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人说，自己打小在农村长大，吃苦受累习以为常，唯一不能忍受的是夏日割麦，所以只得选择继续读书，好有一天逃离割麦的苦日子，你信吗？如果有人说，自己高中毕业上了中专，分配工作时宁愿选择异地，远离家乡的目的只是不用再去割麦，你信吗？
　　 其实，你信不信，并不重要，只是，确有这样一个人。
　　 那个人是我。
　　 改革开放后的1983年，是故乡实行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的第一年，时年15岁的我，学业无成，灰头土脸地初中毕业。
　　 当年和我一同结束学业的，还有大我三个月的大侄女，于是乎，我俩顺理成章地进入家人眼中“劳动力”序列。如此，暑假来临，理所当然地被打发去割麦。
　　 对于自小在农村长大的我来说，身体力行地做自己力所能及的农活和家务，既是每个孩子的常态，也是家庭成员的必修课。毕竟除了乡镇开车的大哥和城里工作的姐姐，家里还有我们四兄妹，以及留守农村的大嫂和她的四个孩子。每到假期，神兽们散了学，家里鸡飞狗跳不安生的日子就开始了，大人自然不愿日渐长大的孩子们只顾玩耍，不干正事。所以包产到户实施后，家中奇缺劳动力的现实，率先把两个哥哥推出去，毕竟他们高中毕业了。待我和大侄女初中一毕业，接续劳动自然也成了必须。
　　 好在，从小学起，学校每周例行一下午的劳动课，加上从小耳濡目染和家庭熏陶，做家务和一般性的农活对我来说小菜一碟。不过，像成年人一样整个假期起早贪黑地“淹没”在割麦的劳作中，对我还是第一遭。
　　 记得上了初中之后，每年假期，同龄的孩子多被村里安排去捡拾麦收后散落在地里的麦穗，小伙伴们聚在一起，一边干活一边玩耍，倒也自在得很。
　　 当时，村上有一个公共的菜园子，每天上地之前，可以去园子里领一些专供孩子们解馋的西红柿黄瓜等蔬菜。之后，一群小伙伴一路欢蹦乱跳地跟在收割机后头，捡拾散落于麦茬中的麦穗，或者掐断收割机收割过程中遗漏的麦穗。
　　 这些看似单调的简单劳动，即使夏日酷暑之下，在孩子们眼里，也被淘气追逐的快乐所冲淡，再加上捡拾麦穗并无具体性量化指标，所以，欢声笑语便是常态。
　　 只可惜这样逍遥自在的假期劳动，只持续了两年，到了初三暑假，却戛然而止……
　　 1983年的夏天，时年35岁的大嫂，带着我和两个哥哥、大侄女四个平均年龄17岁的孩子“披挂上阵”了。记忆中，80年代初的故乡，盛夏酷热难耐，正午的地表温度至少在40度以上，干热爆晒，汗流浃背是当时最真切的感受。故乡的麦田多是旱地，那一年，小小年纪的我，不仅第一次长时间忍受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腰酸背痛，更可气的还要日日面对高温炙烤下干裂的土地上，那些即将干透麦穗的麦芒之戳，裹挟着收割过程中牵拉麦秆带起的烟尘和麦灰之呛，实在苦不堪言！
