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爸爸和许多转业干部一起来到营口。开始在道岔子附近的重型机械厂工作，我们一家四口就住在他的办公室里，爸爸妈妈打地铺，我和弟弟睡在办公桌上。爸爸每天从早到晚很少坐在办公室里，常常是我们睁开眼睛的时候他已经下车间了，我们睡觉的时候他还没回来。那时候叫大跃进，要赶超英美，给我的印象就是爸爸和工人们没日没夜地拼命干活，还有一个印象就是干部要比工人干的更多的活。
　　 1960年，爸爸在站前区做区委副书记兼任宣传部长和党校校长。我们家从道岔子搬到了一宫附近的大潮沟边上，是一趟红砖简易房。我们是和区长刘毅叔叔做邻居，每家的住房面积都不足二十平米，没有上下水道，只有一间卧室和半间厨房，与那些住在周边日本洋房里的职工群众相比，显得特别寒酸。可在爸爸他们看来这都理所当然，因为干部就是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我们住的那种单砖墙的简易房，冬天冷的要命，夏天热的要死，白天屋里没有多少阳光，特别潮湿，晚间竟有老鼠在地上跑来跑去吱吱乱叫。屋里面积又小，我和爸爸妈妈还有弟弟横着睡在一张双人床上，吃饭的时候是拿椅子做桌子，我们都坐在小板凳上将就。记得有一年春节，家里好不容易包了一些饺子冻在厨房里，第二天早起饺子都不见了，很多天后才在煤堆的老鼠窝里发现……
　　 说到饺子就想起三年自然灾害挨饿的情景，我和弟弟在幼儿园吃不饱，就回来舔爸爸妈妈喝苞米面糊糊的饭碗。爸爸索性不吃了……可是由于血糖低他竟然晕倒在区委党校的讲台上，到医院检查，没有别的原因，就是饿的。那时的区委书记和老百姓一样挨饿，一样浮肿。当时妈妈在站前医院工作，有一种福利是把虽然过期但还可以食用的药品分给医院职工，以致到现在我还难忘酵母片和益母草膏的香甜。有一次，爷爷在乡下给我们邮来干菜，爸爸工作忙没时间，就让我和弟弟去邮局取邮包，取回邮包打开一看，干菜中竟然有一只干鸡！我和弟弟喜出望外，就把这只鸡煮的半生不熟（没放盐）给吃了，我吃的多，之后上吐下泻，病了一场，从此再也闻不了炖鸡的味道。
　　 1964年，爸爸调任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兼任整党办公室主任，于是我们家搬到了城南邰屯，还是红砖平房，还是没有上下水道，只是比以前多出一间房，屋里的土地也变成了砖地。当时我和弟弟已经上小学了，每天放学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百米之外的水房抬水，一桶一分钱，要买水牌交给看水房的大爷。还有一件脏活累活就是往外面大马路上拎泔水桶，冬天冰冻路滑，小孩子边拎边玩，人仰马翻的时候也是有的，后果可想而知。住在这里，最大的问题是内急，上趟厕所要跑很远的地方，有时到那里还要排队，而且那旱厕脏的可以，夏天臭气熏天，蚊蝇扑面，冬天冻的屁股生疼。晚上小便用尿盆，大便还是得出去，这时候就特别仇恨那些讲鬼故事的人。当然，住在邰屯也有好处，这就是在这片棚户区的居民中，都是普普通通且纯纯朴朴的老百姓，爸爸妈妈和他们相处的很好，谁家有困难都出手相助，谁家闹矛盾也都出面调停。开始他们管我爸爸叫谢部长，后来改口叫他谢叔，也有叫他胖叔的，更有亲切者直接叫老胖子，如同家人一样随便。文革时造反派来抄家，硬是被我们的邻居给骂了回去。还有一点好处就是在这里住冬天不那么冷了，因为屋里有火炕，后来还按了土暖气。但是新的问题也来了，我和弟弟不仅要学会按炉子、拖煤坯、砍劈柴，还要承担一定风险。那年冬天，我和弟弟还有表哥睡在一起，半夜我起来解手，没走两步就两眼发黑，一头扎在地上……这动静惊醒了爸爸妈妈，爬起来一看，三个孩子都煤烟中毒了，数我程度最轻。
　　 这就是从1958年到1974年我们家在营口的住房状况。其中，作为厂领导的爸爸在工厂办公室住了两年，作为区领导的爸爸在区委简易房住了四年，作为部领导的爸爸在邰屯的平房里住了十年。想必如今的厂长、区长和组织部长们是不会有这种待遇了吧，当然，他们的家属也不会有这样的故事。
　　  （原创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