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上海的老百姓，想拥有自己的书房或者书柜，简直是一种奢望，因为住房条件不允许。一家三口甚至更多的人，都挤在一间陋屋里，连生存都成问题，哪有你读书藏书之地？于是，床底、饭桌、纸箱等成了书籍的安身之处。阁楼、通道甚至厨房，弄一个折叠的小桌椅，便成了读书写字的地方。不过，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城市建设的日新月异，上海市民居住条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现在老百姓，想拥有自己的书房或者书柜，已完全不是问题。
　　 然而，我至今还没能拥有自己的书柜，更别谈什么书房了。倒不是没这条件，却是现有的书柜都被儿子占用了。儿子从事音乐乐器教学工作，用书量很大，不仅两个书柜全包，且沙发、床底、电视柜都堆满了他的书籍。我曾经要求儿子，在书柜里给我腾点地方，他当然同意，但当我将我那点藏书挪进书柜一角时，老伴却不乐意了，立马又将书丢了出来，重新装进了纸箱。我很不高兴，当场质问老伴，老伴却振振有词：儿子搁书是为了工作，你搁书是为哪般？再说，你这点破书跟叫花子似的，啥地方不好放？偏偏要放在这崭新的书柜里，寒碜不寒碜？
　　 老伴的话让我吃瘪，毫无还嘴之力。的确，我那点藏书，残的残，卷的卷，有的还没有封面，是够寒碜的。但再怎么着也是书呀！难道书也有高低贵贱之分？好在儿子懂事，不顾老伴的反对，硬是将我那些书重新装进了书柜，只不过在书柜的玻璃门上，贴了些装饰纸，权当遮羞布使用。
　　 虽然儿子维护了我的面子，但私下不得不承认，我的那些藏书，确实登不了大雅之堂，因为不仅量少，而且太破。所谓量少，就是厚薄大小相加，也只有30来本，且都是工具书。所谓破，就是全从书摊上淘的，加之经常性使用，早已面貌全非。
　　 掐指算来，我那些工具书都有些年头了。如果拿1970年夏天我花一毛钱，从废品回收站淘得的那本《四角号码字典》算起，我淘书至今已有半个世纪之余。除此之外，《杂文创作漫谈》《文学修辞》《小说创作艺术》等书籍，也是我在书摊上以很低的价格淘的。
　　 我很少买小说散文之类的文学图书，总觉得社会图书馆那么多，大量的文学作品等着我们去阅读，又不用掏一分钱，何乐不为呢？所以，除了借书外，淘书成了我最大的爱好。我喜欢利用周末休息时间，在旧书市场淘一些工具用书，既便宜又实惠。尽管图书馆也有工具书可借，但得还，还得爱惜，绝没有自己买的方便。
　　 淘书的释义，大概和淘金差不多。淘金，是在江河里的沙子里淘；淘书，则在书摊上淘。两者都千辛万苦，结果，或许失望或许欢喜，皆有。淘书者的目的，各有千秋。有的是书贩子，爱在书摊里淘得古书稀缺书，来回倒腾，从中牟利。有的是搞收藏，喜欢用书籍装门面。更多的淘书者，则是读书所需，怀揣一颗虔诚的心，在茫茫书海里，寻觅自己所需要的书籍，而我便是这其中一个。
　　 读书人的淘书，在有些人眼里可能是低档次的，远不及那些出手阔绰、买新书眼睛都不眨一下的人。这类淘书者中，囊中羞涩的多，但也不全是。我所结交的淘友中，就有一些收入很高的人，但他们在买书上很理智，从不盲目购新书。比如：在中讯软件集团公司任职的王某，年薪达八十多万，可他爱淘旧书。据他说，只要有闲暇时间，他就会逛旧书市场，看书淘书已经养成一种习惯。其次，假如我们查阅一下历史资料，不难发现，有很多名人文人也热衷于淘旧书。比如著名学者王国维先生，就经常爱逛北京的琉璃厂书摊，一淘就是半天。教育家书法家于右任先生，也喜欢逛南京夫子庙的旧书摊，从旧书摊中寻找自己需要的书。鲁迅先生更是把逛旧书摊当成了一种嗜好，无论是就职于北京大学，还是生活在上海，他从未停止过在旧书市场淘书，在他所有的藏书中，有一半以上的书籍，是在旧书摊购的。
