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好友被选送并通过考核将去中央团校脱产学习。为重温中国共产党建党历史，我和好友商议叫上几个团干一起从上海出发去嘉兴南湖，把“一大”“开”完。
　　 在中国，叫“南湖”的湖有很多，最大的要数武汉的南湖，水域面积763.96公顷，比杭州西湖的面积略大。
　　 嘉兴南湖在浙江嘉兴东南部，三国时期就有记载，称之为陆渭池，又称马场湖、彪湖等。南湖分为东西两湖，两湖相连形似鸳鸯交颈，古时湖中常有鸳鸯栖息，因此又名鸳鸯湖。宋代以后，嘉兴南湖与杭州西湖、绍兴东湖并称为江南三大名湖。
　　 南湖中有两个人工小岛，一是湖心岛，上有烟雨楼等古园林建筑群；一是小瀛洲，上有仓圣祠。
　　 烟雨楼是嘉兴最有名的建筑，五代后晋年检建于南湖之滨。后毁，遗址无存。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嘉兴知府赵瀛疏浚市河，所挖河泥填入湖中，遂成湖心小岛。
　　 第二年仿原“烟雨楼”在湖心岛上建楼。清以后又相继建建成清晖堂、孤云簃、小蓬莱、来许亭、鉴亭、宝梅亭、东和西御碑亭、访踪亭等建筑，形成了以烟雨楼为主体的古园林建筑群，亭台楼阁、假山回廊、古树碑刻，错落有致，是典型的江南园林。
　　 嘉兴南湖不仅以秀丽的风光享有盛名，更因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胜利闭幕而成为红色旅游的名胜之地。
　　 我们来嘉兴主要目的是来学习党史，参观红船是我们的首选。
　　 1921年7月某一天，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秘密召开。参加会议的代表共13人，代表全国7个共产主义小组的50多名党员。会议进行至中途，遭法租界巡捕的袭扰而被迫停会。
　　 上海代表李达的夫人王会悟建议，会议可以转移到嘉兴南湖继续举行。王会悟是嘉兴桐乡乌镇人，曾在嘉兴女子师范念过书，对嘉兴以及南湖的情况非常熟悉。8月初，代表们从上海北站乘早班火车到嘉兴，由王会悟带领，坐摆渡船到湖心岛，再由小拖梢船接上王会悟预雇的游船，让船主把船停泊在离烟雨楼东南方向二百米左右僻静的水域。这种船有前舱、中舱、房舱和后舱，右边有一条夹弄贯通，会议在中舱举行。
　　 会议从上午11点左右开始，直到下午6点多钟完成全部议程，胜利闭幕。
　　 会议结束后，代表们先后悄悄离船，当夜分散离开了嘉兴。
　　 为了纪念中共“一大”在南湖游船上胜利闭幕这一重大历史事件，1959年初，嘉兴县委建立南湖革命纪念馆筹建委员会及办公室，中央文化部拨款3万元作为筹建经费。由于“一大”会议原船已不可追踪，同类游船也早已绝迹。因此筹建开始的主要工作是弄清开会时游船的形制，经过大量的调查访问，根据老船工的回忆，仿制了一只单夹弄丝网船模型送中央审定，得到了“一大”代表的肯定。
　　 1959年，仿制的游船停泊在烟雨楼前水面上。1964年4月5日，“一大”代表董必武同志视察南湖，仔细察看纪念船后，欣然题诗：“革命声传画舫中，诞生共党庆工农。重来正值清明节，烟雨迷蒙访旧踪。”
　　 于是这条仿制的船就被确认为“一大”纪念船。
　　 南湖会议是因为“一大”无法继续在上海举行，而转移到嘉兴南湖继续召开的。
　　 那么，南湖“一大”究竟是在那一天召开的呢？
　　 要确定南湖“一大”的开会时间，就要先确定上海“一大”的会议日期。
　　 中共“一大”并不是后来被确定位党的生日的1921年7月1日召开的。
　　 由于中共一大是在秘密状态进行的，所以基本没有留下的什么档案材料，具体召开的日期是靠后来的史料综合分析才确定下来的。
　　 1979年8月，著名党史学者邵维正在《党史研究资料》上发表《关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日期的初步考证》，才最终将“一大”召开日期这一谜题解开。
　　 陈公博参加一大后，曾于1921年8月在《新青年》第9卷第3号发表《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一文。陈公博在上海住了10天，“三十一夜遂趁车赴杭”，也就是说，陈公博是7月21日左右到达上海的。
　　 包惠僧回忆，他是7月15日坐海船从广州直赴上海，大约20日到达。董必武、陈潭秋二人到达上海的时间，和他不相上下。
　　 “一大”参加者的回忆中，都提到“一大”在上海的最后一次会议受到租界巡捕的侵扰，会议被迫中断。
　　 陈公博在《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中写道：“这次旅行，最使我终身不忘的，就是大东旅社的谋杀案。……七月三十一日那天早上五点多钟，我睡梦中忽听有一声很尖利的枪声，继续便闻有一个女子锐利悲惨的呼叫……”
