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已去”，72了，留给我的日子不多了，得抓紧时间。上半年，过生日的时候，儿子媳妇儿，女儿女婿，孙儿孙女都回来了。平常冷冷清清的屋子，一下子热闹得人头昏脑涨，我就把想法说了：“我有个想法，再去京城一趟，把烈士这个事情说明白，以后你们才晓得……”
　　 我是在全家人挤在大桌子上吃饭的时候提说这个话题的，其他时候也没机会。平常，我一个人过，也没有朋友来串门，也不晓得说给谁。桌子上没一个人支持我，都劝我。
　　 “年龄大了，莫乱跑，京城太远了，身体重要。”儿子担心我身体。
　　 “说了几十年，不累啊?上年纪了，莫操那个心。”女儿关心我。
　　 “政府好啊，政策也兑现了，你还买了养老保险，多享几年福嘛。”儿媳妇儿说得在理。
　　 ……
　　 我说：“这次不是去上访。去送锦旗，感谢领导！我把前因后果写明白，交一份给上级，留一份给你们……”
　　 话还没说完，一家人都哈哈大笑，说不上访去京城干啥，就再没人理我。剩下时间，都在喝酒吃肉，当我不存在。唉，这生日过的！还不如不过。不过，一个人冷清久了，希望热闹热闹。儿女孙儿一回来，闹哄哄一片，又想清静。人啊，左右都不舒坦，舒坦了，又觉得不像个人。
　　 京城我去得多了，总共17次，主要集中在1995年到2007年，一年至少去一次。除了前两次，每次去都像搞地下工作，围追堵截，好不容易到了京城，第二天，最迟第三天，政府的人总会出现在我面前，围着我，跟着我，变着法儿让我回四川。我耳根子软，听不得别人说好话，总会同他们一起回家。
　　 要说的事，一次也没找到管事的说清楚，每次都登记一下，说转给地方，让我等消息。说都没说清楚，转啥啊，等啥消息？好在信访局外，上访的人多得很，大家聚在一起，相互交流。第一次，我就学到把要访的事写成材料，材料上留下通信方式，材料一交，就等结果。也不能随便把身份证拿出来登记，那样，地方政府马上就知道，立马就会来接你。总之，上一回京，学一回乖，长一次见识。真是活到老学到老，这世界，稀奇古怪的事多得很，就看你去不去用心。
　　 事实上，我上访的事也不能怪政府，大部分都是家务事，要怪只能怪政府发了烈士证。
　　 父亲梁崇雁是大地主，在石家沟修了三进三出的一座四合院，共有36个房间，娶了三个老婆，大妈张氏，二妈雍氏，三妈孙氏。父亲重男轻女，前两个先只生女不生儿，就又娶了孙氏。孙氏果然争气，第一个就生了儿子梁勤泽。说来也怪，此后前两房也开始生儿，逐渐人丁兴旺。因了这个缘故，加之大哥聪明伶俐，深得父亲欢心，读完私熟，就送到成都读师范，加入了共产党。1948年，回到石泉县，在县里的一所学校当了校长。1949年解放前夕，准备搞暴动，迎接解放军，不幸暴露，被伪区长枪杀在碾河坝，时年21岁，父亲悲痛万分，不久便撒手西去。1950年石泉解放，政府在1952年为我们家发放了革命烈士牺牲证明书，外加一个铜牌牌，钉在大门上。
　　 父亲死后，三个妈协商分家，依据儿子人数划分家产。大妈二妈都有儿有女，唯有三妈孙氏孤生一人，只分得三间房屋。孙氏当年才三十多岁，看这情形，在梁家呆不长久，便选定鹰嘴岩下的张铁匠嫁了。张铁匠家世代打铁，年青时因故伤了脚，走路不顺当，长期打单身，穷得叮当响。女人家女人家，有了女人就有家。张铁匠三十多岁娶了孙氏，有了人管教，生活开始过得有滋有味，三年内，竟然养了两个儿。
　　 大家相安无事过了十几年，66年却变了天。石家沟山高沟极少富人，只有我们家是地主，为完成文化大革命下达的任务，大家最后只好抄了我们家。36间房分了，桌椅板凳分了，柜子木床分了，连犁头抬杠、扁担箩筐也都分了……最后发现还有一张革命烈士光荣证，才发觉不对头，抄家抄家，居然抄了烈士的家。这可如何是好？
　　 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有人说烈士证该由烈士的父母或子女保存，烈士没结婚无儿女，父亲没了，母亲还在，就把光荣证送到鹰嘴岩，交给了孙氏，孙氏转手就给了张铁匠。张铁匠左看右看没闹懂，来人解释了半天，张铁匠才搭个凳子，把铜牌牌钉到穿枋上。从此，梁姓烈士的牌牌跑到了张家。梁家人心有不甘，却大气也不敢出。文化大革命结束，转眼就改革开放。83年，开始换烈士证。梁家的烈士，咋就成了张家的荣誉？于是，试着向政府汇报，要把烈士证要回来。开始找公社，后来找区上，再找民政局，县政府……最开始，大家都还心平气和，摆事实讲道理，文件摆了一大堆，最终谁也说服不了谁。县政府总说，他们按文件执行没有错，要纠正，只有找出文件的民政部，文件上写得很清楚，文件由民政部负责解释。去就去，民政部在京城，天高路远，吓不倒我！赌了这口气，我就谋划着去京城，要为梁家人讨个明白。烈士姓梁，拿证的姓张，享受待遇的姓孙，这个世界全乱了。烈士姓梁，荣誉就是梁家的，外姓人享了烈士的福？天理不容！我得把大哥用鲜血换来的铜牌牌抱回家。