　　 由于时代的发展，现在很多年轻人热衷网络阅读，购书的热情逐渐衰退，加上市容管理的日趋严格，现在上海别说难觅旧书摊，就连书店也是凤毛麟角。即便寻到个书店，里面也常常是玩具烟酒之类的商品唱主角，书却成了装饰品。我生活的浦江镇，现有十几万人口，超市、商场、银行什么都有，就缺书店，你若买书，必须到市中心的福州路一带才行。过去可不是这样。北京奥运会之前，申城书店遍地开花，不但有正统的书店书城，也有很多旧书摊。那时候，政府对地摊管制相对宽松，马路、大街小巷，到处可见各种地摊，白天有，晚上也有，有时候，政府部门还会特地组织夜间集市，不仅活跃了经济，而且方便了人们淘书的需求。
　　 撇开国外的书摊不谈，中国的书摊，算是改革开放的产物。过去，在申城书摊方面，若论规模与人气，可能要数文庙的旧书市场最大。文庙旧书市场位于河南南路附近，设在文庙的第二道门内大院，里面约有两百多个摊位，新书旧书摊位平分秋色。所谓新书，都是印刷公司，或者书店的库存，卖不动，只能在旧书摊寻找它的出路。文庙旧书市场，是每逢周末两天开放，淘书者入内还需购一元的门票。尽管人们对此颇有微词，但挡不住对淘书的热情，每到周末，这里是车水马龙、人流如织，市场管理方还不得不限流。
　　 就我而言，因路远的关系，文庙旧书市场不是每次都去，但却是我去的次数最多的地方，我好几本书就是在那里淘的。比如前面所述的《杂文创作漫谈》、《文学修辞》、《小说创作艺术》等，就是在那里淘来的，从而成为我喜欢文学的启蒙老师。
　　 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但凡这阶梯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获得，比如买新书，比如借书，也比如淘旧书。条条道路通罗马，只要你秉着不断学习的态度，读书的方式，可以根据自身条件和个性选择，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也没有硬性规定。
　　 所以，相比之下，我喜欢淘书。淘书，自然有淘书的好处，除了省钱外，最大的好处在于乐趣。每当自己置身于书海，贪婪地寻觅着既定目标，每个细胞都会活跃起来。当淘到自己心仪的书时，会像中到大奖一般开心。再者，淘书的过程，也是学习的过程。书摊上的书五花八门，你既可以寻觅自己需要的书籍，也同时可以开拓眼界，趁机翻看一下其它书籍，觉得有兴趣或者有用，买回家研究一番。我就是这样，通过淘得一本《家庭花卉盆景入门》，初涉了花卉盆景艺术；对玉器收藏产生了兴趣，便买回一本破旧的《初涉玉器收藏必读》一书，加以学习研究；通过淘得一本《怎样吹陶笛》，我喜欢上了陶笛这一古老的乐器，并且吹奏逐渐也达到了中级水平，时常在地区的联欢会上表演。除此之外，淘书的过程，也是结交朋友的过程，以书会友，以文知礼，丰富了淘书的涵意。过去，我是个性格比较内向的人，不太喜欢与人打交道。但通过几十年的书摊淘书，练就了一些胆量，结交了不少朋友，其中不乏有摊主、老师、学生等等。
　　 在结交的朋友中，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一位叫郭伟的大男孩，是我2005年9月在上海文庙旧书市场认识的，他是复旦大学中文系大二学生。2006年5月某天，他“怂恿”我去他们学校听小说创作讲座，我胆怯不敢去，但当听说来授课的老师是著名女作家王安忆，还是壮着胆去蹭了课。就这样，从2006年5月至2007年4月，我一共磳了六次课，聆听了王安忆、苏童、陈村等六位著名作家的讲课，受益匪浅。