　　 大嫂是我见过的最强之人，别看她只有一米五的个头，在村里号称“铁姑娘队”的娘子军里，那是一顶一的干活好手，从来不输她人。18岁那年，她从民勤老家嫁到内蒙西北边陲的这个小村子，少小失去母亲在后妈身边长大的她，就成了我母亲的“女儿”，从针线女红到拾掇家务，从厨房灶台到田间地头，她悟性极高，学的认真，做的仔细，几年下来，不仅成了村里人见人夸的好儿媳，更成了我们家的主要劳动力。大嫂生性倔强，干活标准又高，拿今天的话来讲，她追求的绝对是工匠精神，这不仅体现了自身的性格特点，更把母亲的“传帮带”发挥到了极致。具体到割麦，由她带着我们这几个孩子，能有啥好日子过？之前，虽有预想，但现实还是让我痛苦抓狂……
　　 每天早上五点不到，天还未亮，我和三哥便被母亲从被窝里揪出来，抹一把脸，眼睛尚未完全睁开，候在门外的大嫂已高嗓子催促：“赶紧走！天都亮了，还磨蹭啥呢？”
　　 极不情愿中，我抱起前一晚父亲磨好后捆扎在一起的六七把镰刀，迷迷瞪瞪出了门。
　　 去往两公里外的麦地，只有一条被车辙碾压过无数次的土路。早两年，每逢暑假捡麦穗，或者给地里干活的家人送水送吃的，没少走这条道，所以，闭上眼睛都知道该往哪儿去？于是，高一脚低一脚，踩在蹚土飞扬的土路上左摇右晃，即使抱着一捆镰刀，在追随家人的行走中眯眼前进，我也一副没睡醒的样子。如果有谁能在那一刻行行好叫我停下来歇脚，我想，倒头便睡定是不二选择。
　　 故乡的麦田非常大，一块地少则五六十亩，多则近五百亩，村里地多人少，给我家的承包地是按13口人分配的，数量之大，可想而知。那时还没有现如今类似“康拜因”之类的小型收割机，每年上千亩的麦田收割，前期必须靠人工收割先行开“路”，之后，才能由拖拉机拖着大型收割机一起进地，于行走中完成剩余大面积麦田的收割。而我们每天的劳动，则是在自家承包地里，割出一条约五米宽的大“路”。
　　 每到收麦之际，偌大的麦田，不等天彻底放亮，我家地埂下，一条宽阔的大“路”已直通两头。并非我们小小年纪多么热爱劳动，而是大嫂盯得紧，催得急，一到地里，四人一字排开，她和二哥负责守两边，我和侄女夹在中间，三哥全程捆扎麦子。大嫂体谅我和侄女年纪小，她割麦的趟宽远远大于我俩之和，无奈我们人小胳膊细，委实没劲儿，进度一旦跟不上便泄了劲，手底下镰刀的挥动不自觉放慢，多数时候她并不言语，顺带着包抄过来一并割齐，倘若连续几次发现我们磨滑，尤其太阳不毒的上午，定会招来一顿劈头盖脸的斥责。
　　 记得那年暑假收麦开始没两日，我的右手小拇指就被镰刀把子拧出一个大水泡，中午回家进了厨房帮忙盛饭时，见到母亲委屈顿生，眼泪不由得簌簌而下，母亲问我怎么回事？我伸出小拇指给她看。母亲心疼我，饭桌上便叮嘱大嫂，“孩子们还小，干活别催得太紧了！”大嫂抬眼看了我一下，吓得我一个劲地往嘴里扒饭，之后，她面无表情地嗯了一声。
　　 没过两天，一日中途吃过晌午休息时，我和大侄女撒欢儿似地翻过地埂去解手，为了偷懒解乏，俩人趁机故意跑远了一些，然后，不顾尿骚的臭气，躺在埂坡下，舒展起自己酸困的小腰，那可真是太惬意了。
　　 大概嫌我俩休息时间太长，一回来，被大嫂狠狠地数落了一顿，末了，还顺带着拐弯抹角地挖苦一句，“干活没情况，告状属一流！”从此，我咬牙坚持，再苦再累都没吭过一声。
　　 别看我年纪小，嘴上不说，不代表内心没有叛逆和反抗。其实，由于不愿承受麦芒之苦和腰酸背疼，暗地里不止一次地抱怨她，也挖空心思找出“黄世仁”这样的恶毒代名词来诋毁她，甚至一心盼着她生病，好让我随心所欲地混两天日子。
