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的北京，秋风凛冽，像寒冬一样让人瑟瑟发抖。
　　 下午，我们在陶然亭公园游玩时，广播里说，傍晚有大风，要游人注意安全。为躲避大风，我们回到宾馆拿上行李，早早来到了火车西站。
　　 西站一如既往的人多，嘈杂。我将春光送到七号候车室，我们就要分别了。十天的旅途劳顿，让人归心似箭，想早点回家休整，可一旦要分别了，还是恋恋不舍。我们相拥着不愿分离，直到约好下次旅程，才松开了臂膀。
　　 与春光告别后，我和妹妹拉着行李箱，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向三号候车室走去。在软卧候车室门口，碰到一位七十多岁的大爷，他扛着蛇皮袋，正与穿着藏蓝色制服、戴大檐帽的检票员说着什么。我们走进候车室，刚坐下来，忽听一声大喊：“我要回家！”听口音，像是山西人。
　　 我扭头去看，是门口那位大爷在喊。他又瘦又高，穿一件旧的中山装，头发花白，一脸的疲惫，嘴唇哆嗦着，花白的胡子上沾着饭粒。大爷肩上那个蛇皮袋，卷得圆圆的，像是铺盖卷，手里拎的那个蛇皮袋，鼓囊囊的，像是装得杂品。在大爷卷着的裤腿下，露出一双黄色解放鞋，感觉还带着泥，像刚从庄稼地里走出来。大爷的这身装束，使我恍若回到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那个时候，火车站、汽车站的老乡们大都是这种装束。
　　 检票员对大爷说：“您对我喊也没用啊，您坐的火车已经开走了，您得去改签，在两小时之内改签，得赶紧去。”说完，转过身继续忙着检票去了。
　　 大爷一脸懵圈，四处望望，在原地站了会儿，又转过头问：“到阿哒去改签哩？”检票员说：“手机上改签是最方便的，到窗口去也行。”这回我听清楚了，大爷说得是陕西话，是我们陕西西府人，他坐的火车开走了。哎呦，这可怎么办？我的心不由地揪了起来，想到了老年时的父母。
　　 大爷在原地转了一圈，摊开两手，无望地带着哭腔嘟囔说：“咋办哩，咋办哩吗？”这时候，有人让大爷快去改签。大爷说他手机不是智能的，无法操作，票是年轻工友帮着订的。他午饭都没顾上吃，坐公交、倒地铁才来到了火车站。一扫身份证，人进到了候车室里，却取不出火车票来，也没记住车次和开车时间。他急忙给工友打电话，可信号不好，怎么也打不通，等好不容易打通工友电话，问清了车次和时间，火车也开走了。
　　 在网络发达的年代，不用智能手机，出门太难了。购物、买车票、买机票、住酒店等等，哪一项都离不开手机。特别是在防控疫情的当下，处处要小程序扫码，处处要看行程码，要看核酸检测结果，没有智能手机，几乎是寸步难行。
　　 今年四月的一天，我在西安坐103路公交车时，从莲湖路上来一位四十多岁的妇女，她一脸沧桑，穿着棉衣，戴一顶橘色建筑帽。当司机师傅让她扫一码通时，她怯生生地说：“我的智能手机坏了，还没去买，现在手机不是智能的，无法扫怎么办？”司机问她带身份证没有，她说没带，司机说：“那只好请你下去了！”
　　 那妇女一听，紧紧拽住车门口的把手说：“别，别让我下去，我要回家，我老公病了，在出租屋躺着呢……师傅求求你，让我上车吧！我就在这儿的工地上打工，哪也没去过啊！”司机师傅叹口气说：“我也没办法，这是规定，我要为全车人负责，还是请你下去吧！”
　　 妇女无奈地松开了双手，她走下车去，无望地仰天长叹一声，捂住脸大哭起来，车子都走远了，我一回头，她还站在路边哭呢。那副可怜兮兮孤立无援的样子，直到现在想起，还让我心里发酸。
