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气节的王朝——自王朝建立伊始一直到灭亡，大明王朝不和亲，不朝贡，不投降，只有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也正因为此，大明王朝虽然也有不少荒唐的君主，也有宦官干政，但总体上还是称职的，因为从上到下都有气节。
　　 朱元璋出身贫民，饱受贪腐的官员欺凌，所以当他成为皇帝以后，对官员毫不留情，甚至发展出剥皮等酷刑，以整治官员的贪腐问题。一时间，官员们人人自危，在官场风气焕然一新的同时，也带来了弊病——读书人不愿、也不敢当官，因为官员是高风险行业，稍不注意就会受到严惩甚至掉脑袋。同时，事实上也造成了君主和官员们的对立：君主既然不把臣下当手足而是防着臣下，臣下自然也不会把君主当做腹心而也要防着皇帝。
　　 在中国，深受儒家熏陶的读书人，相对是重视气节的。宋明时期，儒学发展到程朱理学和王阳明的心学，又达到了一个高峰，对当时、对后世都影响深远。所以，那时的人们更重视气节就可以理解了。于是，大明王朝出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廷杖制度是皇帝给文官的惩罚，在造成身体伤害的同时，更是对文官的侮辱，因为脱下裤子打屁股，在刑不上大夫的时代，侮辱意味是显然的。但是，文官们却微妙地有以受到廷杖为荣的心理，似乎被皇帝打了，就说明自己尊重真理胜过皇权，是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行为。所以经常有一个大臣因某事被廷杖，马上就有其他大臣也为此上书，也被打，然后还有大臣心甘情愿为此而上书被廷杖。皇帝总不能一而再，再而三地打官员们的屁股吧，那说明自己是暴君了。所以，皇帝的权威，在某种意义上，受到了文官们的挑战和制约。
　　 中国的皇权，在理论上是至高无上的，但实际上，还是有道德伦理的制约，除了这个皇帝公开宣称，我是无道昏君，我就肆意妄为。当然了，一般人都不敢用道德制约皇权，但是，明朝的文官们敢。于是，明朝的皇帝，在某些问题上，面对着喊着伦理高调的文官们，有时还真没有办法。像嘉靖皇帝，想把生父移进太庙，就遭到了群臣的一致反对，以致形成了明朝著名的大礼仪事件，后来虽然嘉靖以皇威暴君之行径如愿以偿，但事实上，他一退位，他的生父就又被移出太庙了，他的儿子也不敢为此说好话。而嘉靖，也就在此事上不惜展示暴君行径，后来也收敛了很多，说明他也知道了文官们的厉害。皇帝不能称心如意，怎么办？有两种方法：一种是罢工，不上朝，不陪你们玩了，看到你们就烦，实行不见面审批。所以明朝不上朝的皇帝特多，倒不一定是他们懒政，因为事实上朝政运转还算正常。还有一种就是扶持身边人，和文官集团对抗。皇帝的身边人只有太监了，于是明朝宦官专权最为严重，也是源于皇帝对文官的不信任。特别是东厂西厂锦衣卫，自发的把自己站在了朝臣的对面，逮到机会就下狠手。当然了，这些人往往也得不到好的结果，因为文官们毕竟也掌握着权力，还掌控着道德舆论。哪怕到现在，提到厂卫，很多人不自觉的会脑补心狠手辣的得志小人形象。
　　 朱元璋出于对文官的不信任，干脆取消了丞相制度，他希望从此文官们没有了总头目，成了一盘散沙。明朝实行了内阁制，内阁本是皇帝的幕僚，逐渐成了政权的主导。权力本身就有集中的属性，内阁首辅逐渐成了事实上的丞相，虽然名称不一样。而当上了内阁首辅的人，不再是皇帝的幕僚了，而成了文官的代言人。原因很简单，皇帝总是从文官中挑选人出任内阁，这些人本质上还是文官。其实，丞相这个职位原本也是君主的家臣，顾名思义就知道了，只是后来中国家国同构的政治体制，家天下就是国天下，丞相才成了中国政治体制中的重要一环。这无疑是对朱元璋的嘲弄：你废除了丞相制度，建立了内阁制度，其实没什么不同。也就是说，中国政治体制有其自身运转的特点，并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哪怕这个人是皇帝。后来大清的军机处同样如此。