　　 1921年8月1日的上海《新闻报》刊登了《大东旅社内发生谋毙案》的消息，记载大东旅馆发生命案的时间为7月31日。8月2日，又刊登了《大东旅馆中命案续闻》，记载死者名为孔阿琴。
　　 新中国成立后，苏联向我国移交了一批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档案，其中有《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一文，原文为俄文，没有署名，也没有标明时间。
　　 文中记载：“代表大会定于六月二十日召开，可是来自北京、汉口、广州、长沙、济南和日本的代表，直到七月二十三日才到达上海，于是代表大会开幕了。”
　　 文中还告诉我们：“一大”在上海的会议开了6天，加上两天起草文件，共计8天。从孔阿琴案件的间接推断中，我们已知在上海的最后一次会议是7月30日。7月30日往前推8天，正好是7月23日。
　　 由此，1921年7月21日被确定为中共“一大”的开幕日期。
　　 然而，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纪念日却不是7月23日。最早提出把7月1日作为中国共产党诞生纪念日的是毛泽东主席，他在1938年5月26日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作《论持久战》的演讲时说：“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十七周年纪念日。”
　　 最早把“七一”作为党的诞生纪念生日开展纪念活动的，是1941年6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抗战四周年纪念指示》。指示说：“今年七一是中共产生的二十周年，七七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四周年，各抗日根据地应分别召集会议，采取各种办法，举行纪念，并在各种刊物出特刊或特辑”。
　　 从此，“七一”就作为党的生日固定下来。
　　 刚参观完红船，好友感到身体不适，于是我们就去了相对僻静的仓圣祠。
　　 仓圣祠位于在小瀛洲上，与湖心岛上烟雨楼南北相望。清康熙年间疏浚市河，堆泥于此，遂成一个分水墩，初为渔民晒网之地，后渐成游览胜处。
　　 以前老人教育家中的孩子不要乱扔有字的纸张，更不允许孩子将字纸揩脏东西和当手纸用，说这样做“字圣”要生气的。汉字是仓颉创造的，“字圣”就是指仓颉。
　　 清光绪年间，嘉兴民间有“惜字会”组织，仓圣祠就是在那个时候由“惜字会”募银建造的。祠有三间，内供仓颉塑像。
　　 清末和民国时期，“惜字会”制作了许多竹篓，分送官署和学校团体，挂在办公室和学校教室，也有挂在公共场所的，这种竹篓称“惜字篓”。惜字篓像个扁瓶，高宽均约一尺二三寸，厚约四五寸，像鱼篓，向上是一个碗大的口子，下端扁平是底，左右是二只角，略呈菱形，篓外壁用毛笔写有“惜字延年”四字，让人不要随便丢弃有字的纸张。
　　 篓里的字纸多了，就集中起来装入麻袋送到天宁寺去“化掉”。“化”就是“烧”的意思，但不能说“烧”。
　　 我小的时候，在学校老师的办公室和长辈的书房见过藤竹编的类似“惜字篓”的“字纸篓”。
　　 纪念仓颉的仓圣祠或有关纪念仓颉的类似建筑，全国似乎仅有嘉兴这一处，到嘉兴南湖顺便看一下仓圣祠应该是很有意思的。
　　 我们参观了仓圣祠以后。就陪着好友在仓圣祠旁的小亭里静坐。俄而，好友渐渐就恢复了状态。
　　 听说南湖菱很有名，我们就想划船去菱田看看。
　　 南湖菱栽培历史悠久，在6000年前的马家浜新石器时代遗址，就发掘出碳化无角菱。
　　 民国《浙江青年》第一卷九期载：“南湖菱，行圆无角，扁似馄饨，……其他各地均无出产。因此，南湖菱又被称为“馄饨菱”。
　　 我们划船进入菱田，一面游湖，一面采菱，不知不觉进入菱田深处，当我们要返回时，船已经被水草和菱藤缠绕，动弹不得。
　　 天色渐晚，我们还要赶夜班火车回上海，哪有时间在这里纠缠？于是，我高喊“红军不怕远征难”，手拉菱藤使船前进。众人随后也跟着喊“万水千山只等闲”，一起用力拉藤，很快就冲出菱田。回到岸上，我又补上了两句“手拽菱藤齐用力，回到岸上尽开颜。”凑成了一首七绝诗。
　　 多少年以后，每当我们讲起这次南湖之行，都会齐声说“红军不怕远征难”，然后发出会心的大笑。
　　 一次特别的经历也许会让人记一辈子，甚至会影响人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