　　 我理解她的心情，因为在那前不久，我也被赶下车过。那天，我参观完画展，已到了傍晚时分，坐公交车回家时，手机怎么都扫不出一码通，司机让我下车。我恳求司机说：“有可能附近网络不好，车开以后就会好的，不要让我下车好不好？”我眼睛近视，一到夜晚视力下降，看不清路，看不清车牌，有两次都坐错了车。一次，从丹凤采风回来已是傍晚，在北关坐公交车时，把9路当成了2路，车子开到大白杨我才发现错了，下了车，找不到回家的公交，只能打车回家。还有一次傍晚，也是看错了车牌，300路一直把我拉到了东郊终点站。从东到西，历经一个多小时才回到家。从那以后，我晚上很少出门。现在，我下了车怎么办？扫不出一码通，出租车也不能坐。
　　 司机还没说话，车上的乘客不干了，你一言，我一语地说，那不行，谁知道你从哪里来的，又去过哪里呢，万一你携带了病毒怎么办？请你不要耽误大家时间了，赶快下去吧！一码通扫不出来，是你手机有问题了，还是下去想办法吧！
　　 我无奈地走下车，孤独地站在路边，看着公交车一辆接一辆地从身边驶过，寒凉、焦急充斥着我的心。天黑了下来，手机只剩了两格电，重启一下吧，又怕电耗完了无法开机，一旦关机，回家就更加渺茫了。可也不能在这里死等吧，我决定孤注一掷，关机重启，也只有这个办法了。手机重新开机，只剩下了一格电，公交车来了，我竟扫出了一码通，上车刷完卡，手机就没电关机了。有惊无险，我比那位妇女幸运得多，半个小时，就安全地回到了家中。
　　 老乡大爷的境遇更糟，他坐的火车开走了，只能改签，还只能到窗口改签。检票员告诉大爷说：“要改签就快点，这趟软卧直达车，是到西安的最后一趟火车，还有一小多时也要开了。”
　　 大爷问这趟车有硬座没有，检票员说都是软卧，没有硬座。大爷说太贵了，坐不起，出来打工才俩月，也没挣下几个钱，回去还要给老伴看病，四百块能买不少药呢。
　　 检票员说：“那您只能改签到明天了。”大爷说：“明天就明天，只要能省下钱就行！”其实，大爷也就省了两百多块，硬座是一百五十多。不过，熬一夜，能省下两百多块，对大爷来说也是值得的。
　　 在检票员的指引下，大爷向门外走去。我望着他那消瘦的背影，佝偻的身躯，心里堵得慌。这几天全国都在断崖式降温，脱了夏装，直接就穿上了薄棉衣，把秋天省略了。北京更是天冷风大，也不知今儿晚上，他将如何度过？
　　 半个小时过去了，进站前我去洗手间时，在洗手间门口，看见了那位大爷。他坐在蛇皮袋上，头靠在墙上，手里拿块干饼，茫然地望着来往的人们，旁边地上，放着一个冒着热气的茶缸。
　　 我想帮他一下，可我能帮他什么呢？钱在手机里，为了节食减肥，晚饭没吃也没带，准备上车就睡觉。去买点食物吧，又怕来不及了。帮不了他，去安慰他一下也好，可是，我说什么呢？不付出实际行动的话语，都是空话。
　　 我从洗手间出来，大爷靠在墙上睡着了，手里还捏着没有吃完的饼。也许，他在梦里已回到家乡，见到了老伴。地上缸子还在冒着热气，愿这袅袅升腾的热气，能给大爷带来些许的温暖。
　　 节后，铁路运输萧条，火车上有许多的空位，我乘坐的四人包间，只有我和妹妹两个人。那一夜，列车在呼啸的大风中，像个年迈的老人，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咣当咣当地撞击着铁轨，一步步地向西爬行。我躺在包间里，一夜无眠，一直在想滞留在车站的大爷。
　　 第二天，正好是重阳节。新闻里说，在网络信息化的时代，一定要关注老年人，关心他们生活，解决他们的出行难问题，并要付出实际的行动。
　　 那一天，小区里很热闹，社区工作者在宣传敬老爱老，还开办了老年人网络知识学习班。志愿者在帮助孤寡老人擦玻璃，清洗被褥。公交车也规定，身份证和老年证，均可代替一码通，极大地方便了老年人的出行。
　　 在寒冷的深秋，这无疑像春风一样，温暖了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