潮。
　　 1992年新加坡新民日报和胜友书局联合出版了由王振春撰写的一套《根的系列》丛书，其中“之三册”的第十三篇，题为《首部南来的中国影片》的文章里，描写了《梁山伯与祝英台》上映时的热烈场面：“……那时，我（指作者本人）还在念小学。听到大人说：《梁祝》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部在新加坡上映的中国电影。很多人也说：《梁祝》放映了三个多月，还很旺场，有人竟然看了8,9次，还想看第10次。后来，又听人说：代理《梁祝》在本地上映的是一个名叫朱然的海南人。……”
　　
　　 （说明：朱侠 即化名 朱然，是作者的父亲。1958年10月举家回到了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