　　 最开始，没把政策搞明白，愣着头就进京，去了两三次，就在政府挂了号，一年四季都有人看着我。只要一两天不见我，队上的，村上的，公社的，乡上的干部就上门，找我东拉西扯说聊斋。时间长了，彼此心知胆明，打开天窗说亮话。每到京城要开会，或是有活动，干部们就轮流陪着我，要嘛讲政策，要嘛套交情，有时干脆陪我吃，陪我喝，反正目的就一个，用他们的话说：“还是那句话，梁大爷，无论如何，这几天不能去京城！”我原本不想去，不过被他们这样一闹腾，反倒觉得不去不正常，有时也就去两趟。不过，每次我前脚到信访局到民政部，他们后脚就跟来，去了京城十几趟，没有一次顺顺当当向领导们讲明白问题。每次见到我，都说：“老梁，又来了！还是说上次的事吗？情况是清楚的嘛……”他们都有文化，嘴巴放机关炮一样，我基本上插不了嘴，他们就登记完了，便劝我回家等消息。况且，我说的四川话，大部分他们听不懂，这样你说我嚷的闹半天，最后到下班时间就收场，根本不解决问题。去了几次，我也觉得烦，后来有人给我出主意：“不让你到场，就写诉状，依着部门一个个寄过去，再不解决，就给领导寄，不要心疼那几个邮费，总比你去京城便宜嘛……”试了试，真还是个好办法。寄出去一封，总会回复一封，有时还有公家人到我家里来，专门给我解释烈士办法条例。
　　 依着规定，烈士带来的福利管三代，父母，配偶和子女，也可对应到烈士的兄弟姐妹和抚养人。大哥牺牲时没结婚，无配偶无子女。父亲早亡，孙氏是大哥的母亲，理应她享受。这些都正确，没问题，我都同意，都支持。我唯一想不过的是，姓梁的烈士，证件牌牌咋就放在了张家，不放在梁家。我就一个要求，把证明交给我，把铜牌牌钉到我门上。我不要国家一分一厘的好处。退一步，孙氏活着我不要，但她过世了，能不能把证件和牌牌交给我？
　　 政府的同志说：“你是梁勤泽的兄弟，张铁匠的两个儿子也是他兄弟，你这样要求，他们也这样要求。证件牌牌已经发给了张家……”
　　 儿女也劝我：“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个证，那个牌牌，拿到有啥益……”小孩子不懂事，莫见识，哪里只是为有益！
　　 左邻右舍也笑我：“梁大爷，你脑壳有毛病！几十年争个空名声，不划算。有那个精力，不如干点别的啥，说不定，还能搞出点名堂！”
　　 我也想放下，过上好日子。因为上访，儿子媳妇儿，女儿女婿，孙儿孙女，总觉得我脑子有问题，平常总是劝我要安静。老婆子也常唠叨：“老头子，莫去争闲气，留点精力活长点，比啥都强！”看我不听劝，一家子就离我远了，只有生辰满日，年关年款才回家。左邻右舍，开始也觉得，梁家烈士的证书牌牌该我管。但几年过去了，就没人再听我摆事实讲道理，一提起烈士的事情，大家都摇头，绕开我，以往关系好的，也只是劝我：“政府有规定，听政府的莫错！”弄得我上山砍柴一个人，下田种地一个人，一大路人到张家场去赶场，走到最后，又只剩下我一人！只有政府的人耐着性子听我说，常常还把我笑眯眯地送出门。我知道，只要我不去京城，他们派人同我说上几天几夜也得行。有时闷久了，我就到石泉县城去一趟，几个部门访过去，心情就会舒畅好几天！不过，年龄大了，行动吃喝不便，我也慢慢冷下来，偶尔想起来，总觉得有些规定不近人情。
　　 这卡UI牌照2008年地震那一天，我去市民政局拿回复，捡了一条命。老太婆在家睡午觉，活活被埋了。鹰嘴岩塌方，张铁匠一家也没了。这是大哥在天之灵保佑我！部队来了，领导来了，全国各地的人都来了，以前经常接我的人也来了，送吃的，送穿的，为我们挖屋基，盖房子！我得好好活下去，再也不去瞎折腾，养着一把老骨头，好好活几年！
　　 哪知道，地震过了两三年，却突然通知我去领牌牌！说我是梁勤泽烈士的亲属，新证书拿回去保管好，新牌牌要端端正正钉在门楣上！
　　 几十年的愿望实现了，我得带着锦旗去京城！没人支持，一个人更该好好谋划谋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