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云南与现实的云南是不可完全交汇的，作为多种文化交揉在一起的特殊地域，其价值内涵值得深究。到云南旅游，欣赏历史古迹、自然景观与人文气息，云南人身上遗留着很多生活秩序与行为规范，都有着一脉相传的秉持。
　　 虽历史是一出没有结局的戏，每一个结局又都是新情节的序幕，但地域文明现象不会因时间而溃散到迹无可寻。就我所知，今日云南人走到哪里，都会留下一些清晰可辨的文化痕迹，比如他们天然去雕饰的内心规范，衣衫步履、谈吐举止都与自然达成和谐，生命整体形态散发出一股无邪与通达。
　　 前几年，我在一家工厂做临时工碰到几个云南人。其中有一个小伙子一得闲，就随我身旁，手舞足蹈，灿然如稚儿般；还有一个女孩子，我找她聊天，吐纳之间，掩盖不了笑容、率性。你看，随便的几个表情就定义了他们的生命形态。
　　 剖析云南人，是重大的历史人文课题。心理学家荣格说，文化赋予一切社会命题以人格意义。中国学者吴志实先生与费孝通先生在云南做了一些考察，未对云南人做出更为深度的剖析，但也撷取了枝蔓，去芜存菁，对云南构筑起一道概念化与理想化的平面镜象。
　　 地处西南一隅的云南，曾自成体系、形成独特的“滇文化”；滇文化以其造型精美奇特、纹饰细腻丰富的青铜器闻名于世，并具有较强的写实性和极高的艺术价值。不同于三星堆文化与金沙文化冶铜技艺，古蜀文明承袭了良渚文化的余脉，从两河流域“驮”到成都平原，让四川从“”不晓文字，未知礼节”蒙昧无知，成为中国文化的丰盈的主仓，从而流泻出李白、杜甫等人川行的华丽诗章。云南自古就沦为华夏文明的扈从，不幸而吊诡的是，中国古代历史从不给扈从以地位。
　　 我翻了《云南通史》，了解到土著民族与土著民族、土著民族与汉族的融合，即“夷变夷”、“汉变夷”、“夷变汉”，在这更迭之际，没有对文化习俗结构性基础做了颠覆性变革。其原因可能是宗教林立，信奉宗教文化是对经验的排斥。在云南，宗教统摄的人文气息扑面而来，再强悍的文明流泻也会被阻断，也会被神化的个体生命所荼毒。我们从木氏土司施政方针窥视，木氏土司采取“以夷制夷”，木家对汉族文化知识及其尊敬，想“窥中原文脉”，从而使家族人士都能像汉人一样“知诗书，守礼仪”。对此，徐霞客称赏木氏土司“世著风雅，交满天下”，但木氏土司并未把汉文化下沉到民间。直到清朝“改土归流”涤荡在云南，废土司制度，改派流官到地方主政，阳春白雪的儒家汉文化得以轻拂这片土地，云南在之后，才零星涌现出精英。
　　 杨丽萍老师把大型原生态歌舞集《云南映像》，揉合了传统之美与现代之力。她将最原生的原创乡土歌舞精髓和民族舞经典全新整合重构，再创云南浓郁的民族风情。在歌舞集中，原生、古朴的民族歌舞与新锐的艺术构思的碰撞，给人一种特定的“云南映象”；而《雀之灵》展现出名族的图腾与对圣洁、宁静的世界向往。这些舞蹈为我们呈示了云南人在艺术上的造诣，以及云南人对神明的敬畏与膜拜。
　　 如果把云南人说成地上的孔雀，天上的喜鹊，倒是不失可爱的比喻。云南人遇到烦恼，遇到困难时，总是抱有一种豁达乐观的态度，对于他们而言，没有唱一首歌曲或跳一段歌舞解不开的烦忧。他们生命的底色没有那么浓墨淡彩，不追求塑造个性独特而惊奇。他们皈依神明，认为一切众生皆有神明的喻令，唯有随顺因缘果报，才是他们唯一能做的。
　　 把持西南亚门扉的云南，只要稍微虚掩门扉，门隙间吹进的劲风，就会带来异域的文化气息，悄然加入云南的清梦。云南很多名山大川，都雕刻了各种美轮美奂的佛像，云南作为印度佛教文化传入中原重要的狭带之一，自身对佛教文化是敞开胸襟。云南人在宗教差异的接受上所表现出的宽容与大度，交揉出他们文化信仰“东巴教”，也一度形成了“东巴象形文字”。
　　 地域文化有什么样的起点，就有什么样的延续。云南人的古老信仰中一直弥散着神灵鬼怪的身影，而汉族文化始终充斥着文化大辩驳。这种文化大辩驳，使汉人在文学、哲学、科学等合个领域展现出绝对的强大。云南人缺乏了自我内化、审视，具有典型自我疗伤之法。没有忧愁与孤独的民族，是难以扒在井口窥测外界文化之深邃。