　　 如果说，蹭听大师的课令我回味无穷，那么，和一些摊主的友情，令我终生难忘。
　　 其中，一位是在文庙旧书市场摆书摊的男人，若健在的话，今年应该有80多岁。我们是1998年4月认识的，他姓翁，因一头的白发，熟悉他的人都叫他“白头翁”。“白头翁”家就在文庙附近，他经营的书摊与众不同，所出售的图书，全是清一色的纺织机械方面的书籍，有中文版的，也有外文版的，在旧书市场显得很另类。本来，我是无缘认识他的，因为我淘的是文学方面的书籍，与他八竿子打不到一块。但每一次我从“白头翁”书摊经过，都会看见他捧着一本外文书看着，有时候嘴里还“叽里咕噜”地朗读。我觉得好奇，有一次忍不住凑到他面前探个究竟，这一探，顿时让我肃然起敬，因为他看的是一本英语版的机械理论书籍。在我的眼睛里，这位其貌不扬摆着书摊的大叔，能阅读英语书籍，脑子肯定不简单。经过交谈才得知，这位59岁的“白头翁”大叔，曾经是上海纺织机械研究所高级工程师，精通英语、日语和法语，53岁时因交通肇事罪入狱两年，出来后，工作没了家庭也丢了，靠给人翻译一些外文资料过日子，而摆书摊则是他利用闲暇时间，打发寂寞的一种方式。
　　 “白头翁”大叔很健谈，也很热情，当他听说我儿子英语不行，竟当场拍着胸脯说要免费辅导他。我很感动，因为彼此只是萍水相逢，但在他一再坚持下，我只能客气当福气，厚着脸皮接受了他的建议。从此，每周六上午，儿子乘车到他那里，接受一个半小时的辅导，一直持续了约一年时间。我很感激他对我儿子的帮助，曾经以过节来往的方式，多次塞给他一些钱和礼品，都被他婉言拒绝。这位“白头翁”大叔，后来被他妹妹接到新西兰定居，从此断了联系，但我会常常想起他。
　　 另一位，是位背微驼脸浮肿的女摊主，她是在上海江浦路上的花鸟市场外摆书摊。因不合法，她的书摊和其他摊位一样，经常被城管撵来赶去，没有固定的地方。我与她认识，缘于一本旧版的《古汉语词典》。2007年4月的某一天，我去江浦路花鸟市场买花，路过她的摊位，一眼就瞥见了这本书，心里不由得大喜。因为我一直在寻觅这本书，它不仅仅是工具书，而且有相当高的收藏价值。我小心翼翼地问她价格？她伸出一只手掌。50元？我心里格噔了一下，倒不是嫌贵，而是因买花兜里仅剩下10元钱，我只好惋惜地放下书。正当我离开时，她看着我问：你是不是嫌贵？我只得将情况说了一下。没想到她立刻将书递了给我：拿去吧！钱等下次来再给我。我惊讶地看着她，问：我与你素不相识，你就不怕我到时赖账？她淡然一笑：不就是一本书嘛！就权当送人了，再说，我到现在还没碰到赖账的人。后来经过多次接触，我才知道，她不仅对我这样，对任何人都这样，只要买书钱不够，都可以少给，或者赊账。
　　 这位背微驼脸浮肿女人和我同龄，名叫李丽华，三十来岁时得了一种叫“强直性脊柱炎”的疾病，这种疾病叫“不死的癌”，长期靠贴膏药、吃激素药止痛片维持。由于这种病不能上班，她只能靠拿低保生活，每逢周末来江浦路摆个书摊，赚点小钱。除周末摆摊外，她每天骑着一辆小三轮四处收集旧书，然后在家整理后，再用小三轮车拖到江浦路地摊卖。她生活很拮据，但每年都会将所收集来的一些中小学课本，无偿捐给希望工程，为此，她还上过区电视台节目。
　　 都说书中自有黄金屋，其实，结交一个好朋友，更胜于淘得一本好书。好书，可以催人奋进，使人睿智；好朋友，可以让你懂得做人做事的道理，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往往比书上的知识更有说服力。
　　 淘书的日子，随着书摊的消亡，也许一去不复返，但它留给我的记忆是抹不去的，不仅因为书，还因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