　　 内阁首辅，是群臣之首，具有两重属性：他是文官，代表着文官的利益；他一般又是皇帝最亲近的人，又体现了皇帝的意志。如果上下同心，当然没问题，可明朝的皇帝和文官，偏偏就不怎么对付，于是首辅就比较尴尬了，往往两面受气。像著名的张居正，权倾天下，皇帝，太后，宦官，大臣们，都信任他，他又能力非凡功勋卓著，应该是顺风顺水可以大展宏图的人生赢家了，可他任首辅时，同样会有人不满意，和他做对，弹劾他。他是清醒的政治家，面对弹劾他的人，也只是发发自己的牢骚，说说气话，在皇帝要惩治那人时，还得为那个人说好话。当然，我们可以理解为张居正可以撑船的宰相心胸，但其实他更明白，那个人代表的是文官集团，他无论如何权倾天下，都不能站在文官的对立面，而应该争取他们，和他们合作。即便这样，张居正死后还是遭到了清算。因为一个人想做事，想改革，就会做错事，就会得罪人，得罪人就有了想扳倒你的人，做错事就给了这些人以口舌。这就是中国历来的改革者，没几个完美结局的原因。像商鞅，是秦国崛起的最大功臣，却同样被杀，而杀他的人却延续了他的政治道路和政治理想，说明他其实没错。张居正这样的人都得到了清算，继承他的申时行就更谨慎了——他虽同样是帝师，但有张居正的前车之鉴，是万万不可大意，不敢得罪文官集团的。于是，他就成了文官们的出气筒，文官们有什么委屈就找他抱怨；他必须要为文官们做主，找皇帝交涉，又惹得皇帝不高兴，皇帝总奇怪这个应该和自己最亲近的人，怎么老是和自己对着干，以致有时候都不愿见他。这种情况，直到他最终离开了首辅这个职位才得以终结。这种文官体制，某种意义上造成了独特的大明王朝式的“立宪”，皇帝虽然拥有大权但也不能任性妄为，群臣们是敢于叫板的，而皇帝不管事也没关系，文官们会自动运转政治体制。
　　 海瑞是清官，也是中国官吏中的奇葩。他肯定不是合格的政治家，因为政治就是利益的妥协，你得正视各人的利益，才能正确的施政。在他看来，人就不应该有私利。而且他太耿直了，看到不对就要骂，就要管。我相信，所有人都会佩服这种人，但所有人也都不愿意和他共事，水至清则无鱼嘛。海瑞耿直到什么程度，皇帝不对也要骂。而且关键是，很多普通人看起来都是习以为常的事，他都认为不对，都要骂。当时的官场，他就是特立独行的奇葩。不过坦率说，当一个人看到别人都不对的时候，往往就是他自己错了。海瑞当然不会觉得自己错了，他坚持自己的清高人格，不与世苟同。这样的人，在任何时候都应该是被政治体制所排斥的，可以像屈原一样离开政治漩涡，自己诉诉委屈，赢得人民的尊敬和爱戴。但偏偏是在大明王朝，有了这样的人的容身之地，而且官还做得不小。这也是明朝文官制度的特色体现。
　　 大明王朝最后一批著名的文官是东林党人。他们是志士，是善人，与之敌对的就是大坏蛋魏忠贤了，这是耳熟人详的故事。但是，当崇祯皇帝即位后，诛杀魏阉，让文官们得志以后，让人没想到的是，道德高尚的人反而不如阉贼逆党了——魏阉虽说不好，但朝政还是稳定的，可东林党人执政后，朝政却一片混乱，说而不做的空谈之风大盛，诸事无法开展。再加上当时大明王朝内忧外患，朝廷要用兵，要内除叛乱，外御强敌，可打仗打的是银子，崇祯皇帝几乎以哀求的语调向大臣们化缘，可这些自命清高的人就是没银子，于是只能节节败退，直至亡国。更为讽刺的是，当李自成的部队进了京城，搜刮民脂民膏的时候，从这些喊穷的官员们手中搜刮的银子，比崇祯皇帝需求的，要多得多。崇祯皇帝临死时直呼文官误国，也为大明王朝的文官制度划上了句号。
　　 大明的文官体制，总体上来说，就是重视气节，重视道德标准高过重视皇帝和利益。体制无好坏，大明王朝受益于这种体制，也受害于这种体制。