　　 由此推想， 云南人才凋零，直至现在云南为中国输出的人才也屈指可数，很有可能他们心理至今仍有一条拖在后面长长的尾巴，这条尾巴就是家庭、民族、宗教以及整个云南的全部历史在作祟。传统文化根植太深，信奉的教义信条仍然流传，潜移默化影响着云南人信仰和习性。
　　 昆明，原是游历在滇西高原、居无定处、与滇人征战不已的游牧民族栖息之地，却成为一个现代化城市的名称。据统计昆明人，主要是江浙闽迁徙而来，文化积淀不深、历史不悠久，承载不了文化巨澜，在文化大裹卷浪潮下，展示出自身的偏执、呆萌、无措。
　　 在民国期间，战乱纷飞，以蒋梦麟、梅贻琦、张伯岑为首西南联大，呼吁将西南联大搬迁至昆明。不为人注目的昆明，一下子成为中国教育的中心，风云际会，群贤毕至，一时间，中国文化顶尖人物云集于此。这种礼遇，文化熏陶、濡养，却没有把昆明文化灌溉出一丝绿叶，泛起涟漪。然而，同样文化贫瘠的陕西，在知青下乡，酝酿出近代最光辉的黄土高原文化，为华夏文明涂上薄薄一层云霞。
　　 更值得悲叹的，这些大师们离开云南后很少有人再回去，他们不怀念昆明翠湖公园、也不眷念居于云彩之上的云南。昆明人温吞懒惰的个性，日常生活习惯上又异常繁琐。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谈过地理对人格的影响，他认为内陆居民善于沉淀和积累，中庸保守，满足自身的优势。经历“五四运动”的大师们，如何听得繁琐的叨唠？在变革的迭动又如何卧睡中庸之道？昆明人，失却了生命两大基元：深刻的悲与深刻的喜。
　　 云南人对自身的“优势”把玩的非常自得其乐，自我陶冶在天然景观里，对生命在于远行的体验嗤之以鼻。据《昆明县志风记载》：“滇人最不喜欢背井离乡，尤以昆明人为甚”，这种人格结构，导致云南人见闻不广，思想闭塞。把外来人称呼为“老表”、“洋芋”，意思是人家土得掉渣，一种酸涩的吐槽，恰恰更体现云南人自我安慰，自我妥协。云南人在三重之命，即“自然之命”、“醒之命”，醒悟人与万物共有的一体的生命，人类有别于万物的“意识之命”，所以他们与生活达成共通，与艺术共生依存。云南人没有敢为人先的气魄，没有投身创新果敢的精神。我们今天很少看到云南有优秀的企业家、创业者，就是没有“觉之命”去创造不朽的生命的驱动力，他们情愿窝在单位里本份守已。如果把江浙广地域的人比喻成《西游记》里孙悟空，那云南人就是沙悟净。
　　 我去云南丽江、楚雄、昆明、下关、大理等地，到那都能嗅到一股“茶文化”，“三道茶”循序渐进把人的舌腔引之入胜，云南人在茶文化体味着慢，反嚼着慢，这股茶文化的输出，使云南人做事慢条斯理，失了沸沸扬扬的生命热源，于是也就没了烫人的力量，没了浩荡的勃发，总是期待外来商业的造访。
　　 于是乎，云南人，就不需要艺术闹出太大动静，不需要文化给以警策，不需要谆谆教导。云南人在生活的艺术化与艺术的生活化相溶相化，他们婀娜身姿是点化生活艺术的载体，把自身的躯体当成曼妙的精灵。他们活得随顺、诚恳、自然，小富即贵，他们生命大化又哲学，与自然首尾契合。
　　 云南人古朴守拙以清心，平静如许的生活态度，正慢慢被时代内卷。他们开始怀疑、反思，他们走向自我灵魂叩问，向宗教信仰投下一注质疑的目光，幽深的神明世界，贴近了苍生，贴近了现实。他们穿上现代服装，将生命规整于事业，规整于知识。他们脸上慢慢晕开别样的云霓。
　　 与我同行的文友，一路称赞云南变化好大，特别昆明更具有了现代都市气氛；同云南人青年才俊聊天，他们的商业思维、前瞻性、哲思，非常独到有见解。
　　 云南人的生命本不该止于此，站在高原，俯瞰着华夏大地，亦步亦趋紧随。失去云南的中国，就失去了天堂的向往，失去了对自然的皈依。
　　 云南人人格可以走向更热烈、更宏广、更朝气、更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