　　 随着夏收一天天递进，麦子变得越来越黄，正午之下，麦穗一不留神就打落在地，所以，早上离家愈发地早，或者，有月亮的日子收工愈发地晚，这些大人们考虑的事，于年少的我，似乎并无多大关系，更谈不上紧迫之感，反而越来越生气日复一日的早出晚归，越来越厌烦日复一日的枯燥劳作，一天到晚耷拉着小脸，时不时仰天咒骂暑假为何如此漫长？何时才能逃离割麦的苦海？
　　 事实上，正因为担心孩子们年少，气力不够，不管我们每天回来多晚，父亲都要磨刀霍霍向麦地，力争将割麦的刀具磨得锋利顺手，母亲则变着花样做好一日三餐的后勤保障。
　　 每天中午，母亲早早便把经凉白开沥过的碱面端上饭桌，再端上一盆她老人家拿手的青辣子菜，等我们呼呼啦啦一大碗下了肚，没人再说一句废话，犹如催命一般，一个个等不及饭菜下肚，即刻跌倒在自己床铺上，不消片刻，酣然入梦。
　　 待到下午四点再次出工，妹妹必得连揪带拽地催促我几次才被迫下地，嘴里少不得嘟囔几句：“困死了，这大热天的又要干活，能不能让人多睡一会儿？”
　　 等到秋季开学，父亲以我成绩不好，“女孩子读书没啥出息”的偏见为由，不打算再供我念书，倒是被我“恨之入骨”的大嫂极力劝说父亲，送我去上高中。
　　 也许，正是那一年暑假割麦的痛苦挣扎经历，以及由此衍生了后续对割麦一样农田劳作的无望和后怕，使得我对重新求学有了更多渴望。开学之后，当又黑又瘦的我再次走进校门，曾经“努力学习”之类的说教督促，便再也不用家人重提了。只因那一年的暑期打造，已令我顿然领悟，如若不能通过高考跳出农门，像割麦这种折磨人身心的苦差事，这辈子定然在劫难逃了。如此，升学读书倒成了唯一选项，在这样的信念支撑下，学习竟成一件轻松之事，即使熬夜苦读也心甘情愿。
　　 当然，后来高中三年暑假，夏收割麦仍在继续，只不过经过前一年的历练，曾经苦大仇深的所谓煎熬，随着年龄渐长有所平复，倒是想要逃离的念头一直不曾衰减，因为想要逃离的，不仅仅是割麦本身，还有家中令我耿耿于怀的大嫂。
　　 直到来年暑假，小我一岁的侄子初中毕业，他也加入割麦队伍。某几天，我们承包了一块水浇地，大概有二十来亩，连续割了几天，拿镰刀的那只胳膊都肿了，与旱地相比，水田的麦秆不仅粗壮结实，还特别密实，费了好大的力气，偏偏割不出亩数，再加上湿地里作业又闷又热，直接把人作死的节奏。按照大嫂的原定计划，那日中午我们须将那块水田搞定，才能回家，因为下午要去另外一处地方割麦，她可不想来回在路上折腾消耗时间，让我们轻松，以大嫂的脾性，如何获取最大的劳动收益是为上策。
　　 联想到初三学过的《政治经济学》剩余价值理论，对她带领我们如此下苦地割麦，便解读为“资本家”如何“榨取”孩子们血汗的精明算计过程了。
　　 记得那天临近一点钟，还有大约一分地没割完，一眼望去，未割的水田貌似剩余不多，于是，下定决心，屏住呼吸，猫腰低头，一鼓作气，狂舞一阵镰刀，紧擦着麦根砍断麦秆，左一抱右一抱地往边上摞麦子。可是，等我忙活半天再次抬头，发现还有那么一大截，真是死的心都有。正午的日头又毒又晒，加上又过了饭点，又累又乏，大汗淋漓中，耗尽体力的小身板，没有一点干活的欲望，可我知道，想让一根筋的大嫂提前放我们走？无异于天方夜谭！
　　 所以，还得继续……
　　 年龄最小的侄子直接撂挑子不干了，坐在地上又哭又嚎。其实，侄子打小患有皮肤病，天气稍热一出汗就全身奇痒，更别说麦芒麦灰的额外刺激了。以我后来学医的常识看，像他这样的人万万不适合夏日割麦，可缺乏医理的大嫂不以为然，总嫌他一个男孩子过分娇气，就算他罢工不干，哪怕是哭嚎在地，照样得在大日头下烤晒，谁也阻挡不了他母亲干完活才能收工的决心。
　　 如此，内心得以释然，对待自己亲生的尚且如此，我一个小姑子有啥想不通？
　　 几年以后，我如愿成了一名异地的上班族，终于逃离了割麦的窘境，也远离了大嫂几近苛刻的管束，过上了自由散漫的自在生活。
　　 然而，多年以后，在我后来的家庭生活和专业学习中，却发现，无论我选择做家务还是干工作，若想做到极致或者力求完美，当年大嫂的那种精神就必须渗透其中。过去，我一直认为母亲对孩子们的教育已然严格，但在我们两代人的大家庭里，大嫂的严苛管教和公平意识与母亲相比犹是过之而不及，这或许正是我们13口之家能够长期和谐相处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现在想来，那种少不经事时在体力上磨炼一个人心性意志的做法，也许会在年少时激起她内心的叛逆和反抗，却也可能为日后滋养一个人的精神世界，乃至丰盈她的内心成长奠定良好的基础。
　　 期年以后，当我回望自己走过的路，常常想起15岁那年夏天，她带着四个孩子不到20天割麦100亩的光荣历史；想起自己想上高中时，父亲不允她据理力争的坚持；想起上卫校时，每次大哥给过我学费，她又背过家人偷偷塞我零花钱的欢喜；想起母亲去世多年后的某一天，因为一场手术，她担心不会做饭的老公照顾不好我，提前让侄子开车几百公里，亲自把姐姐送到家中来料理我，临走时又偷偷在枕头底下塞了一万块钱，这些细枝末节的回忆，就这样一点一滴润入我心田。
　　 如今，人到中年，不曾想，年少时刻意想要逃离的那段经历，却在多年后无意间成全了自己。每每不想坚持，便会以此说服自己；每每想要偷懒，也会以此说服自己。过去，一直想要逃离的那个人，竟成了一生中理念受教最多的人。
　　 常常在想，或许这一生，逃离割麦的日子，就是我一路追随她追逐理想的日子，那些看似强加于一个人身上的执着，其实早已演变为另外一个人潜移默化的自觉行动。每当自己在专业领域学有所获时，我会想到她；每当工作中战胜困难取得进步时，我会想到她；每当生活中遇到挫折挑战成功时，我仍会想到她。尤其在父母离世之后的二十多年里，年少时迫切想要逃离的那个人，反倒成了自己内心真正的依靠。
　　 前段时间，一位关系要好的高中同学给我打电话，聊天中他突然问了我一句：“你当时卫校毕业，为何离开内蒙去了甘肃？”我告诉他，当时的想法非常单纯，就是害怕割麦子，不愿在家附近就业。很显然，这样的答案他未必信服，但我当时，果是如此。
　　 许多时候，表面上看，一个人是在逃离一件自己不愿面对的具象事物，比如割麦的日子，实际上，她真正想要逃离的却是事件背后的那个人。事实上，更多的时候，终其一生，我们反而在想方设法的逃离过程中，有意加持了这个人对事件本身的影响。
　　 只不过，在成长的过程中，渐渐懂得，一个人如果能够接纳自己年少时精神上吃的苦，肉体上受的罪，并把这种吃苦受累积攒下来的能量转化为一种习惯和坚持。那么，少时无法释怀的被迫就变成了一个人成年后自律的动力。
　　 如此，定在内心深处，感谢当年想要逃离的那段生活，更要感谢想要逃离背后的那个人。
　　 （编者注：百度检索为原创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